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哲学有三种主要的传统：儒家、道家和中国佛学。广义的、古代的中国哲学可以指两千年来以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传统课授的子学与经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狭义的、近代的中国哲学特指近百年来所开创的现代大学中的一个科目38:78]。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阴阳变化规律、和而不同思想、内圣外王之道、内在性超越性统一理论以及知行、义利、理气、有无、道器概念等等哲学资源，不仅在历史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而且也能用来治疗当今社会的种种病态和化解现代文明的种种危机。中国哲学的翻译和诠释是一个很重要和现实的问题，涉及到中国哲学的文本、思想、概念、语汇等理解和转译的态度和方法问题。但是数百年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译介和研究存在着很多的误解和歪曲。尤其是毫无批判地套用西方宗教和哲学的概念、术语和命题来解释中国哲学，既误解了西方哲学，又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点，丧失了对其精髓的现实把握。忠实准确地理解和推介中国哲学的丰富资源，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中西文明的交流,也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2.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利玛窦开始即有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中国哲学”仅是一种“道德哲学”而不是西方哲学式的“思辨哲学’。康德说过，孔子虽然是“中国的苏格拉底”但他并非哲学家，在整个东方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认为能称之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曰耳曼哲学。他对《论语》的评价是：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辣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我们根据他的原著可以断言：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继续这种思路，竟将‘‘东方精神”视为束缚个人创造性的思想的同义语45:38]。胡塞尔在他的维也纳演讲中就否认中国有哲学，伽达默尔也认为远东文化中那谜一样的沉思和智慧与西方哲学不是一回事。直到今天，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还明确地指出“中国哲学”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可见,上述这些西方哲学家将“哲学”严格地限定在西方的思想脉络中，因而导致“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既缺乏了解也充满偏见,西方哲学传统中种族中心主义严重，长期以来拒不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正如耶鲁大学教授、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史景迁42:57]所指出的那样,西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根据理性，把中国人排除在历史之外，否定他们具有历史身份。作为专业学科的西方哲学至今仍旧坚持哲学不过是盎格鲁一欧罗巴大陆哲学而已。即使现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大学哲学系也根本不教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一直主要开设在历史系或宗教系或东亚系。在大多数美国书店里，中国经典哲学通常是放在《圣经》和《新纪元》之间的。如果一定要将它们归于某个具体的类别,那么它们通常是被标明为“亚洲宗教”的①。
中国本无‘‘哲学”之名。曰本学者西周在1873年最先使用“哲学”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按照胡适34:1]对“哲学”的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冯友兰认为，中西思想家论述的是类似的命题和经验，从而不由自主地参与了人类普适性的哲学思考，所以中国哲学确实存在。哲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个共相，是东西方所有关于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的理论思考，在此意义上，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哲学，只不过其名称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言说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独立的“哲学”学科，但是中国古代经典(如《尚书》、《周易》、《论语》、《老子》、《庄子》等)中却包含着许多与西方哲学家相似或不同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问题”。如果说“爱智”是philosophy的基本内核，那么所有的古老文明都有对智慧的普遍追求;中国古代哲学也是一种“智者之思”儒学就有“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说。如果说哲学的核心是本体论，那么孔子的“仁”、老子的“道’、《易经》的太极、朱憙的“理”也是本体;围绕着这种“本体”的“体用之辩”和“穷理之道”也是本体论;老子的“道为天下母’魏晋玄学的“以无为本’、“以无为体’宋儒的“无极而太极”也体现着一种没有“逻各斯”的“逻各斯中心主义”50:20]。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如“天”、“道”、“心”、“性”“有”、“无”、“气’、“理”等等，都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哲学内涵，对西方哲学乃至世界的哲学是重要的补充和借鉴。
3.中西哲学的差异
法国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27:148]指出：中国是行走在西方的存在概念、上帝观念、自由理想等这些伟大的哲学元素之外的;它按照它的轨迹思考：过程逻辑、作为机体的世界、调和的理想等。美国汉学家白牧之和白妙子3:143]认为，西方哲学专注于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等抽象概念，其实主要是对于不可知现象的存在、了解和推断的宗教性陈述的残余。但是以《论语》为代表的思想传统并不关心这些，而是关注如何做官、如何做事、如何等待时机、如何挺身而出等实际事务。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5:2-4]说过，中国传统里不存在理智和情感的对立，也没有超验和尘世的分离。这就导致了不同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不同的哲学思辨模式。在中国人的思维中，万物互相依存、互相联系。这种协调一致的思想迥异于西方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基督教和西方哲学的论调，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些思想远在其哲学信念之外。而耶稣会教士们在诠释这一差异时，用的却是与其极不相适的推理、逻辑、辩证的思想方法进行的。
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倪培民将《中庸》的特点概括如下：
可是，它仍然是一部典型的儒家著作，原因在于它的根本目标不是要描述世界是什么或世界如何，而是去指导人们怎样为人处世。正如徐复观所洞察的那样，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始于忧患意识，而非对世界的好奇。中国古代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何为人”，而不是“外部世界究竟是什么”。
