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研究在近百年的探索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四套集理念和方法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范式"。冯友兰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模式和民族哲学模式两个部分,它第一次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侯外庐范式的主体部分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它隐含着一个从现实针对性出发理解文本的深刻洞见。牟宗三范式第一次以超越西方哲学的姿态来解释儒家哲学,它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康德的本体理论来揭示中国哲学的深度。这四个范式各有其优缺点,都一定程度上使古代文本在现代语境下获得了重新解读,但都未触及古代语境的自明前提。
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正式出现,可以追溯到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公开出版。它标志着中国学者开始以现代哲学的眼光来整理和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内容及其发展过程。自此之后,人们尝试了多种方法和多种视角,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清理和挖掘,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每一种方法都包含着研究者自己的研究理念以及对古人思想的独特见解。经过近百年的艰辛探索,逐渐形成了四套集方法和理念为一体的比较成熟的系统框架。我借用库恩的术语,将它们称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范式”。这四个范式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享有崇高的权威。人们只要一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便自觉不自觉地落入这四大范式,既受到它们的激励,也受到它们的制约。因此,对这四个范式进行理性的反思,将有助于我们清理思路,扬长避短,更好地领会古人的智慧。
一、冯友兰范式
冯友兰是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最早创立者之一。19世纪中叶,随着中国突然进入近现代,人们置身其中的整个语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古代的一些自明的东西,现在变得晦暗不明了。比如,在古人看来,成圣成贤是人生的第一要义,无需证明;需要证明的只是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怎样做才能成圣成贤的问题。周敦颐的《通书》前九章都在阐释“诚、神、几,曰圣人”之意(即何为圣人的问题),第十章揭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之旨(即人当以圣人为标准的结论),至于人何以要成圣成贤的问题没有明确提及;此后讨论的重心转向了成圣成贤如何可能以及如何用力的问题,核心的问题乃是第二十章提出的“圣可学乎”与 “有要乎”的问题。程颐的《颜子所好何学论》也只问“圣人可学而至欤”和“学之道如何”,不及何以要学圣人的问题。但是,现代语境从根本上颠覆了使古代人认之为自明的东西得以成立的整个世界图式、历史叙事和价值体系,也即打碎了整个古代语境,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语境。这种全新的现代语境,要求一切都要用理性来重新衡量。过去自明的东西面对理性的拷问,突然变得不可理解了,如:为什么要成圣成贤?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自明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其自明性,建立在其上的全部理论学说,顿时也都变成荒唐而难以理喻的东西。这就需要用新的概念系统,对古人的思想学说重新加以解释。不同的概念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解释框架,那些被证明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现代解释框架就成为范式而迅速被人接受。冯友兰第一次成功地建立了这种范式。
冯友兰范式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普遍哲学模式,二是民族哲学模式。另外,冯友兰后来还接受过阶级分析模式,但毕竟只是被动地接受,不同于他自己原创的前两个模式。所以,严格说来,冯友兰范式主要指前两部分。
对普遍哲学模式的探讨,胡适做得更早,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就是想用考据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理念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思想。但他做得不成功,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普遍哲学模式的创立还得算在冯友兰头上,其标志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的出版。(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全书上下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多次再版。)
当时,金岳霖的审查报告非常敏锐地揭示了它的意义。他认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的独特哲学,也可以指在中国的普遍哲学;而冯友兰选择了后者,即“在中国的哲学”,或者说普遍哲学在中国的表现。(注: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282页。)冯友兰据以理解普遍哲学的基础是新实存论,其核心是共相理论。他认为,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一般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他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强大解释力。后来他把自己的这个模式加以自觉总结,就形成了《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这个解释模式的生命力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其他所有范式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它的某个变种,即把它的新实存论置换为别的某种现代哲学理论,而它的普遍哲学的形式则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即便是他的新实存论的理论和方法,在运用中也同样成就惊人。如他第一次成功地把朱熹的“理在气先”解释为逻辑在先④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06、869-894页。),第一次根据抽象思维的偏重反差而明确区分了大程和小程的思想④,等等。这些具体的学术成果,至今还具有几乎无人能撼动的权威性。
