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作家罗伟章的“底层写作”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他创作的一系列中篇和长篇小说，大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他也因此成为我国当代文坛上“底层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罗伟章的“底层叙事”作品中，除了展现农民和进城民工的生存境况外，还描述了乡村学校生活和基础教育现状，表现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艰难挣扎与困惑，如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水往高处流》《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最后一课》《潜伏期》以及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等。这类教育题材的作品有效地将“底层叙事”融入到教育问题小说中，对当下基础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有评论家曾将罗伟章创作的教育小说形象地称为“苦涩沉重的教育诗”[1]。本文着重通过分析罗伟章教育小说中揭示出的教育问题，探讨这类题材的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
一
出生在四川达州宣汉县一个贫穷小山村的罗伟章是通过读书走出大巴山成为“城里人”的，他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真切地感受到只有教育才能彻底改变乡下人的穷苦命运，只有以读书的方式才能使走进城市的乡下人真正挺起胸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罗伟章以往创作的“乡下人进城”的小说中就已经深刻表明：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仍然不能改变受歧视受侮辱的身份和地位。他的教育题材小说就有许多是反映民众特别是乡村的民众对读书的渴望，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认识和肯定。比如中篇小说《大嫂谣》的主人公大嫂虽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却对读书无比向往，她从小就渴望上学念书，深深懂得只有教育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作品中将大嫂求学的理想比喻为“乡村黑暗日子里闪现在她心里的一道光”。虽然家庭的贫穷剥夺了大嫂受教育的权利，但她心中却始终没有熄灭“那一道光”。这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自己不能接受教育，就把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到别人身上，她含辛茹苦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倾尽全力供养两个儿子以及丈夫的兄弟们上学读书。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对教育和知识心怀景仰、具有仁爱之心的当代农村妇女形象，从一定意义上说，罗伟章塑造的这一典型形象，为我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新的女性形象。
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一方面表现对教育神圣地位的肯定与礼赞，另一方面还深刻揭露了教育的不公平和不平等，反思这种不公平现象对教育神圣性的亵渎和玷污。在他的教育小说中，首先揭示出城乡教育中存在的不公平，反映由此导致的教育资源向城市倾斜，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乡村教育资源极为匮乏，那些希望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孩子只能在艰难环境中苦苦挣扎的现实。从大巴山一个小乡村走出来、曾在城里一所中学任教的罗伟章，对城市和农村教育的不平等有着切身体会，他深切意识到正是这种不平等玷污了教育的神圣性，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揭示出这种不平等，表达对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苦难和不公的愤慨。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就描述了一所修建在半山腰上的乡村学校教育资源严重匮乏的现状，这所学校连最基本的教学设施和活动设施都没有，“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这所乡村小学不仅缺少基本设施，而且师资也严重缺乏，由于条件的艰苦，来这里任教的老师们都“一个个逃离了南山这个鬼地方”，只有身患残疾的老师王安一个人独自撑起这所学校。在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城乡教育的不公平，深刻意识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稀缺使教育的神圣性遭到窒息的厄运。
