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了解”说是牟宗三所提倡的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他模仿佛教“八正道”的说法又名之为“正解”、“正行”。牟先生在1990年当代新儒学第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向世界系统地提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今天看来，他的主张，依然值得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人们引起应有的重视,仍有许多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对传统智慧要有敬意
牟宗三认为，在弘扬中国传统智慧的问题上，如果缺乏正确客观的学问，对学术文化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前途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他认为发生在学术文化上的影响，对照政治、社会活动来说，本是“虚层”的影响，但“虚以控实”，其影响尤为广泛而深远，所以牟先生说它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提醒我们不可轻看叭牟先生的“客观的了解”说是从“学养”上来说的。他举出了民国以来学术界几位最有影响的学人如胡适、冯友兰、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诸先生的失误之处,逐一进行批评。这些大家有的不乏真性情、真智慧，为什么却都没有达到时代赋予他们应达到的使命？牟宗三认为，就是因为“学养”之不足，也就是“客观的了解”方面的不足。“客观的了解”要求我们要有正确的知识，不误解,不笼统。要达到对传统文化“客观的了解”,我们对传统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最起码的尊重与敬意。
受新文化运动以来反传统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毁灭性批判的恶劣影响，今天的很多人们谈起传统文化仍然有许多误解以致贬损之处。对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来说,如果也以判官的立场与批判挑剔的眼光去研究，那么是很难得出什么有益于学界与民族的观点与成果的。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智慧更是养育了我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精神食粮，是中华民族精神维系之本，也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IT先从这一点生发敬意，我们才可谈到对它的“客观的了解”。有了对传统的敬意未必能在“客观的了解”上做得很好，但假若没有了对传统的敬意，在研究传统智慧中就根本不可能做好。
故在传统智慧之研究过程中，我们宜先尊敬地走近古人，不能以己意先人为主。世易时移,有些话我们今天看着很不合适，或许因没有联系古人立言的当时当地的处境与场合。
二、个人的生命性情与担当意识
牟宗三认为要达到“客观的了解”,还必须“自觉”和“自知”，这是对个人的才性方面的要求。他认为“自觉就是从‘客观的了解’中觉醒过来,有正见，心有定向。所谓‘客观的了解’，细言之，比如说读先秦儒家，就好好正视它如何形成,里面基本义理是什么？这种属于哲学义理的了解是很难的，了解要‘相应相应’不单单靠熟读文句，也不光靠‘理解力’就行。文句通,能解释，不一定叫做了解。此中必须要有相应的生命性情，若不相应，最好去讲文学、历史、科学等。牟先生这里所讲的“相应的生命性情”对研究中国哲学尤为重要，此亦为哲学专业常垢病文学与历史专业之处。文学与历史多是关注“是什么”,而哲学则还要关注“说明了什么”、“有什么意义”等价值层面的问题。所以在研究文学与史学的人们那里，传统的材料似乎就是一堆死的材料,等待我们去发现、去解构、去评判，于是民国时期“整理国故”的提法非常流行。“国故”一词,对传统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而在真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人那里,传统文化中流淌着生生不息的血液,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存在,这个鲜活的生命非那些有真性情的人就发现不了的。熊十力能发现,胡适就发现不了。因为在胡适那里,历史只是既成之材料与既成之事实，他的工作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于是牟先生说他对中国哲学与禅宗根本就是外行,瞎考证，又不读历史,于是他所有的学问——浪费、无成。而熊十力则是有很强的民族文化意识在生命中，其所得虽只有一点亦可立于斯世俯视群伦而无憾,熊先生之生命中的那一点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I张岱年先生记述金岳霖先生与自己闲谈时也称赞熊十力先生说：“熊十力的哲学的背后有他这个人,这一点我不如他！”张岱年先生还回忆说,熊十力先生常对他说研究学问要有“真情实感”,所以在研究中国传统智慧以建设与创新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像熊十力与牟宗三那样，用一双慧眼善于去发现鲜活的正在流淌着的中国哲学的生命的血液。
除了自己要有“真性情”以与所研究的传统智慧“相应”外,牟宗三还呼吁年青朋友要有担当意识。牟先生所提倡的担当意识’主要指的是义理担当,而非气魄担当|51。他说客观的了解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后寻出中华文化的出路。这个责任就是恢复希腊哲学的古义即“实践的智慧学”。“智慧”也就是“向往最高善”。这个意思他认为西方已遗忘，而中国哲学传统则保留着，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教”。这个“教”就是《中庸》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的“教'也就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教”，这个“教”也就是“向往最高善”之实践的智慧学气牟先生提出的道统、学统、政统的“三统并建”说鲜明地表现了他的担当意识。同时期的新儒家其他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也都有这种“铁肩担道义”的情怀,正是基于他们的这种担当意识与情怀，所以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化普遍缺乏客观的了解、中国文化遭受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他们才振臂一呼，联名发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为中国文化的命运打抱不平。
