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是香港女作家西西的成名之作，全文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以其自始至终的“我”的单一视角与意识流的叙事线索，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实，此前已有学者察觉到西西独特而细腻的叙事方式，但却未有人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做深入的叙事分析。因此，本文力图从叙事方面进行开拓，通过对《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人物形象展开细致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矛盾悖反，从而揭示“我”的不可靠叙事者身份，品味作者叙事手法的简洁与意味深长。
关键词：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西西 不可靠叙事者
香港女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以下简称《像》）是一部内心独白式小说。“我”是一名遗容化妆师，却从未向我的恋人“夏”明白告知。今天，他将要去“我”工作的地方参观，“我”的爱情在此时也被引向了一个未知点。整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展开讲述，全文充溢着“我”淡淡的忧伤，使人不知不觉地陷入到“我”那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故事中去。然而，“我”的叙述者身份却是可疑的，我的叙述中处处潜藏着矛盾与空白。“我”企图交给读者一个爱情悲剧，而听者之意又是如何呢？
一、叙述——第一人称自白
（一）、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
视角是“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1]视角的承担者通常有两类，一是叙述者，二是故事中的人物。而在《像》中，作者始终以“我”为叙述视角，由“我”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在“我”身上，实现了叙述者与主人公的统一。我们知道，视角主要分为三大类型：非聚焦型、外聚焦型与内聚焦型视角。非聚焦与外聚焦通常会呈现出叙述者与人物的分裂，而内聚焦则由于以某一人物的视角为出发点，叙述者与人物的界限通常难以分辨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像》就是这种典型的“我”的内聚焦。当然在内聚焦中，也可以进行视角的切换与转移，从而扩大叙述，但这篇小说却始终采用单一的“我”的视角，由此呈现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即全文的叙述都是凭借“我”的感官去看、去观察、去呈现，自始至终浸润着“我”对事件的理解，使得被叙述的故事始终通过单一的“我”的意识现出。在这一视角的设定下，《像》在叙事上也呈现出自身的特色：1、主要叙述内容是“我”的意识流。因此所有的事件都经过“我”的视角的过滤，以“我”的意志为枢纽展开;2、“我”的视角主要是一个认知性视角，作者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知视角所能传达的对外部的感知，更多的是“我”对事件、对他人与人生的认识与理解。
在把握了这篇文章的叙述视角后，我们来探究一下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声音与视角关联密切，却不能完全等同。比如在许多作品中，视角是人物的，声音却是叙述者的。所以，应该说“叙述声音来自叙述者，叙述者是陈述主体，它与视角一起构成叙述。”[1]这篇小说中，叙述声音来自“我”，“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成为了一个同叙述者;“我”同时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叙述者，虽然不同于某些外聚焦或者是不直接介入评论的全知视角那样地弱化叙述声音，“我”的叙述始终存在，但文本仍旧创造出了一种真实的幻觉——读者仿佛倾听一个女子内心的声音。因此，尽管“我”的自我意识很强，但这种自我意识并非是引导读者去揭示虚构，而是通过强化叙述创造一种“我”的意识流动的真实氛围。我们似乎面对着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与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弥漫着物质气息的当代都市，她的生活、经历是那么的真实。总之，《像》全篇采用“我”的第一人称的自知性视角，文中也不存在着一个高于“我”的叙述者，因此声音与视角基本吻合（尽管声音与视角的分裂在“我”的潜在意识中应该说是分裂的），从而创造了一种极强的真实性。但这看似和谐的叙述，实际上是通过强化“我”的主观性来引导读者用他者的眼光来探寻真相。
（二）、叙事性话语与非叙事性话语
通过对叙事视角与叙事声音的分析，我们发现《像》是一篇很典型的意识流小说。那么，它是如何展开叙事的呢？首先，它采用的是心理空间的情节连接方式。小说以“我”的意识活动为支点，自由组接序列，因此在时间上跳跃错乱，由大量的闪回片段连接而成，这些零碎的情节是围绕人物意识不断地往复与拓展。其次，是情节冲突的内心化。不同于戏剧式情节从“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情节模式，在《像》中，冲突被淡化，由外部移至内心，大量的非动作式情节因素填充进来，正是这种内在冲突层层推动着情节的发展。最后，我们回到“作者的读者”的立场上，将自己从“我”的叙述中脱离出来，就会发现整篇小说呈现的是一种非线性的开放式情节结构。在其中，被叙述的事件并非一个整体或是真相，而是存在多重可能性。但如果你一味地沉溺于“我”的叙述，就可能被“我”的思绪所淹没。