冯友兰的第二个解释模式是民族哲学模式,也就是把中国哲学看成某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哲学,并由此总结出了他的“境界理论”。《贞元六书》中的《新原人》与《新原道》,把人生境界分为四重,并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解释为对“极高明而道中庸”境界的执着追求。这是冯友兰第一次完整地论述他的境界论解释模式。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中,他成功地运用境界理论解读了张载的《西铭》和程颢的思想。尤其是在对程颢思想的解读中,他对境界理论的运用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是他对中国哲学的“中国味”表达得最出色也最迷人的一次。此后,几乎再也没有别的范式或者模式在表达中国哲学的“中国味”方面能够与境界论模式媲美。陈来的《有无之境》,是运用境界论模式解读王阳明的堪称经典的著作,尽管它的逻辑结构的脚手架仍是张岱年式的。陈来的成功,将境界论模式的巨大潜力,以一种令人惊喜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冯友兰曾经尝试将这两种模式统一起来,但效果并不理想。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共七册)曾试图把普遍哲学模式、民族哲学模式与阶级分析模式结合起来,但由于阶级分析模式仅仅被用作哲学分析的外部背景来处理,从未真正进入他的哲学发展内部逻辑之中,因而这种结合注定不可能成功。大约到《新编》第四册以后,阶级分析模式逐渐淡出他的视野。在《新编》第五册的《通论道学》里,他试图用普遍哲学逻辑来解释民族哲学特点,以实现二者的整合。这篇文字很短,但对于理解他的范式而言,却具有纲领性的意义。他认为普遍哲学有两种基本矛盾,即“殊相和共相的矛盾”以及“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而解决这些矛盾的哲学“路子”有三个,即“本体论的路子”、“认识论的路子”和“伦理学的路子”。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选择第三个路子,其侧重点不在通过逻辑分析的理论来解释说明基本矛盾,而在通过道德行为的积累来实际解决基本矛盾。矛盾的实际解决最后必然达到“同天人”“合内外”的境界,伴随着矛盾的解决,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被称为“至乐”的自由无限的精神享受。(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7页。)也就是说,境界理论的实质是对普遍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实践的解决,其“中国味”即来自中国古人对这种实践解决的特殊方法及其体验性表达。
冯友兰范式的缺点和不足,很快就被人们意识到了。熊十力就是最早发现并指出冯友兰范式之缺失的学者之一。其他的几个范式,几乎都可以看作是针对它的某个方面的不足而进行的改进和创新。
二、张岱年范式
就在冯友兰范式草创之初,张岱年就完成了他的《中国哲学大纲》。(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完成于1937年,曾由冯友兰与张荫麟审查。 1943年印为北平中国大学讲义。1956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本书标志着一个不同于冯友兰范式的新范式创立了,同时也确立了张岱年在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张岱年范式主要包括普遍哲学形式和范畴分析方法。它仍是一种普遍哲学范式,只不过它拒绝用任何一家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论作为普遍哲学的标准,而是注重普遍哲学的一般形式,或者说普遍哲学的一般问题。比如,《大纲》把它所涉及的中国哲学范畴分为三大类: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至于古代历史上的具体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和体系,需要通过范畴分析方法来重新加以归纳、还原和确认。他认为,“古人的名词,常一家一谊。其字同,其意谓则大不同。”因此“对于过去哲学中的根本概念之确切意谓,更须加以精密的解析。”(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自序》,《张岱年文集》第二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6 页。)可以说,张岱年范式的核心,是范畴分析方法。
如果从哲学上来理解,张岱年范式的基本思路是一种原子式的还原论思路。它假定古今语境的不同,是我们不能准确理解古代思想的关键;而古今语境的不同,又集中表现为古今使用的概念或范畴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只要将古代使用的范畴根据其上下文的语境确定其含义,用现代语言加以界定,并用现代概念加以对应性分析、归类甚至替换,古代命题的哲学含义就明确了。对于任何一位古代思想家,只要从他留下的文本中,对所出现的大量范畴进行严格细致的范畴分析,就能找出他的一些基本范畴,并确认他的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必然分属于普遍哲学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只要将这几个方面或几个领域综合起来,这位古代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内在逻辑就被还原了,松散并充满歧义的古代文本就被还原为严谨且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体系,从而可以为现代人所理解。套用物理学的方法,古代文本好比一个未知的事物,范畴是这个事物的原子,通过范畴分析找到的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就是决定这个事物性质的原子结构及其组合规律,范畴分析的完成意味着这个未知事物被重新认识。
张岱年范式的优越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才被人们广泛认同,随后整个大陆的中国哲学研究几乎都在张岱年范式的笼罩之下。不过,它对方法论的偏爱也很快暴露了其弱点,即范畴分析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哲学灵魂。正如把一个个细胞拼凑组装起来,可以得到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但却不能使它获得真正的生命。张岱年范式的哲学灵魂是从外部植入的。最常见的赋予研究对象以灵魂的东西是所谓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它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从恩格斯那里转手而来的。这种选择符合张岱年本人的一贯立场。范畴分析方法本来是反对以任何一家现代哲学理论作为普遍哲学的标准的,但是,它一旦接受现代哲学中的一家对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括,它也就离开了它的初衷而选择了一个普遍哲学的标准。张岱年本人也许意识到了这种矛盾。