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几年来，在我国学界流传着一句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句话据说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集会巴黎，在会议结束时发表“宣言”的一部分。因这句话没有确切的出处，或没有找到“原始的文本”，所以曾招致一些学者的怀疑和否定。近两年，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胡祖尧先生查证了这句话的出处，结果是确有此事，如果说稍有出入的话，那么，这句话并非会议“宣言”的一部分，而是“参会者经过四天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之一”。据查，这句话出自1988年1月24日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发自巴黎的一篇报道，题目即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说要汲取孔子的智慧》。胡祖尧先生于去年（2002年）11月份从访澳的顾犇博士那里得到了这篇报道的复印件，使这句话“终于有了原始依据”。
这篇报道的第一句话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指出“这是上周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21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参会者经过四天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之一”。从报道所说“会议纪要是保密的”，可知会议并没有发表“宣言”。会议所提出的“建议”或“结论”，当是归纳了参会者在会上的重要发言，“其中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要汲取孔子的智慧”，直接出自瑞典的汉内斯·阿尔文博士（dr. hannes alfven，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报道又说：“阿尔文博士一直致力于空间研究，他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他觉得，各国的国防部应当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我们由此可以探讨阿尔文博士所得出的以上“结论”，其思想背景和具体内涵是什么。
首先，阿尔文博士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在他辉煌的物理学研究生涯“将近结束”时，这位科学界的老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我们知道，瑞典有着汉学研究的传统。阿尔文博士在其物理学研究生涯中当读过一些关于孔子思想的著作，他被“孔子的智慧”所感动，并且在其晚年因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忧患意识而加深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从而得出了以上结论。其次，阿尔文博士所忧患的是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负面作用，这种忧患意识与他本人的物理学研究有关，即他所一直致力的空间研究工作“无意中成为‘星球大战’的序曲”。所谓“无意中”正说明了科学技术被“盲目”应用的危险性，而其被用于“星球大战”则正是阿尔文博士痛切感受到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生存所带来的现实危险。从他觉得“各国的国防部应当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看，他反对战争的立场十分鲜明。因此，他所说的“孔子的智慧”，当就是指人类能够合理控制科学技术的应用，使人类能够和平、和谐地生存与发展下去的智慧。
二
按照以上的解读，我认为我们应当对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加深理解，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这里并没有“借洋人之口以自重”的意识，也不应该有偏狭的“崇古”“复古”意识。阿尔文博士是西方的科学家，当他说人类必须“汲取孔子的智慧”时，这种智慧并不是科技的工具理性，而是人文的价值理性。
《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简言之，孔子的智慧便是“爱人”“知人”的智慧。孔子之“爱人”，即是“泛爱众”（《论语·学而》），包括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亦即“爱类”（《吕氏春秋·爱类》篇：“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在孔子的思想中，有文化上的“夷夏之辨”，但“爱人”则是超越“夷夏之辨”的，此即孔子在回答樊迟另一处“问仁”时所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是本之以亲亲之情的孝悌，由此推扩出去，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就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种仁爱精神是世界主义的，是主张维护世界和平、关爱人类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以及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的。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此“道”即是仁道，其“一以贯之”的为仁之方即是“忠恕”，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自己）与人（他人）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忠恕”原则是人类社会处理人己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所谓“道德金律”即指此也。“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使自己能够生存与发展，同时使别人也能够生存与发展的共生存、同发展的思想。孔子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虽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免不了竞争，但竞争应有一定的限度，如果只是一味的竞争，失去了“均无贫，和无寡”这样一个均平和谐发展的维度，那么人类社会必然是“危而倾”。
与“忠”比起来，“恕”也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比“忠”更加重要。“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论语集注》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推己”即是推己及人，但“推己及人”或“爱人如己”并没有把“恕”的意义完全表达出来。“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加”有强加的意思，因而“恕”包含着如何“推己”或如何“爱人”的意思，即：“推己及人”或“爱人如己”应该首先把他人看作和自己一样的有独立意志、自由选择的个人，不要将自己的意志和作为强加于人。孔子认为这不是容易做到的，所以说子贡“非尔所及也”。但孔子说其难正意味着这一点之重要，故云“恕”之一言，“可以终身行之”。孔子重视“恕”，也就是崇尚“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这是“爱人”首先应该做到的一点。有了这一点，才能有君子的“和而不同”，才能免于小人的“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在当今世界，要想做到“和无寡”，也应首先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不应使用“双重标准”，以“爱人”之名，行强加于人之实。
