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传播的途径有词集、传唱、题壁（题画、题扇）等，以前两者为主，尤其是歌筵绮席的传唱，这种传播方式对宋词的审美特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清代，词乐久已失传，词的传播途径几乎完全依赖于词集，一些传唱、题壁（题画、题扇）是极为个别的现象。而对于词集而言，评点是推动它传播的有效方式。词学评点起于宋，然至清初才蔚然成风，据笔者目前统计，已有两百余本词集评点本。评点是清代词学复兴的突出现象，可以说，评点促进了清代词学的复兴。
一、小众读者：词集在评者圈中的传播
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以“读者”的身份接受文本，同时又作为批评者、知情者担负着向潜在读者传播文本的职责。他介于作者与潜在读者中间，三者之间形成这样一种传播、接受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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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评者之间是文本传播的第一阶段，他们共同致力于向读者传播文本，评者的目的自不待言，作者同样主动借助评者的力量达到宣传的效果。围绕着作者与文本，评者构成固定的小众读者群，他们介入文本的创作，与作者双向互动，最终以评点本形态展示出一个直观的传播接受过程。
这一阶段的传播属于人际传播，特点是：作为传播者的作者与作为接受者的评者之间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圈”中，他们彼此相识，于评点过程中密切往来和交流信息。
一部词集的评者构成可以分为亲友、名公大卿两类，当然两类存在着交叉。清初词集评本的评者大部分数十以至成百人，基本为作者相识的亲友，一部评点本可以说是作者的交游录，而评者之间并不一定全部存在交游。清文人得以通过科举跻身仕途者毕竟属于少数，沉沦不遇的文人多有游幕或清客的谋食生涯，他们转游各地，通常以诗词为贽，拜谒权贵或文士，交游中结为友朋。因而这一类文人的词集评者又以作者的游历被划分为若干交游圈。因此，一部词集的评者亦有群体之分，如丁澎《扶荔词》、徐喈凤《荫绿轩词》、王晫《峡流词》、金烺《绮霞词》、叶光耀《浮玉词》等词集中，评者群体都有百余人的规模，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当附带友人评点的词集稿本在众位评者中传阅时，实际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媒介，评者不仅与作者对话，相互之间也在交换着对文本的认识。评语的对话性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与作者的对话，评者之间的对话，以被评稿本为文学交流的载体；其二是指向读者，以阐释文本来引导读者对词集的接受。前者是当代评点的独特之处；后者在经典评点中比较常见。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内容丰富，大致有词事的追忆、情感的共鸣、艺术的探讨这三类。词人所写之事为评者所熟悉或同为参与者，评者会接续词作者的话题补充各类信息，此类对话是评语文献价值的主要来源。比如金烺《蓦山溪·九日同王季来、吕五荀登识舟亭》一词，何而菾评云：“秋色江光，恍然在目，是年予亦客鸠兹，惜不与同登为怅。”[1]何而菾虽没有与词人一同登览识舟亭，但亦于同年客游鸠兹，由此引发评者与作者一同追忆当时的“秋色江光”。对话中补充了作词的地点，也交代了评者的游踪。
评者喜于词后抒情写志，与作者共鸣。以金人望《瓜庐词》为例，集中唱酬、赠答之作颇多，其友人的评点多以对话的形式与作者同声相应。《金菊对芙蓉》是以词代书，寄赠里中友朋，序中说明作词目的：“岁暮偶过海曲，有以春联索书者，颇得酒食，用报里中数知己。”词中回忆往岁此际正与故园友朋赏梅，并设想此时友朋应在赏梅而怀念自己，“忆故园数子，结伴寻梅。梅边忍动怀人句，应念我、久客燕台”。结句则设想这首词寄与友朋阅读时，他们定会为词中趣事“笑口齐开”。这首词由垂荷评点，垂荷不详其人，据其评语推断应是金人望所云“里中数知己”之一。他的评语为：“正动观梅之兴，忽来戛玉之章。及呼同人齐开笑齿，先生何料事之神也？”[2]由评语可知，这首词寄与垂荷，评语则作于其收到词作之时，写得非常生动，极具现场感。有时，评者并不一定是词作指向的对象，仅出于有所感触而与作者交流。如吴启思评李渔一组惜春的《减字木兰花》词，云：“四阕如燕语莺啼。所谓汝正伤春，我又悲秋耳。”[3]429词作惜春，评者悲秋，评者只是借评语告知作者当下的心绪，起到交流情感的作用，联系其间的或是对时光的感触。