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所以中国哲学基本上是“生命的学问”。西方哲学重客体性，所以它是以知识为中心展开的;它有很好的逻辑，有反省知识的认识论，有客观的、分解的本体论与宇宙论，但没有很好的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是生命，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是自然。汤一介44:8]指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特别是笛卡尔以来注重的是哲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偏重于对外在世界认知的追求，而是偏重于人自身价值的探求;其基本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达到“天人合1”“知行合1”“情景合的真、善、美境界。孔子无非是以此建构一套人生哲学的形态，而康德则是要求建立一完满的知识理论体系。
郝大维、安乐哲29:I-II]指出：中国哲学家传统上_直肩负着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双重身份，他们的理论思考充分受到其实际职责，即政府和社会曰常运作的牵动。即使在现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仍然涵盖文化价值与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哲学家仍旧是社会的思想领袖。安乐哲31:37]认为，西方哲学具有超越性，是二元论、目的论性的。中国哲学是人生哲学，是以美感为基础，具有伦理感，是非常主体性的。孔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哲学家，形而上学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次要和隐含的哲学。我们要警惕把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化、维特根斯坦化或杜威化，这样就会丢掉基础，误解原来的思想。
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一直表现出强烈的抽象和理性的特征，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体验的智慧、实践的本领。西方哲学追求超越性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修身养性。西方哲学以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为主，中国哲学则以伦理和实践为主。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独特性，但也有普适性。在中西文化与哲学的比较研究与中国哲学学科的构建方面，要注意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以互相借鉴和共同发展。
4.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
就近代中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刘笑敢38:77]总结出一个‘‘反向格义”的名词术语，即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术语来研究、诠释中国哲学的方法。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完成了第一部以西方哲学眼光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则将新实在论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完成了在中国和西方均有重要影响的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牟宗三用康德主义方法解释宋明理学，或用唯心唯物两个对子解释中国哲学，或用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如现象学、诠释学、分析哲学等等解释中国哲学。西方流行用形上实在论来解读宋明理学，并且将朱憙形而上学化，也是反向格义的典型例证。
反向格义可能深刻揭示古人思想中潜在的意义,或者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与西方哲学可能相通的思想观点或概念。但是，由于文化历史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的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大不相同，无法有效地、准确地对应中国古代的哲学语言或概念。反向格义却很容易导致对中国哲学思想、术语、概念的误解，导致机械地、错误地套用西方哲学概念的可能性38:87]。这种“以西解中”、削足适履的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哲学不中不西、非驴非马。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分析和比较的方法一直流行。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多处采用了分析的方法，方东美的成名作《哲学三慧》有很大的比较哲学成分。自1900年代以来，在北美形成了一个用分析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潮流。倪德卫的中国哲学研究有明显的分析和比较的倾向。比如，他关于在中国哲学里德性能不能自我教育，他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家对“意志薄弱”的讨论,都有明显的希腊哲学的背景。他对于中国哲学里面的德性问题的两难的处理，则带有明显的分析的特点36:260-261]。分析的方法有可能把中国哲学肢解得面目全非,导致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比较的方法也有可能把中西方哲学描绘得几乎_白_黑、非此即彼，使中国哲学失去原貌。
我们提倡“以中释中”，即以中国哲学解释中国哲学，以中国哲学自身特有的概念、范畴和历史文化背景来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不能“照着”西方哲学讲，而应该创新式地“自己讲”和“讲自己”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讲自己的核心话题和思想观点。中国哲学的“道”、“仁”等一系列概念、范畴，都需要在自身的语言、文化、思想系统和具体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和诠释。我们可以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诠释中国哲学，但是绝对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构建中国哲学。无论是充分吸收西方哲学的理论资源还是海外研究的相关成果，都必须深深植根于中国哲学的固有的问题意识和义理结构，避免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而导致的对中国哲学的误解和歪曲。
5.中国哲学翻译的误区
安乐哲指出：最初，中国哲学文献由于“基督教化”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晚近则被套进诗化、神秘化及超自然化的世界观框架里。迄今为止，西方哲学研究视野中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探讨，往往将中国哲学置入与其自身毫不相干的西方哲学范畴和问题框架中加以讨论。郝大维和安乐哲7:7-8]认为，当前西方对于孔子的理解，主要是将西方哲学和神学假定引入到了翻译中的结果，而这种方式一直是向西方介绍孔子思想的主流。这些假定与盎格鲁一欧洲古典传统的主流密切相关，它们严重地歪曲了孔子的思想。剑桥大学汉学家理查兹16:86-87]警告说过，如果用西方分析的方法研究孟子，势必要把西方整个世界观及整套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及其思维体系与孟子本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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