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行政关系；WTO；法律解释；司法
论文摘要：加强WTO的研究是我们成功应对挑战的前提，也是我们深化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WTO规则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国际性法则，而是要与国内法结合起来一起考察。从法律解释的性质出发能更好地阐释WTO与国内法律制度变革的关系。成功应对WTO需要国内法与之相配。
我国在2001年正式成为了WTO成员，这意味着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更具有透明性和开放性，特别是管理市场的行政方法和法律手段要及时地作相应的配套改革。这既是履行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必然要求。从行政关系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特征和职能出发来阐释法律现象和法律关系，可以更好地领会加入WTO的精神实质，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为什么市场化改革需要对行政管理进行改革，以及它所产生的积极效果。这是我们的立足点和方法论，是“源头活水”。从这个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出发，才能找到有力的手段和有效的措施去积极应对WTO的挑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使改革开放事业能够顺利进行下去，而不是被动地去应付，敷衍塞责或是不切实际地做些法律条文修改之类的官样文章。
一、WTO与行政关系
加入WTO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将它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它所产生的影响或许是我们今天还不能完全看到的，但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各项进程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WTO的前身是GATF，GATF最初设立时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国际组织，它是一系列规则的集合。对于这些规则，我们不能按照传统的国际公法来解释，将它看做纯粹以国家为义务单位而不涉及到个人的法律，而事实上，WTO规则的许多用语是直接涉及到个人的，甚至是针对个人行为的。它强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它对私人权利的保障是通过限制政府行政权力的方式实现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它理解成为国内法，认为将WTO的文字转换成国内法就具有了法律适用的所有条件。而事实上，WTO规则中的许多用语需要在WTO体系内作进一步解释，并且它与国内法的解释方法尚有相当大的差别。例如，WTO的解释受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约束，其解释方法要远比国内法来得复杂。为此，需要加紧研究WTO规则的内容和特点。
因此，在我们加入WTO之前，就应该很好地研究这种规则的特点，加入WTO之后更应该熟练地操作这些规则。对于为什么要设立这些规则而不是那些规则，以及如何设立这些规则首先要领悟透彻，把握根本的原则和方法。
WTO的指导思想，就是以市场经济作为基调，以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为基本原则，保障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个相对开放、自由发展的环境。它要求政府规则的透明化并逐步减少政府的管制，限制行政关系在市场中的存在，或者讲，行政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应当是有限的。因此，加入WTO之后首先受到冲击的还不是我们的经济组织和经济部门，而是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从2001年开始，废、改、立的相关法律、法规多达几百项(尚不包括地方行政法规)，这些都是为了符合WTO规则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它提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即在与WTO规则保持一致性而大量修改行政法律法规的同时，如何能使得我们的行政管理关系的改革有一个长期的、完整的思路，保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也是非常关键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前者。我们当然是希望二者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但是，法律关系的这种调整、变动方式，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内在地产生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这种情形是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严重时还会发生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现象。
WTO是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WTO规则是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事务为法律调整对象的，它要求成员国的行政管理方式与市场关系相容，不干预和妨碍自由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虽然它在诸如环境、劳工、竞争等方面所设立的规则还很不完善，但是，在已有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等领域，对成员国所作的行政管理限制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要放松对市场的行政管理。例如，大幅度地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消除差别管理，实现国民待遇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其次，要求行政管理透明化、规范化、制度化。再次，要逐步减少行政管理措施，至少是在成员国加入WTO之后行政管理的措施不得增加。
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服从和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因此，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只存在于计划和行政手段延伸不到的角落，如农民的自留地、农村集贸市场以及城镇农贸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市场取向的改革，1994年以后才进一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巩固和提高是在90年代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它意味着市场而不是政府作为资源的基本配置手段。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原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在起作用，因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以各种方法妨碍、阻挠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要平衡各种利益关系，存在很多问题，反过来，也使得行政管理现象在经济事务中仍然大量存在。迄今为止，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仍有许多理论难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确立及各自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界定。