此外，罗伟章在教育小说中还揭示了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的功利化教育对教师和学生造成的不公平现象。为了保证升学率，一些学校（特别是重点中学）往往将学生按成绩编为“火箭班”和普通班，形成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培养体系，位于塔尖的“尖子生”与塔基的“普通生”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由此导致教育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在普通中学教育中，‘重点中学' 和‘重点班'办学体制盛行。这种‘重点'办学体制是一种单纯追求教育GDP增长、把教育作为政绩工程来抓的行为，虽然造就了少数学生辉煌的前途命运，却使得绝大多数受教育者不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不仅造成基础教育领域公立学校之间、学校内部教学班之间教育质量的激烈竞争和巨大差异，践踏教育公平原则，也导致教育腐败盛行。”[2]罗伟章创作的中篇小说《奸细》和长篇小说《磨尖掐尖》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这些作品中揭示了由于金字塔尖的“火箭班”学生能够为学校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成为学校争名夺利的工具。正如《奸细》中所描述的，教师教一辈子书还不及一个“尖子生”为学校创造的“价值”，学校出了一个省市高考状元或考上个清华北大，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是无与伦比的，“秋季开学的时候，蜂拥而至的择校生会让学校的树木花草浑身流油。”为了留住这些能为学校带来“巨大利益”的尖子生，学校对他们极为重视，甚至到了百依百顺、有求必应的程度。倍受宠爱的尖子生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享受到各种优待和特殊照顾，教室里的座位随便挑，吃饭有食堂专门开设的小灶，免去了排队的拥挤，而且饭菜既便宜又分量足、油水多。与此相反，那些数量更多的处在金字塔底层的普通班学生却不受重视，甚至还常常遭到学校的歧视和蔑视。在有些作品中还进一步揭示出一些学校为了留住尖子生而不惜牺牲教师的利益和尊严的可悲现象。如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就描述在锦华中学尖子生殴打老师、辱骂老师的事时有发生，钱丽老师被尖子生打后只有温言相向、委曲求全，伤心的泪水独自往肚里咽；孙志刚老师因“冒犯”了尖子生而被学校贬为初中教师。罗伟章的这类教育问题小说深刻表明：追名逐利的功利化教育体制使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被当作神一样供着，他们在老师和其他学生面前趾高气扬、为所欲为，无形中伤害了老师和大多数学生的利益，从而造成更为深重的教育不公平。罗伟章的这些作品体现出一个富有正义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对基础教育现状的忧患意识与深刻反思
二
有过从教经历的罗伟章敏锐地感知到市场经济时代基础教育存在的种种病象，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使教育的神圣性遭到亵渎，畸形的教育体制在维护教育应具有的非功利性方面显得软弱无力，甚而进一步助长了教育的功利化。罗伟章的教育题材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最突出地表现为对功利化教育体制和非人性化的应试教育的大胆揭露和强烈批判，深刻反映畸形教育体制对广大师生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扼杀，展现身陷其中的人们遭受的精神摧残和身心毁灭。
中篇小说《潜伏期》就是讲述在畸形教育体制下一个天才数学教师被彻底毁掉的不幸遭遇。小说主人公杨同光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为了照顾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母，毅然放弃了留校和保研的机会，回到养母所在城市的一所中学担任数学教师。他有自己的一套独特教学方法，能够将数学课上得既轻松又好玩，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仿佛既能闻到数学的气味，又能摸到数学的体温，因此学得轻松，而且成绩也相当好。”但是在僵化的教育思想和功利化教育体制下，杨老师富有创造性的独特教学方式却得不到认可，后来他在被校长寄予厚望的示范课上，因教学方式不符合示范课“规范化”的要求，平常那个在讲台上充满灵气的杨同光不见了，他上的这堂“示范课”被认为是完全失败的。最终，由于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危机，引爆了那枚潜伏在他身上的“炸弹”：杨同光得了抑郁症，被学校“动态组合”掉了。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也这样描述到：在课堂上教师不能讲授自己的独到见解，只能与“教参”上规定的“标准”一致。那些刚走上讲台的教师“往往对这些标准提出质疑，不过没关系，他们很快就会丢盔卸甲，打出白旗，俯首贴耳地退回到标准里去。”作品深刻地揭示出刻板僵化的“标准化”教学模式对教师的创造性和个性的束缚与扼制。
在功利化的教育体制下，被毁掉的不仅仅是教师，还有学生，他们的毁灭更加令人痛心。长篇小说《磨尖掐尖》就讲述了重点中学“尖子生”郑胜成为追名逐利的功利化教育牺牲品的悲剧。郑胜这个单亲家庭的孩子曾是巴州远近闻名的“神童”，过早失去母爱，造成他心灵的荒芜。他进入锦华中学“火箭班”后，学校对他的关心只集中在学习成绩上，把他当作押在高考状元上的一块宝，而对他的贫困生活和荒芜心灵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致使郑胜最终被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过分的“厚爱”所造成的精神压力以及贫困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所击垮，由一个“天才”“神童”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被学校无情地“病退”，背负着“精神有病”的黑锅，成为流落街头的拾荒匠。中篇小说《我们的成长》则讲述了一个热爱学习、聪明可爱的女生是如何在功利化的应试教育体制下被彻底毁掉的。小说主人公许朝晖本来是一个“把学习当成十分快乐的事情”的女孩，其父作为一所乡村学校校长，在功利化教育思想的支配下，对女儿的管教十分严厉，甚至到了残忍和粗暴的地步。作品中描写许朝晖在黑板上演算习题时反应慢了点，就遭到父亲大声呵斥，让她心里感到万分恐惧；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就被父亲惩罚站在雪地里挨冻长达数小时，使她“被冻得眉毛都结了冰”。这种非人性化的粗暴教育方式使许朝晖产生了逆反心理，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性格，学会了抽烟、喝酒和赌博，甚至因考不上重点中学而离家出走。曾把学习当成快乐事情的许朝晖在一切以成绩为中心的功利化应试教育体制下，因为无法成为一架“考试机器”，最终被无情的现实抛出人生的“正轨”，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沦落为风尘女子。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博士曾尖锐地指出：“‘应试教育'‘精英教育'已经是落后的教育，它们以伤害和牺牲大量普通、正常孩子的健康幸福、可持续发展为代价而追求少数孩子的所谓‘成功'，以伤害大量普通、正常学校的教育个性和教学成功而满足少数强势学校的所谓荣耀。实际结果是，普通学校、名校、师生及家长皆为‘应试教育'所伤害，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3]罗伟章在教育题材小说创作中对功利化应试教育体制给教师和学生带来的人性戕害与身心毁灭的揭示相当深刻，这些以良知和勇气凝成的文字，对高考指挥棒下基础教育面临的危机与体制的弊端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冷峻的批判。