评者与作者的对话中还包括对词作艺术的探讨，主要分为对词作艺术性的惊叹和对原词的修改意见。前者如曹贞吉《御街行·和阮亭赠雁》一词，王士禛评曰：“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4]又如徐如蕙《眼儿媚·画松》一词，芳丛评云：“标题东坡句好，子美诗佳，此词不知好否、佳否？吾妹试反而自问。”[5]对词作的修改意见一般都指向用词遣句、音韵格律等层面，仅出现于稿本评语中。
有时词集评本中每首词的评者不止一人，评者之间也会发生对话，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比如曹贞吉《珂雪词》每首词都有数位评者的评语，最多时竟达八位。评者之间的对话侧重于讨论词作的艺术。如《爪茉莉·本意，和蛟门用宗梅岑韵》一词，彭孙遹评曰：“咏物诗词，贵在取意不取象，写神不写形，如此结语，妙在形象之表。”陈维崧评曰：“后段四十二字，无一字说茉莉，却无一字不是茉莉。正词家三昧也。羡门言是。”[4]这种对话虽然有所重复，但多方的确认表明了词人的某种特色与成就获得了公认，而非一家之言。
评者与作者、评者之间对话式的评语，很明显旨在加强亲友间的交游，而非指向词集刊刻的宣传，后者体现为评者从批评者的角度评论词人词作，以指引读者接受。词集稿本在评者群体中传阅、品评是独特的传播过程，以其内向性将作者与众多评者凝聚为群体，而评语亦作为词作内在的延伸，与原作融合为整体。
二、评者对词集的宣传
评者同时又作为传播者，面向大众传播，旨在向潜在的、未知的读者推广作者与词集。评语的传播特征外在的表现是它的宣传色彩，类似于现今的广告效果；内在的则是以对文本的解读，促进、引导读者对文本的积极接受。
评点的宣传性与文本的两个功利目的密切相关：作者立言不朽的愿望和文本的商业盈利目的。传统雅文学通常更倾向于或仅具备前一动机，与通俗文学浓厚的商业营利色彩有所区别。文传则名传，对传文的认识激发了作者、传者刻印文集的热情。立言不朽必须借助言得以传播为前提。自宋以来，人们已充分认识到传言以不朽，宋代也成为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因此，刊刻别集或编刻书籍以实现立言不朽，成为宋以来历代文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清代词集的刊刻主要是出于立言不朽的目的，文士希冀能刻集传世，即使生前未能实现，后人、友人也会努力达成其遗愿。尤侗为其早逝友人汤传楹刻集《湘中草》（为诗文词全集），其跋云：“吾友虽殁，幸有后死者在。诗与文已定矣，可以传矣。世之作而无述，述而无传者何限？若予年齿既久，笔墨遂多，其传不传固未可知，求其相知定我文如卿谋者，已不可得。古人所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6]即道出为友人刻集是传其名，并忧虑己文的传与不传。陈玉璂自责“丽农稿在而惜尚未刻，同人均有责矣”。盖因立言、传言是文士的使命，且亦成为其亲友的职责。
诗文词集的商业盈利性在立言不朽的宏伟精神的对照之下，很少被研究者注意，其实就词集刊刻而言，它在清代词学复兴的背景中是一项获利颇丰的商业投资。李渔是清初戏曲、小说大家，同时为名副其实的书商，其经营的冀圣堂、芥子园是清初著名的书坊。书坊盈利是李渔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清代词学大振，仅顺康两朝，词人与词作数量已超越前代之总和。创作兴盛的背后必然是以读者市场的繁荣为支撑，李渔以商人的敏锐眼光，洞察出词集刊刻的盈利空间，他及时刊刻词集《名词选胜》、《耐歌词》与词话《窥词管见》。与正统文人不同，李渔是一位世俗型文人，他在《名词选胜》序言中喜不自禁地讲述刊刻词集是如何的获利，序云：“十年以来，名稿山积，缮本川流，坊贾之捷于居奇者，欲以陶朱、猗顿之合谋，举而属诸湖上笠翁一人之手。”[7]35
