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狱门”边的“话语”对峙：
《红字》第一章开头是这样描写“狱门”的：
按此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估算出波士顿的先民们在康海尔附近建造第一座监狱的时间：它大体同在艾萨克·约翰逊的属地里划出一块地作为第一座墓地的年代相近。后来便以约翰逊的墓为核心，四周又建了许许多多坟墓，扩展成了英王礼拜堂的老墓地。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该城镇建立十五至二十年之后，这木结构的监狱由于风吹日晒已经显露出种种苍老的痕迹，给那扇狰狞和阴森的大门平添了一层凄楚黯然的景象 。栎木大门上沉重的铁器锈迹斑斑，看上去像是新大陆历史最悠久的老古董。跟一切与罪恶相关的事物一样，监狱似乎从来没有青春。在这座丑陋的建筑物前面，从房子的外墙到压印着车辙的街道之间有一块草地，上面杂乱地长满了牛蒡、蒺藜、毒莠等等这样一些不堪入目的野草。野草显然有着跟这块土壤意气相投的东西，因为这块土壤早就让文明社会的一朵黑花----监狱在它上面扎根蔓生。说来凑巧，就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槛边，倒真的长着一丛野玫瑰。在当前的六月里，像宝石般精致的花朵争妍竟放，使人浮想联翩，觉得它们仿佛在向步入监狱的囚徒或步出监狱走向刑场的死囚奉献一份温馨和妩媚，借以表达大自然对他们由衷的怜悯和仁慈。[1]
《红字》是从一群闲人议论一个被囚禁的通奸犯开始的。从叙事形式上看，小说具体化了一个主要的冲突---由个人的努力达到的救赎和由社会强加的救赎之间的区别。霍桑描绘了一幅社会强力否定的画面，具有使个人的抉择显得更有吸引力的效果或功能，这种抉择被恰当地描绘为隐藏在开阔场景中的一扇紧闭的门后。
毫无疑问，人们会感到这段文字含有一段潜文本。那“栎木大门上沉重的铁器锈迹斑斑”以其斑驳的姿态告诉读者这里关着的世界在构建上已经很陈旧，预示着狱门内即将登场的这颗内心与新英格兰土地现存文化的对立，但这颗心灵的异域色彩与门廊边的“野玫瑰”的精美可以媲美，她如同宝石般珍贵，芬芳而温婉，娇美而宽容。一群“罪恶植物”强势般地占领着这片不太大的草地的大部分空间，守望着“牢狱”这片土地。霍桑在这段不长的空间描写里展示了两种文化的对决，巧妙地引申为社会对“出轨”女性的压制，也表达了对人性最深处的激昂情欲的认可。即使这“野玫瑰”似的异质态文化只能根植在“门限”上，根本没有一块土地让其有家园感，但“野玫瑰”依旧为人间的一段“非法”的真爱喝彩。在对“狱门”口小空间的描写里，美与丑是并重的，这种并重是对社会多元价值体系的认可，也暗示着社会话语权的更迭与流变。在“你刚唱罢，我登台”的话语争夺中，让读者体会到了“胜利永远是人们心中的东西。”
二.公众空间里的灵魂蒙羞与话语缺失
《红字》中“市场”一章，作者通过描写人物活动的一段空间的渐变明确出海丝特·白兰的身份。故事发生在“二百多年前，一个夏天的早晨，波士顿监狱街大牢门前的那块草地上万头攒动，众人的眼睛都牢牢地盯着布满铁钉的栎木大门。”[2]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公众空间下，霍桑随后就写到“前来观看的人总是摆出肃穆庄严的姿态，那种跟他们身份相一致的姿态。他们把宗教和法律几乎完全视为一体，而两者在他们的性格中又完全融为一体，不分彼此，”[3]这个公众空间无异于是一段法律的代言人，代表着特殊社会的价值评判体系。
在那时，从狱门到市场没有多少路。不过按照囚徒的体验来丈量，那可算作很长的一段路程; 虽然她傲然前行，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她每迈出一步都感到一阵巨痛，似乎她的心给抛在街上，任凭他人吐唾沫和踩踏。海丝特·白兰几乎是以一种安详的神态来应付这一阶段对她的折磨。她走到了市场西端的邢台边。那邢台几乎就竖立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屋檐下，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物。[4]
海斯特·白兰傲然走在不太长的线性空间里，在这段与他者们共享的空间中，她独享着对生命的审美体验。