他晚年试图对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作一总体性的概括,却不再从普遍哲学的角度进行,而是直接从《周易》中提炼。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张岱年就多次提到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 “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注:参见张岱年:《文化与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上世纪90年代,张岱年完成了这一叙事逻辑:“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的提出,缘自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比较的讨论,而支撑这一判断的决定性依据,在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实践。(注: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50页。)按照范畴分析的一般进程,当人们对中国古代思想家逐一进行哲学还原,并且这种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理应可以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精神。然而,张岱年晚年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并未遵循范畴分析的严格进程,而是径直由他本人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的深刻感悟而切入,它再一次表明,这个范式的灵魂是从外部植入的。
张岱年范式如果运用得当,往往会表现出极强的概括力,起到提纲挈领的效果。当然,如果运用不当,也会迷失在范畴分析的逻辑迷宫之中而不得要领,有时甚至会出现离题万里而莫知所云的现象。我们在冯契、张立文、蒙培元、陈来那里,都可以看到张岱年范式的强大影响。其中,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可以称得上以张岱年范式研究朱熹的经典之作,它也是以张岱年范式进行个案研究的经典之作。
三、侯外庐范式
侯外庐范式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支配中国大陆哲学界长达30多年的重要范式。它的正式创立,当以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为标志。(注:侯外庐等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初版印行于1947年,第二、三卷初版印行于1950年,前三卷于1957年修订出版;第五卷由侯外庐 40年代的旧作《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修订而成,1956年出版;第四卷上下两册出版于1959年。)它的主体部分是由普遍哲学的基本问题与阶级分析的基本方法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所谓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即唯心与唯物的斗争问题;阶级分析的方法则是通过社会学的分析找出阶级之间的对立,阶级利益的不同意味着价值判断的不同;同时,阶级的利益总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对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又必须通过历史学的分析来确定。社会的历史的利益诉求必然反映在哲学思潮当中,现实利益的对立也就表现为哲学流派的对立。这个范式特别强调社会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有意识地将社会史研究的结论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主张“运用政治经济学的金钥匙”来“解答”思想史上的难题。(注:侯外庐:《韧的追求》, 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8-269页。)它所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对古代思想的内部逻辑进行现代解读,不如说是对古代思想在社会历史上的价值定位进行现代阐释。
侯外庐范式的最大特点,或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强调研究古代思想必须跳出思想文本,不能就文本而研究文本。它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古代文本的形成,不是为了构造一个逻辑自恰的理论体系以自娱,而是为了解决当时迫切的现实问题。因此,古代文本的深层用意,不在文本中的字面含义,而在文本的现实针对性,它只能在社会历史的真实生活中才能找到,只能通过视野更宽广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才能确定。如果没有弄清文本的现实针对性,实际上就是没有读懂文本。然而,由于侯外庐等人对社会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使这一范式的真正优势不但没能充分展现出来,反而在两个价值成见的高光下晦暗不明,以至于几乎被人遗忘。第一个成见,是对社会分析的简单化处理造成的,即以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取代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分析,并且将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机械地对应于所谓唯心与唯物的理论倾向的不同偏好。这个成见,基本上是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而人为制造的。第二个成见,是对历史分析的简单化处理造成的,即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强行纳入所谓普遍历史进化的五个阶段之中,于是,古代思想强调人伦秩序的特点,被解读为维护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从而整体上被视为愚昧野蛮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它当然要落后于以人对物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思想,自然更远远落后于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思想。这个成见,表达了现代人普遍持有的乐观与自信,它以进化论为理论根据,以启蒙主义为思想源头,自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至今仍然深入人心。五个阶段的历史进化图式,只不过是这种成见的一种极端表达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乐观自信常常以理性的名义出现,或多或少透露出某种对古人智慧的贬低乃至蔑视,即以古代人们的理性不发达不成熟为前提,很容易流为某种现代的傲慢与偏见。
