回首20世纪中国美学，有足以令学界欣慰的成就——中国已当仁不让地成为世界美学大国。20世纪是西方美学危机的世纪，早在本世纪初，西方“许多智力过人的学者都已放弃了对美的本质的思考”，认为“美学注定具有悲剧的色彩” 。但美学却在中国得到长足发展，以至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美学依然流派纷呈，甚至高潮迭起。
回首20世纪中国美学，也有足以令学界辛酸的结局——到了世纪末，中国美学的危机同样来势迅猛，中青年美学学者在纷纷背弃或解构美学的同时，也开始对元美学 “合法性”进行质疑。
这是为什么呢？季羡林老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美学家“老跟在外国学者屁股后面走” 的结果。的确，如果再盲目跟着西方美学走下去，中国美学是没有出路的，要么是“转型”，要么是“破产”。季老文中提及的王德胜等先生，是“转型”派；同样美学出身的赵汀阳先生则是“破产”派。他曾尖刻地指出“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美学理论没有用处。”“美学只是一种手法”而已 。既然变成一种手法，哪里还有美学！因此，季老说“既然已经走进死胡同，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出死胡同，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建构一个全新框架，扬弃西方美学中无用的误导的那一套东西，保留其有用的东西。”
对季老所说“退出死胡同”“建构一个全新框架”的倡导，笔者虽深为赞同，但对于导致美学危机原因，却认为并非这样简单。美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方的学科，不学习西方，就没有中国美学。中国当代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不是由于跟在西方后面学习，而是由于我们学习中的盲目性，使美学学科建设中出现了许多失误。
一、观念上，对美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存在着误区。
多年来，我们把西方经典美学脱离开西方的哲学文化背景，作为纯粹人文学科引进，同时，又不断创造新的马克思“美学”体系、不断“继承”中国传统美学，希望能将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嫁接，并以“马克思美学”为本体生成新的元美学。其实，这样的美学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混淆了不同美学的学科性质。
美学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学科？在我们的美学研究中，这似乎是一个无需提出的自明性问题。翻开任何一本美学史，尤其是中国人编著之美学史，我们会看到，几乎中外古今所有名家涉及“美”的学术言论艺术思想统统被纳入视野之内，横串纵联，网络成篇，似乎人类历史上真有那么一门以“美”为探究对象的“美学”，流派纷呈、但学科性质相同，有某种与伦理学比肩平坐之学术地位。其实，这只是近现代人，尤其是专冶“美学”学者自作多情地主观架构。从严格意义上讲，人类从来就没有过同一性质的美学。同样“美”的“话语”，在不同学者那里，其语义所指、逻辑意义、哲理内涵是大不相同的。依据各自研究的方法和向度的不同，我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四种不同的美学：一大类是从属于哲学和人文学科的思辨美学、诗化美学，另一大类则是社会科学美学和自然科学美学。当然，这两类美学是有关联的，哲学人文美学自然也要摭拾一些美的经验羽片，但那只是它用来进行哲学思辨和美感体验的素材，它们往往是所谓唯心哲学或分析哲学、生命哲学、人本哲学、艺术哲学等等的附属，其美学往往是与相应哲学一体的自足世界；科学美学也有哲学基础，但它的哲学基础一般是科学的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哲学，这些哲学只是其探讨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的理性工具，其美学本身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便是所谓美学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特殊和复杂之处 。因此，那种希望把中外古今美学融为一炉，并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努力，只能是悲剧性。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
二、方法上，把“经典推演”作为美学治学的主要方法。
这突出表现在以马克思《巴黎手稿》中涉及美的话语为逻辑起点，推演建构各种美学体系。最近，朱立元先生著文批评了陆梅林先生从马克思“美的规律”论述中，推导客观美论的作法。其实蔡仪先生著名的“美是典型”说也是这样推导的：“凡是符合美的规律的东西就是美的事物。……那也就是说，事物的美不美，都决定于它是否符合于美的规律。那么美的规律就是美的事物的本质。……事物的美就是由于它具有这种规律。”这里的关键是把“符合规律”偷换成“具有规律”。“具有规律”虽然极不合常理，但却是蔡仪先生得以推出他的结论的关键环节。因为“美的规律就是典型的规律”所以，“美是典型”“是根据马克思的话的意思合乎逻辑地得出来的。” 这样的美学研究，其实恰恰违反马克思的严禁科学态度。我们应以马克思那样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美学遗产，不应轻言“马克思美学”或“马克思主义美学”。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的话，我想，他肯定会像他晚年严正声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典推演”的方法，并不仅仅表现在对待马克思美学遗产的态度上，同样也表现在对待西方现当代美学态度上。如果把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到某一西方美学理论和概念上，我们又怎能不陷入同样的“失语”困境之中呢？