同时，《像》作为一篇心理性小说，它所采用的“我”的视角不是单纯地用于通过人物内聚焦来展现事件，创造戏剧性感受，而是要表达“我”对事件的理解。因此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非叙事性话语。这些话语是公开的、直露的，但却不同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中叙述者的公开评论或是现代小说中叙述者跳出来揭露虚构的那种方式——其都旨在打破作品的真实性幻觉。在《像》中，这种公开的评论被隐蔽化了，它呈现出一种戏剧性评论——借“我”即主人公之口表述出来。主人公的认知性视角使“我”所叙述的话、表露的观点都是那么的自然而真实，读者并不感到有叙述者的操控。总之，利用“我”的视角，将“我”的个人观念与事件相融合，从而实现了一种完全主观化的叙述。一方面，这种方式能使读者成为“我”的聆听者，他们相信“我”的存在，相信我的叙述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但作者的意图仅仅在此吗？只是想创造一个非常真实化的人物吗？或只是去讲述一个爱情悲剧吗？可以发现，在“我”的叙述中，其实蕴藏着相悖的种种矛盾，而这种矛盾是“我”所未察觉，并不经意间展示出来的。这个真实到偏执的“我”，其实在自己的叙述中潜藏了关于事件、关于真相、甚至是“我‘的内心深处的多可能的诠释。
二、矛盾与空白
（一）、视角的有限性
以第一人称自知视点为叙述视角可以充分展现”我“的内心世界，创造出很强的真实性与模拟性。但作为一种固定性内聚焦，这个视角本身又具有很大的有限性。因为它只能展现“我”的内心却无法透视别人的情感活动。这种有限性限制了读者对小说世界的信息的获得。那种小说叙事的无所不知的优越性在这里失去了生命力。那么，是否不能洞悉一切对读者来说就意味着失去了小说叙事的独特魅力呢？答案是否定的。作者以“我”的视角展开叙述，缔结全文，且未进行视角切换，其意图就是利用单一人物视角的有限性凸显“我”的绝对化的主观意识。在《像》中，读者所能洞悉的只有“我”意识，所聆听的只有“我”的叙述，但对他人的内心却是一无所知。比如我认为“到了那个地方，一切就会明白了。夏就会知道他一直以为是我为他而洒的香水，其实不过是附在我身上的防腐剂的气味罢了;他也会知道，我常常穿素白的衣服，并不是因为我特意追求纯洁的表征，而是为了方便出入我工作的那个地方。附在我身上的一种奇异的药水气味，已经在我身上蚀骨了，我曾经用过种种方法都无法将它们祛除，直到后来，我终于放弃了努力，我甚至不再闻得到那股特殊的气息，夏对此却是一无所知的。”[2]这是来自“我”的主观化的灌输，甚至可能是“我”的纯粹的臆造，夏的真实想法究竟如何呢？我们无从得知。同时，由于一切叙事都是在“我”的内心进行的，事件在连接上也是错杂跳跃的，许多事件，我们得知的只有那冰山一角，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空白。作者利用视角的有限性所创造出来的“我”与他人、“我”与夏、甚至“我”与自身的相悖将矛盾与未知的空白凸显出来，等待读者的发掘。
（二）、对比与反讽
《像》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在于“我”的叙述隐含着种种矛盾，读者完全可以在“我”的话语中读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事件。在“我”那悲观的、冷静的、自怨自艾的语气中，充满了对比与反讽的意味。这种对比与反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的悲观、冷静的语态就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在“我”的娓娓道来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悲哀却又冷静的感受，这使得“我”的叙述与“我”所谓的命运的悲剧完美地融合了。但其实这种语态最容易滋生反讽意味。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看出其中潜藏的种种矛盾——我对爱情的渴望与冷静的叙述;我对夏的期待与认命的悲观;我对自身的肯定与自卑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悲观的叙述语态仿佛成了一个面具，掩盖“我”充满渴望的内心世界，从而凸显出“我”的内心的强烈冲突。其次，我们从话语模式来探究。文中主要以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展开叙述，其中最多的是“我”的自白。自白是一种主观化倾向极强的叙述方式。一方面，加强叙述者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却又非常容易产生人物的自身的对立。而作者正是了利用了这点。此时，我们需要作为一个“作者的读者”而非“叙述读者”，才能发觉“我”的自身的对立。文中的另一种直接隐语是人物对话，对此，作者采用了一种戏剧式的还原。这对揭示反讽时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看到对话的内容，却无法探至人物内心。比方说在“我”与夏的对话中，存在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即交流信息差。如
夏说：那么，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答：替人化妆
夏说：啊，是化妆。但你的脸却是那么的朴素。[2]