张岱年范式之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盛行,与人们不满侯外庐范式的成见有关。比如,在经典的侯外庐范式中,被称为“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家们被寄予了极大的同情,他们在哲学上的主观努力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他们无法超越其所属时代和阶级的客观局限性也得到了善意的说明,他们的历史地位更是被人为地拔高了;而那些被称为“唯心主义者”的思想家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他们的客观局限被直接解读为主观意图,他们的历史地位更是被简单地贴上了“反动”或“浊流”的标签。于是,整个一部中国哲学史成了一部反动浊流横行的黑暗历史,而所谓“进步”的思想家在真实的历史上却往往只是边缘、异端或长期被埋没的人物。实际上, 伟大的哲学家总是在努力超越自己所属的时代和阶级,即使他们的超越不可能彻底,但他们的超越本身依然伟大。看不到这一点,将有可能低估古人的智慧,甚至低估整个民族的智慧。看不到这一点,更有可能丧失阶级分析这一理论武器的深刻和锐利。尽管这些成见已经被人们广泛意识到了,侯外庐范式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在 80年代与90年代,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了,其真正的优势依然被成见所淹没。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也陆续出版了四卷,除了第二卷令人耳目一新地突然展示了侯外庐范式应有的巨大魅力以外,一切又回复到了侯外庐范式的僵化格局之中。套用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可以说,侯外庐范式的革命性灵魂被它僵化保守的形式扼杀掉了。
侯外庐范式最精彩的东西,没有能够在侯外庐学派内部生长壮大,反而在侯外庐学派外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余敦康的《何晏王弼玄学新探》第一次鲜明地向世人展示了侯外庐范式隐含的深刻洞见,即文本的深层用意在于其现实针对性,以及透过这一洞见可能获得的对古代思想的巨大解释力。这种现实针对性不是建立在对哲学与历史、学术与政治贴标签式的简单比附的基础上,而是将思想家放置于当时社会政治的险恶处境中,寻找思想文本的现实意图,以揭示出理性健全的思想家——而不是理性不成熟的思想家——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所展现的惊人的哲学原创力。此外,与侯外庐范式几乎毫无关系的余英时,因其受益于钱穆的历史学视野,同样发现了这一洞见,完成了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上下卷,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侯外庐范式的巨大潜力的一次成功挖掘。
五、结论
如果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算起,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整整走过了90年的历程。在这个历程中,以上四个范式具有里程碑的性质。纵观这四个范式,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某种普遍哲学的态度来处理或解读中国古代的特殊哲学。但自从金岳霖开始,人们就怀疑有没有某种被称作“中国哲学”的特殊哲学。这种怀疑实际上是基于对普遍哲学的生硬理解,以至于有人认为只有西方哲学才符合普遍哲学的标准,于是“中国哲学”的合法也就成了问题。如果说科学是普遍的,它可以用统一的符号和共同的标准来表达普遍的规律,因而它只能说“科学在中国”或“科学在英国”,不存在特殊的“中国科学”或“英国科学”; 那么,人文领域则有所不同,如英国的十四行诗与中国的唐诗宋词,尽管都是诗歌,但不妨称之为“英国古诗”或“中国古诗”,因为它们不同的语言文字有着不同的表达规则,承载着不同的思维习惯和不同的审美趣味。诗歌具有普遍性,但没有哪一种诗可以自命为“普遍诗歌”。哲学也许介乎科学与诗歌之间,但归根结底属于人文领域。哲学,作为人类智慧总体的结晶,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绝对的标准。然而,西方近现代哲学对哲学前提不断深入的反思,极大地掘进了哲学的深度,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研究的规范。正是立足于这种深度和这些规范,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哲学文本才获得了令现代人充满敬意的重新理解。我们今天只要一提及哲学,就会联想到这种深度和这些规范,因为它们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已经达到的高度,它们具有(而并非垄断)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哲学的性质。
冯友兰范式的意义在于,它成功开启了以现代哲学视野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道路。尽管它借用的西方现代哲学资源显得比较单薄,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那种排斥西方现代哲学资源,一味强调“自己讲”“讲自己”的态度,只能是用今天的日常语言重复古代的经典文本。不能站在当今时代已经达到的高度,就注定不能揭示古代文本的深刻内涵。如果说张岱年范式特别重视为中国哲学研究建立规范,那么,牟宗三范式则致力于为中国哲学研究探索深度。它们都试图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凸显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是明显的,贺麟把这种差异概括为“后伦理学”(Meta-ethics)与“后物理学” (Meta-physics)的区别(注:贺麟:《哲学和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17页。),而牟宗三范式则沿着康德的思路把这种 “后伦理学”的特点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参照本身就是一种限制。参照对象很容易沦为参照标准的一个变种,即使变异的程度大到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侯外庐范式隐含的深刻洞见为摆脱参照的限制打开了一个通道,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重大课题作为准确理解古代哲学文本的前提。当我们置身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境遇之中,具有普遍性质的哲学的深度就需要重新寻找。也许,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四个范式均未触及,即:古代自明的前提为什么失去了其自明性,从而导致整个古代语境难以理解?它可以通俗地表达为:为什么成圣成贤是人生第一要义?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就是:什么东西最终决定我们是存在或者非存在?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在现代语境下获得有深度的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层意义将依然是晦暗不明的。
作者：赵 峰 来源：人文杂志 2009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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