孔子生当礼崩乐坏、道德失范、战争频仍的春秋末期，在他的仁学思想中有着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所忧患的也就是他的仁学所要致力解决的问题，他主张：“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同上）因此，孔子的智慧不是认知、思辨的纯粹理性，而是崇尚道德的实践理性。《论语·雍也》篇载：“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先进》篇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孔子所谓“知”，亦是就人生、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而言，他对鬼神之说只取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因此，孔子的智慧不是出世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道德的人文主义精神。
相传孔子作《易传》，或者说是孔门弟子根据孔子的思想而作了《易传》。其《系辞下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作者从自己的忧患中体会出《易经》作者的忧患，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中是一脉相承的。《系辞下传》又云：“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这句话很集中地表达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即其以“崇德”亦即“仁者爱人”为最高的价值，致知（“精义入神”）与“致用”都要服从于这一内在的目的。中国哲学是起于人生之“忧患”，这与西方古希腊哲学起于对自然界之“惊异”有所不同，因此，它缺少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理性。这样一种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多少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之君主专制的祸害，使中国文化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
三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得到不断加速度的发展，从而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为人类创造福祉，也可能使人类走向灭绝。当阿尔文博士痛切地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正在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时，他所呼唤的正是孔子的智慧所体现的道德的人文主义精神。作为一个把毕生精力献给科学事业的物理学家，阿尔文博士绝不是否认科学技术的价值，而是认为人类不能只有科技理性，科学技术的应用必须辅以人文价值理性的指导，服务于人文价值的内在目的。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科学、技术（应用科学）和实践智慧三种类型，其所谓“实践智慧”在当时是指伦理学和政治学，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人文科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概念总是与实现人类的“善”这一目的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实践智慧”即实践的人文科学是“最高主宰的科学，最有权威的科学”，“它自身的目的含蕴着其他一切科学的目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当代的诠释学大家伽达默尔认为，近代科学的应用，特别是近代的所谓“科学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说，起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概念。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可行性已经变成越来越强大的社会力量，“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立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文明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科学时代的理性》）。伽达默尔提出，要建立一种“以重新恢复实践智慧或实践理性为核心的人文科学模式”。在他看来，当我们面对当代科技和经验的剧烈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诸种问题，我们惟有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智慧”的主要权威，并利用实践智慧来控制盲目的科技应用，使之不产生危害人类的后果，我们才能产生富有生命力的真正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模式（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第309-330页）。
伽达默尔与阿尔文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但他们所面对的“人类文明”或“人类生存”的危机是相同的。我认为，伽达默尔所要恢复的亚里士多德所谓“实践智慧”的权威，与阿尔文所要汲取的“孔子的智慧”，二者的实质意义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以人类的“善”或“德”为最终目的的智慧，因而都可称作“道德的人文主义”。阿尔文博士虽然是物理学家，但他有瑞典的汉学研究背景，因而对孔子的思想多有了解。伽达默尔则是对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作了深入、全面的反思之后，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建立“实践诠释学”的方向。据我所知，伽达默尔没有专门研究过东方文化，但他作为当代西方的哲学大家，对于东方文化也有所了解。他曾说：“科学概念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但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与伟大的高度发展的亚洲文化作比较，则它的厄运也许就在于这种科学概念之中。”（《真理与方法》第2卷）他在此所说的“科学”，当主要是指近代以来“更接近于技术”的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因这种应用如果没有“实践智慧”的权威，就可能带来“厄运”，所以他看到了“亚洲文化”的长处。就此而言，我想，伽达默尔也会同意阿尔文所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阿尔文也会同意伽达默尔所说：“如果有谁相信科学因其无可争辩的权能而可以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那么他就忽视了人类生活形式的引导力量，而惟有这种引导力量才能够有意义并理智地利用科学和一切人类的能力，并能对这种利用负责。”（《真理与方法》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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