由此，评者的评点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推誉作者、作品，以传其名，以广其利。为增强评点的宣传效果，一部词集邀请众多亲友品评，以群体的称赞壮大声势。同时作者、编选者更倾向于邀请名流评点，因为评者若具有一定权威性，他的延誉、推褒比普通评者更有利于作者的成名和作品的流传。在传播学中，传播者的权威性是具有使受众相信、听从的力量、威望和地位的特质。通常，传播者愈有权威性，其传播的影响力就愈大，受众就愈信从。一些词集评者数十成百人，而评者是否于卷首署名则视其于文坛、词坛的名望，与评者是否为主评者并无必然关系。比如沈朝初《洪崖词》附于《不遮山阁诗抄》，该本题“新城王阮亭先生鉴定”，但词集部分王士禛并没有参评。又如汪灏《披云阁词》，题“新定毛会侯先生点阅”，而实际评者共65人，毛际可评语仅8则。作者、编刻者的这一做法是运用名人效应的营销策略，所谓“开卷即睹雷名，与作玄晏无异也”。[7]212皇甫谧，号玄晏，为左思 《三都赋》作序，从而左赋为世所重，因此“玄晏”用为待人题品延誉的典故。
清词评点为作者、作品增价的通常做法是将其与宋代和当代的名家、名篇相提并论，或称赞其在某方面超越前人、时人。清词在创作与理论方面较宋词有众多突破，这使清人评词充满了自信，唐宋词在清人眼中并不是不可超越的绝作，他们乐于在评语中推尊今词，称颂词作在用词遣句、构思情感、章法技法等等方面媲美，甚至超越了唐宋名家。这是否仅仅是评点的“标榜声气”？有一些被评者认为“直追淮海”、“夺温韦之席”等等的词作，实际水平的确名不副实。而有一些词作，其感发力量与艺术性堪与唐宋名家名篇相比，更有超越之处。比如龚鼎孳《菩萨蛮·七夕饮慈仁寺松下》一词，纪映钟叹曰：“古直苍凉，令我泪如铅水。后半阕末二语又何其温细乃尔耶？固当合学士、屯田为一人耳。”[8]王士禛《塞翁吟·和清真韵》一词，邹祗谟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梦窗有其瑰琢而无其流丽。作僻调具如此风致，两宋好手，恐当避地三舍。”[9]这两首词的艺术性都很高，对原唱有所超越，评者所论并非浮夸。以周邦彦《塞翁吟》与王士禛和作为例，王士禛和词虽写艳词，然以“人静悄”、“冰绡”、“芭蕉初碧”、“梦中”、“秭归“、“东风”等一系列清、空的意象，营造出清艳的效果，不同于原唱单纯的妍丽。评者认为“清真有其妍宛而无其清艳”的赞誉应该说名至实归。
清人的评说是在努力塑造清词的经典，然而这一努力成效甚微，现今被认作经典的仍主要是宋词，今人眼中的清词经典名篇屈指可数，而清词的数量与名家远远多于宋词。这是因为经典之所为经典，首先在于它的创造性，后人以此为范作而摹习，虽惟妙惟肖，或有所超越，都难以有足够的创新力打破原作成为新典。清词经典化的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清人将唐宋词经典化，而清以后，词失却了创作的环境，清词经典化的过程被迫中断。从清人的评说中披沙拣金，接续清词的经典化过程，对于今人来说，是完善文学史的一项任务。一些融唐宋名家所长而去其短的词作，尤为值得注意。清词的经典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今人的词选，而选词完全可以借鉴这些评语。评者大多为深谙填词三昧的词人，他们的鉴赏眼光通常情况下比今人敏锐和高明。
三、评者宣传的困境
评者宣传的出发点是抬高词人、词作的声价。当然很多词人、词作不愧于这样的评价，也不可否认，同时存在不少过度拔高、名不副实的现象。另外，评者对词作艺术的称赞虽符合其实际，但评语内容、方式形成一定套路，满篇陈陈相因的话语难免有应酬之嫌，亦会令人生厌，造成相似评语数量的过度使其走向宣传目的的反面。
四库馆臣即极为反对当代评点，对明末清初评点的过度宣传造成的反感。其论《珂雪词》的评点云：“旧本每调之末必列王士禛、彭孙遹、张潮、李良年、曹勋、陈维崧等评语，实沿明季文社陋习，最可厌憎。今悉删除，以清耳目。”[10]2802论《十五家词》云：“并录其同时人评点……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至于每篇之末，必附以评语，有类选刻时文，殊为恶道。今并删除，不使秽乱简牍焉。”[10]2807其实《珂雪词》与《国朝名家诗余》的评语大多出自词学名家，评点精妙，有很高的词学理论价值。从上述批评来看，四库馆臣批判的是当代评点“标榜声气”的浓厚的宣传色彩。吴承学先生《<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一文认为四库馆臣对评点的批判是立场与判断，而缺少学理分析，“《总目》所反映出来的立场， 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文化反对时俗、流行大众文化以及对于功利色彩太强的文化形式的鄙夷， 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清人对于明代尤其是晚明文风与士风的蔑视”。[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宋人评点、经典评点的态度要缓和得多，而批判主要指向明人评点尤其是当代评点，后者旨在宣传的强烈功利性不会容于志趣高古、屑意流俗的鸿儒高士。