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们,要对学界有所贡献,就应胸怀自古大儒之担当意识,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这要看个人慧根的深浅与努力的程度等诸多“助缘”因素=但是，这个首先的“先立乎其大者”的气魄要有的，即立志像王阳明那样从小就要做第一等人，为第一等事一一学圣贤继绝学。所以我认为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之所以能超越前辈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即是他们都高扬生命性情与道统的担当意识。
三、民族本位与包容的精神
牟宗三所说的“客观的了解”还有着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牟先生一再强调要有客观的了解，“因为这个时代的人最无法度，最不客观,所以最须重新正视。首先是要了解自己的本，中国古人讲学,是有规模、有法度的。另一处他讲到，“所以先客观的了解是很重要的，第一步了解自己，第二步了解西方，然后寻出中华文化的出路,我们希望年青朋友要接上这个责任。”还有，他强调：“先了解古典，看看古人进到什么程度,还能不能再进--步”，总之，类似的话语很多，都是讲先要了解自己的本，自己的古典，然后才能说了解西方与创新中国传统智慧的问题。
牟先生的民族本位意识不但是常常提倡而已，也是身体力行的。他的道统、学统、政统的“三统并建”说就是“本内圣之学以开新外王”。内圣学在他那里是本,他认为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所以在“三统并建”中“道统”的地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牟先生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许会有不同看法，但他的改造儒学的努力与实践,值得每一个真正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学者去思考。在建设中国文化过程中，我们再不能持“中国传统文化是垃圾”的观点了，再不能一脚把它踢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的昌盛是靠推翻自己的传统文化全盘引进外来文化而达到的！大国的崛起往往也伴随着文化上的复兴,所以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嘹亮口号下也伴随着“国学复兴”与“儒学复兴”的呼声的高涨，认识能达到这一点，说明国人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有了基本的文化认同。
继承与创新中国哲学’不但要立足于民族本位，还要眼光放长远，胸怀放开阔，吸收并借鉴历史上、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为我所用，这也是牟宗三的“客观的了解”说所包含之义。他说不管中西方的人都应该好好稳住他自己的本,而后要互相观摩。不但东方要学习西方,西方人也要向东方文化学习。他说道:“我们第一步要静下心来好好了解古典，然后按照‘实践的智慧学’这个哲学古义的方向，把中国的义理撑起来,重铸中国的哲学，‘重铸’要适应时代，要消化西方的哲学智慧,看西方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如何来消化它、安排它。”他认为做吸收西方文化的工作’康德是最好的媒介,因为“一心开二门”是哲学共通的模型，西方古代就开二门，康德也开二门，即本体与现象,而中国在本体一面开的最好，现象一面开得差，这也正是中国没有出现民主与科学从而才要求现代化的原因。
近代以来,关于如何吸收西方文化、创新建设中国本民族文化的方法与模式问题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提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复古论”、马克思主义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说,还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等等。可以说,尽管它们之间有许多分歧，但在关于吸收借鉴西方文化问题的必要性上都是基本赞同的。问题是西方文化怎样被吸收过来，是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吗？显然不行。西方文化不作一些适应中国的改变就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强拉硬扯进来也会祸及中国文化本身的研究。牟宗三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值得人们学习。他的中西文化比较论大大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能透过文化的表层深人到文化的内部，提出西方文化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中国文化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当然，牟先生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他自创了许多新词汇不易理解,这也是要后来者不断努力的事情’我们不能要求前人把什么都替我们做好。
四、余论
中国传统智慧研究中的“客观的了解”的态度是新儒家学者们都比较重视并努力去做的，而牟宗三自认为他是做得最好的。尽管如此，牟宗三等新儒家学者在一些问题上也不够客观，比如说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上。还有，牟宗三他们出于对儒学的坎坷命运的抱不平,难免从感情出发,说中国智慧是超越的不足,不是不及的不足。我们也许不同意牟宗三的部分观点,但在当今时代，要很好地研究、继承与创新传统智慧’就不能绕开牟宗三的观点。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努力纠正影响我国哲学研究的传统的唯物、唯心的“二分法”,真正地以客观的态度去知人论世、完整地“体贴”与了解古人。
柳东华(重庆科技学院艺术系，重庆沙坪坝4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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