三、技术上，对翻译词语的误读造成了美学概念混乱。
“美学”是翻译概念，中国美学研究所操作和运用的各种概念又皆有汉语语义，这样，把翻译的美学概念与中国传统概念搞到一起，或用汉语语义解读经典著作，结果必然造成大量的“符号陷阱”，成为内耗美学能量的“增熵”。
美学，有一大特点，就是似浅而深，似简而繁，似实而虚，“草色遥看近却无”，陷阱多多。尤其是中国人，因前人把“aesthetics”翻译成“美学”，便为美学在中国时而成为“显”学时而又成为“危”学埋下了伏笔。由于“美”是“漂亮”、“好看”、“美味”、“舒服”的同义、近义词，因此，各种“泛美主义”的“美学”便在中国大泛其滥。泛滥的结果却使真正的人文哲学或社会科学美学因缺少原创性的研究而陷入危机。当初，如果“美学”翻译为“感性学”或“埃卡学”或“审美学”，我相信，中国美学的命运今天便不会如此糟糕。西方的美学从来就不是显学，更没有如中国这样庞大的美学队伍。因为在他们那里，“美学”只限于哲学或艺术学，西方所谓古典美学的危机，不过是其古典哲学危机的伴生物而已，决不会像在中国这样影响一大批人的“美学”饭碗。中西美学这种差别背后确实与中西语言中“美”字的涵盖面直接相关。如季老所说，在中国当代的汉语中，“眼、耳、鼻、舌、身五官，几乎都可以使用‘美’字……”，而在西方，五官之“美”词，几乎皆不相同，而且，与“美学”无任何直接关联。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把美学概念与生活中“美”词语义区分开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从中西“美”字的不同语义分析出发，季老自己也陷入“美”的符号陷阱中去了。他认为，西方美学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它“仅限于眼、耳，是不全面的。”必须“把眼、耳、鼻、舌、身所感受的美都纳入美学的框架，把生理和心理所感受的美冶于一炉，建构成一个新的体系。”显然，这一新的“美学”体系，是依据中文中“美”字的语义建构的，以研究人的“美”的生理心理感受为对象的。尽管在汉语中，它或许可以称为“美”学，但却不是通常作为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美学了；这一“美”学，就其性质归类而言，是“快感”生理学或“享乐”社会学。
四、功用上，美学研究脱离大众的审美实践。
当代美学研究越来越经院化、贵族化、教条化。从这一点上说，赵汀阳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美学研究，无论多么深入和细致，都无法消除我们在艺术活动中所可能遇到的任何一个‘审美上的困惑’。”包括实践美学理论在内，都对审美实践缺少实际的指导意义，结果形成现实生活中的大众对美的需求越来越多，而美学阵地越来越少的强烈反差局面。
当代中国美学之所以脱离实践，从客观方面讲，是由于我们在美学学科定位上的误区，不重视对社会科学美学的研究，因而，使各种部门美学缺少理论支持，难以建立真正的学科体系；从主观方面讲，则是由于美学学者重思辨轻实证的倾向。譬如，近年来崛起的审美文化研究，应当说对于反拨传统美学经院化倾向是适时的。但由于审美文化研究本身依然存在一个缺少理论基础、学科定位不清晰的问题，由于参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学者依然习惯甚至迷恋于传统的思辨研究方法，因此，审美文化研究兴起不久，本身也出现脱离实践和“大众”的经院化的倾向。
其上，症结搞清了，中国美学如何走进21世纪的问题便好回答了。
首先，应明确美学的学科性质。西方的传统的思辨美学，不等于美学的全部。中国传统的诗化美学不具有完整的学科形态，需要提升，但不能与西方美学“杂交”，提升后的中国美学也是诗化美学，而不是思辨美学。诗化美学与中国的文论、艺论相结合，可以使中国美学走向世界。鉴于哲学本身的困境难以摆脱，21世纪应当重点建设的是科学美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美学。科学美学同样不应与西方经典的思辨美学和中国的传统诗化美学混淆。21世纪，应当是思辨美学、诗化美学与科学美学（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美学并存的时代；也应当是美论、美学史、部门美学与各种泛美学之间划清学科边界的时代。
其次，彻底扬弃美学研究中的伪科学研究方法，21世纪不应再出现打着马克思旗号却贩卖自己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同时，也应当防止出现照搬或炒作西方当代美学的“泡沫美学”。
再次，应靠专家持续努力，进行美学概念的清理、匡正、疏义，中就是中、西就是西；古就是古、今就是今，建立规范化的美学概念。
最后，以科学的美学普及为基础，发展部门美学，使美学与大众生活密切相连，指导提升生活中的美，使大众真正学会根据“美的规律”“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实现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美育的宏愿。
最后，对跨世纪的青年美学学者而言，必须明确自己主攻的美学学科的性质。否则，美学的悲剧很容易成为美学学者自身的悲剧。笔者在“面壁一十五年”建构所谓“审美系统模型” 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美学是投入产出最不经济的学问。如果笔者这一社科美学体系能在21世纪中国社科美学建设作出些微贡献，则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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