三
罗伟章的教育小说中有许多作品进一步揭示在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的教育产业化环境下，教育神圣感的消失，教师这个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失去了耀眼的光环，处在各种物质利益诱惑下的教师放弃了精神追求和师德的坚守，沦为金钱的奴隶。这类作品细腻地展现了置身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普通教师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挣扎。中篇小说《我们能够拯救谁》中就这样描述校园中教师经商的情形：他们在自己家里开饮食店，收取学生的伙食费，有的班主任甚至在收班费时直接将学生的伙食费捆绑在一起收；开小卖部的老师公开向学生出售香烟、啤酒，甚至白酒；他们将一包香烟拆散后，一支一支高价卖给学生。另一篇小说《水往高处流》中则讲述本来能够恪守师德，甘愿清贫度日的山区教师孙永安，在校园被经商的潮水席卷后，看到别的教师靠开饮食店获得可观的收入，解决了生活困难，他的内心就再难以安于过清贫生活了，也在自己家里开起小食店，赚学生的钱。作品中细腻地描写了孙永安开食店后，面对纯洁的师生关系掺入金钱因素后变得世俗化的尴尬局面，内心陷入深深的纠结与无奈之中。
笔者认为，中篇小说《奸细》是罗伟章的教育小说中最为深刻地揭示在经济利益侵蚀下普通教师面对物质与精神双重冲击而痛苦挣扎的一部作品。小说主人公徐瑞星是一所重点中学“火箭班”的班主任，他原本对各个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采用不正当手段争夺尖子生（即“掐尖”）的现象深恶痛绝，但却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出卖自己班上尖子生的信息，为了蝇头小利沦为学校的“奸细”。作品以细腻的文笔表现了徐瑞星面对巨大的物质利益和道德约束产生的思想矛盾和心灵搏斗，表现了一个普通教师在生存困境中面临的对道德原则是坚守还是背叛的两难选择。作品中描述到，当徐瑞星获知有靠出卖尖子生信息赚钱这条“生财之路”时，感到非常气愤，认为这是昧着良心干的缺德事，这时的徐瑞星还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教师的尊严。但他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巨大的物质利益诱惑，在精神与物质的碰撞中，放弃了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出卖自己学校尖子生的信息。作品中描写他卖出第一个尖子生信息后，内心深感不安，产生出强烈的负罪感，不断地谴责自己，不断地叩问自己的灵魂。他拿着靠出卖尖子生信息获得的酬金，“那叠钱火炭似的把他烙了一下，让他身上某一处疼痛起来。”每当想起干的这件缺德事，他都会随即涌起一阵恶心，那些被出卖的尖子生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像涂在尖刀上的毒，扎着他的心。但同时他又寻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经不住金钱的引诱，再一次出卖尖子生的信息。作品中描写徐瑞星第二次出卖信息后，他的精神几乎崩溃，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苦恼之中，甚至产生了幻觉，“他拿出一套试卷来研究，但完全明白不了题目的意思，那上面的每一个字，乃至每一个标点，都变成了人脸。”徐瑞星幻觉中见到的那张脸上充满着对他的鄙视和讥嘲。这篇作品通过对徐瑞星的行为和心理的生动描写，将人物内心的痛苦煎熬和艰难的精神抉择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深刻揭示出一切“向钱看”的功利化教育体制造成的师德沦丧和人性扭曲。
综上所述，罗伟章创作的教育题材小说，既是对不平等和功利化教育的有力抨击，又是对市场经济时代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风气的强烈批判，这种抨击和批判既对准教育体制的弊端，同时又指向人性的弱点。从一定意义上说，罗伟章的这类教育题材小说创作也应属于“底层叙事”之作，这类作品实质上是畸形教育体制下底层民众面临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真实写照。罗伟章自己在一篇创作谈中就明确指出：“无论我在哪个阶段的写作，其实都贯穿了这样一个核心：真诚地抒写底层民众的人生境遇，哪怕是教育题材的小说，同样也是这样，这些都是我用心感受到的现实。”[4]罗伟章将“底层叙事”有机地融入到对教育问题的深刻揭示之中，既拓展了“底层叙事”的创作空间，又进一步增强了教育问题小说的社会价值和认识功能。
（本文为四川文理学院2012年度科研项目“罗伟章教育题材小说创作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2R020Y。）
注释：
[1]贺绍俊：《苦涩沉重的教育诗》，当代文坛，2008年，第4期。
[2]陈梦然：《普通中学教育不公平问题考察》，教育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
[3]谢春风：《必须尽快破除“应试教育”魔咒对基础教育的束缚》，前进论坛，2013年，第3期。
[4]罗伟章：《我心目中的小说》，当代文坛，2009年，第4期。
（张松 四川达州 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63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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