可以说，在他们含混性的对话中处处都是能指与所指的不同，我与夏之间并非实现真正的交流。而这种差异与其说是“我”与夏的交流所造成的，不容说是来自于“我”自身的矛盾。正因如此，“我”的叙述与事实真相在此处发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最后，我们要通过非叙事性话语来发现歧义。我们知道，文中充斥着大量的“我”的主观评论，这些显在的评论具有特殊的分辨价值。第一，要分辨出修辞性评论的声音。这个角度要从作者来看。虽然“我”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但“我”仍旧是作者的产物，作者在对“我”的话语的编制上隐藏了某些倾向，在文中通过“我”的叙述以修辞性手法表现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比。例如，通过“我”口中的夏与“我”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处处是夏与“我”在能指与所指上的差异，使得故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潜在结局，而“我”与怡芬姑母的关系，则由于一种相似性被“我”以所谓的命运的方式连接起来，从而导致了“我”对自己爱情悲剧的认可。但对读者来说，这种现实与命运的相悖却产生了歧义。第二，则是含混性评论。体现在“我”在完成自我认知的过程中产生的反讽。“我”认为自己没有知识所以只能从事这一职业与“我”有很好的技能与收入的反讽，“我”认可的自卑、孤独、不会表达的自我与’我”所体现出的勇敢坚定的性格的反讽等。总之，通过这些潜在的矛盾与空白，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开放式情节，其中掩藏着主观与客观，叙述与现实，话语与潜意识的种种相悖。
三、人物——未定性
我们之前已经探讨了《像》在叙述上的特点与其中隐藏的内在矛盾。那么要发觉“我”的不可靠叙述者的身份，还要在听完“我”的叙述后反推“我”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我”的形象具有两大特点：
1、心理性。在《像》中，西西透过一个单一的女性视角，始终用一种平静、细腻的笔触刻画着一个女子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展现出主人公“我”敏感、忧伤但又独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篇小说是一个女子的内心独白。全文以“我”的意识流构成全篇，重在透视、展现“我”的内心，而外在的形象描绘、情节冲突都被予以淡化。因此，在这篇小说中，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像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一个形象生动，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我们也无法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她，因为小说展现的是“我”的内心，而无外人的渗入。总之，“我”是一个心理化的人物形象。作者希望读者探究的是在“我”边缘化的身份之下所隐藏的的坚强性格、女性意识与“我”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同时，由于他者眼光的零渗入，“我”这个人物也呈现出一种极强的主观性。因此作为读者我们必须知道，主观性的人物形象不能依靠单纯的叙述去把握，必须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相对客观的立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阅读中，发现“我”的叙述与内心的渴望时常相悖。在这里，那些先在的关于人物的特性论、行动论、符号论仿佛都失效了，只有人物心理被抬升到至关注重要的位置。让我们感到，“我”不是一个可以被某些结构框架分解的人，而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的身上充满着值得探寻的未知性。
2、人物是一个建构过程。我们之前已经说了这篇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无法被某些先在因素去概括、分析的人物，“我”是一个未定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在“我”被产生出来的那一刻，就在不断地进行着说话的“我”与话语中被表现的“我”的分裂。在《像》中，读者必须要从“我”的叙述与对“我”本身的分析这两方面去把握，在分裂中发现“我”的分歧，发觉“我”叙述中的不可靠因子，从而揭示出“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其实，不光是“我”，小说中呈现出的其他人物也都具有这种不定性。比如夏和怡芬，因为“我”叙事视角的有限性，他们形象与性格，它们的真实内心都呈现出一种空白。可以说，正是这种模糊、暧昧的不确定意味，使故事衍生出多重发展的空间，也使小说的意味得以开拓。
有人说西西的小说荡涤了惯常思维定势所形成的谬见，让读者看到了“习见之权威话语的专断与独裁”，更让读者知悉了“那被惯势重压着的卑微角色为自己所进行的辩护，听闻了另一种声音对习见的冷峻棒喝。”[3]《像》这篇小说正是以一种看似简单却独特的方式——塑造“我”的不可靠叙述者身份来加深对生命的认识，强化对现代人的生存及其存在价值的追问。这种潜在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成了读者解读社会与自我，表象与真实的突破口。
总之，“我”是这样的一个女子，享受孤独，敏感哀怨，却又独立勇敢，坚持自我。在西西淡淡的忧愁中，在细腻的笔触下，却蕴含了对人生的无尽思考。而小说悬而未决的结尾，让读者在沉浸于文本的同时，不得不重新来审视我们所面对的生活与最真实的内心世界。我想，作者我所想要给予我们的，也不是一个阐释的终点，而是对于文学、人生永恒的思考。
参考文献：
[1]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西西，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M]，台湾，洪范书店，1984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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