因此，过度宣传造成的效果将适得其反，不唯鸿儒高士，大众文人亦难以接受，为此，评点还须遵循传播的可信性原则。可信性是指受众对传播者相信、认可的感觉和程度。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愈是让人觉得可信，人们也就愈容易按照他的信息意向发生变化。评者是独特的传播者，他介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既需体察作者之意，又需指引读者之接受，其称颂语需取得两方的信任。对宣传性与可信性两者度的把握造成评者的困境。
明末清初，为友朋文集作评点几成交游礼节，一些文人不堪其苦，宣布绝笔不为评点。吕留良《客座私告》有“三畏九不能”，其四不能曰：“批评朋友著作。性不善谀而时尚所宗。未展卷帜先须料简谀词，又须揣合其意，如曰：‘惟公不好谀者’乃佳。其苦甚于夏畦……凡此三畏九不能，友朋间有知其大半者，有知共一二者，有全不知者，但一不知而触焉，必因之得罪矣。故不敢不布。”[12]不为友朋著作评点被视为不友好的行为，故吕留良向友朋宣告不为评点的原因以免罪人。他认为评点在逾扬作者、作品的同时又需揣合作者之意，不至于令其看出有意的“谀词”。评语的宣传性与他“性不善谀”的本性不符，故难为评点。傅占衡不为评点亦是因难以把握“谄”与“直”的度，他作有《六戒》，有“戒批诗文”条，云：“汝妄批时贤诗古文，谄过取憎，直过取怨，曾不相勉学问。且以一帙当饮食，征逐甚无益也。且汝胸非水鉴，譬之堂下人乎，视听过力，徒加聩声。非汝任也。敬谢不敏为妥。”[13]傅占衡体会到为友朋作评点“谄过取憎，直过取怨”，于学问却无益处。吕留良与傅占衡所言评点之难都指向作者。的确，当代评点根本目的是辅助作者传播作品，即使是面向读者的阐释，背后也是为作者出力。
评点实非易事，清代词学评点大盛，可以推断好的评点仍然占多数，这种批评方式受到大众的欢迎，亦达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李渔在邀请方文评点《闲情偶寄》的书信中，论述如何成就好的评点，书云：“阅诗评文，良非易事。看得出、批得当，即是棒喝作者处，不特涂铅抹黛，饰混沌以蛾眉，代掩世人耳目已也。拙著中评语颇多，某最服膺老父台之千金一字。盖以点铁手点睛，不必尽是真龙，抑或侥幸飞去，未可知也。况复古雅遒劲，真不愧当代词宗。”[7]212好的评点集宣传性、可信性与可读性为一体。在传播可信性原则的制约下，评点的宣传功能必须符合作品的实际艺术水平，才能获得作者与读者的认可，推动作品的传播。
参考文献
[1] 金烺.绮霞词[M].清刻本.
[2] 金人望.瓜庐词[M].清刻本.
[3] 李渔.笠翁一家言诗词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4] 曹贞吉.珂雪词[M].清刻本.
[5] 徐如蕙.瑶草[A]//倚云楼集[M].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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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8] 龚鼎孳.香严词[M].清留松阁本.
[9] 王士禛，邹祗谟.倚声初集[M].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10] 纪昀.四库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版，1997.
[11] 吴承学.四库全书与评点之学[J].文学评论，2007（1）.
[12] 吕留良.吕留村先生文集[M].雍正三年吕氏天盖楼刻本.
[13] 傅占衡.湘帆堂集[M].康熙六十一年活字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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