事实上，这个邢台是整个惩罚机器的一部分，从过去两三代人到现在，它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物了;但在当年，它却像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人们把它视为教育人弃恶从善的有效工具，简单说来，这邢台是一座颈手枷的平台，上面立着那个惩罚用的颈手枷，枷套把人的头颈紧紧地夹住，使人只得引颈翘首供人观瞻。这个用木与铁制造的刑具充分体现了要让人蒙辱示众的思想。依我看来，没有别的暴行比它更违背我们常人的人性;不管一个人犯了什么过失，没有别的暴行比不准罪人因羞愧而隐藏自己的脸孔更为险恶凶残的了，因为这恰好是实行这一惩罚的本质。[5]
一个女主人公的形象是在一个公众空间里渐渐明朗的。这个公众空间如同一个开放的法庭，它越有气势，就越显得语言缺失的矛盾越加明显，且令人质疑。这是一个袒露与掩盖、真实与虚伪共存的公众空间，其间叙述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
每一个人不但自身感受到这种冲动，同时也从他周围人身上受到感染。在教堂里，这种冲动本来已经难以遏制，而如今到了一个空旷的天地里，它便呼啸而上，直冲苍穹。这里人潮如涌，群情激昂，足以产生出比狂风的呼啸、雷电的轰鸣、海涛的怒吼更为震撼人心的声响;许多人的心连结在一起变成一颗巨大的心，形成一股团结一致的冲力，同样许多强有力的声音融汇在一起，掀起巨大的声浪。[6]
小说的开始与结尾都定格在这个具有互文性的公众空间中，体现的是二元对立的张力。在这个本应该是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刑台空间，欢呼声却逐渐消失，最后变成窃窃私语;在这个必须要人讲话的地方，海丝特·白兰只能是无语的;在这个必须要有一个有底气发言的地方，丁梅斯代尔却越来越虚弱和苍白。他们的心永远是向着人性中的神性挺进。柏拉图曾讲过：“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心灵（或灵魂）向‘神性’的靠近与合一”。霍桑显然是让海丝特·白兰成为整个小镇上的代表人物，并在这个公众空间里点滴细节都让她保持着中产阶级一分子应有的尊严和优雅，而成为最幸福的女人。 以孤独的身份立足于世的海丝特·白兰，“她是被社会排斥在外的，孤苦伶仃，仿佛住在另一个世界里。”[7]离开公众邢台后的海丝特·白兰从定期的喧嚣空间转移到固定的一个宁静空间----小茅屋，她的心里会时常显现站在邢台空间上的遐想：
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竖着颈手枷的邢台是一个观察点，它向海丝特·白兰显现了她从幸福的孩提时代以来走过的全部历程。她站在那个凄惨怆凉的高处，再一次见到了她在古老英格兰故乡的小村子以及她父母的家园;那是一座凋敝的灰色石屋，虽然看上去是一派破落的样子，但门廊上还保留着一块依稀可辨的盾形家族纹章，标志着古老的家世。在她记忆的画廊里接下来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是欧洲大陆某个城市里纵横交错的狭窄街道，高高的灰色住宅，宏伟的天主教堂，古色古香、风格奇特的公共建筑物;在那里一个崭新的生活曾经等待着她。[8]
在心理身份中，海丝特·白兰体现了父权社会所需要的隐忍、克制、牺牲、博爱等女性气质中神性的一面，是真爱的代言人。站立在邢台上的她从公众空间逃避到自己的精神空间里寻找到一份安慰，她与社会价值观是不相容的。
我们看到，霍桑在多部作品中运用空间的转化来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例如，用一个特定空间所在地作为小说的章名，《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的“市场”、“狱门”、“总督府大厅”;《玉石人像》（The Marble Faun）中的“米莲的画室”、“圣母的神龛”、“一位雕塑家的工作室”、“在悬崖边上”、“ he Seven Gables）中的“平琼家的花园”、“拱顶窗”等。霍桑写的每个精心编织的故事似乎就像一张张网，每个结点都蕴含着深层次文化元素，而每个结点间的过渡都散发出象征体系背后的一部新的潜在文本。霍桑以情欲为主题的小说《红字》尽管没有直接的等描写，但对自然空间环境的描写从一开始就让人们听到了生命的形而上质的特征。
参考文献
[1][2][3][4][5][6][7][8][美]霍桑：《红字》，姚乃强译，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0页，第41页，第41—42页，第46页，第46—47页，第227页，第72—73页，第49—50页。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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