二、行政关系与司法关系
正确地理解行政关系与市场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对于理解WTO规则以及加入WTO对于我国管理关系带来的影响有着很大的意义，对于深刻体会现有行政管理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明确改革所要实现的基本任务，也是非常关键的。
要知道，我国的行政关系，以及具有行政管理关系性质的社会关系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传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管理经济与社会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方法；另一方面，具体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也十分认同这种行政方式，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司法实践，在很多情况下行政方法反而是直接有效的。司法、立法，以及约束市场的方式都包含着相当多的行政性因素。因此，对于行政关系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关系，下级机关的职能来源于上级机关授权，它隶属于上级机关，并对上级机关负责。一级行政机关需要严格按照授权规定行事。这就决定了行政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行政关系的单向性。行政关系是自上而下地串联起来以实现有效控制和传递信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它不允许有双向权力关系的存在。在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任用、职能都要由上级机关指派和确认，下级机关只能根据上级机关的授权行事。因而，也就派生出了下面另外几个特点。
二是行政关系需要明确地授权。授权的规定要具体明确，这是行政关系合法性的依据。正如前面所述，行政关系是一种自上而下赋予的权力，这种单向性也就决定了它的权能只能来源于上一级的行政机关，由上级机关界定权限大小、行使范围，行政机关对于其下属的任命或是离职具有决定权。这是行政高效率运行的基础，也是行政之所以有效率的关键。正因为行政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有效运行，所以，它成了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三是行政关系中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由上级机关具体考察下级机关的职能和业绩，决定其是否留用、晋升或是降级，在这一点上，下级机关是没有任何谈判的权利的。下级机关的非主体性也是保证行政关系一体性和行政机制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
四是解释的狭义性。解释规则的方法有很多，有文字解释、扩张解释、历史解释、经济解释等，最基本的形式为狭义解释与扩张解释。狭义解释是按照文字的一般意义所进行的解释，仅限于文字的意义，不考虑具体事实的变化或是在规则制定之时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当出现数种解释时，就选择其中最为狭义的一种解释。为什么选择这种解释方法，也是由行政关系的性质决定的。狭义解释是意义最为明确的一种解释，最不会产生争议，因此是行政关系有效运作的保障。
当然，这种解释方法也有许多弊端。由于它“咬文嚼字”，因而容易忽略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特别是经济生活的多变性，因此，用这种解释方法来应对不断变化了的现实，它的有效性就成了问题。
五是政府尽可能少地承担行政责任。从上述几个特点自然就能够推断出这个结论。首先，采取狭义解释能够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时，上级机关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规则是上一级机关制定的，命令也是上一级机关下达的。
因此，行政责任是不独立的，下级机关的责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权力相对集中。显然，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有着本质的差别。行政关系首要的条件就是保证行政的有效性，即相关指令的上传下达，并及时采取行动；而司法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保持社会公正性，平衡具体的利益关系，因而使得司法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
司法关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释问题。由于成文法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狭义的方法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势必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只会出现“削足适履”式的笑话，因而产生了专门的法律解释机构，专门负责法律的解释和法律规则的适用。
其次，司法系统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社会公正，它对现有法律规则作出了灵活的解释，而对于法律规则尚未规定的内容，也要在作相应的变通后给予明确的解释(如变通解释)。
再者，就是法官判断的独立性。法官是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它不应受任何社会力量的支配，法官对自己的判决负责，具有独立判断的能力，这和行政关系的整体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四，司法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价值导向不同。司法关系关注的是社会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关系那样具有主动性，它并不是主动去干预社会事务，而是坐等当事人上门。民事纠纷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自己能够达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来干预。
三、行政关系与市场化改革
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供需关系在不断改变，个人的预期也在不断改变，显然，单一的规则不足以应付这样一种变动的社会，这是市场关系的主要特点。如果用单一的行政关系来管理(管制)经济，就无法真正反映市场的多变性，结果是“一统就死”。但是，仅有司法关系也是不够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极性，即只能在市场关系出现问题时才进行干预和调整。介于二者之间的大量经济事务是自主性行为，是与“自由竞争”相联系的。WTO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自由竞争的经济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像WTO中的非歧视待遇(主要体现为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励平等竞争，减少政府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事务中存在着过多、过滥的行政关系，它既是计划经济存在的产物，也是我们延续传统行政管理经验和方法的必然结果，是多年改革之后仍然没有摆脱的一个“阴影”。依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我们将开放国内市场，或是在过渡期后开放相应的国内市场，因而将自由竞争引入了国内市场，将自身置于世界性的经济竞争环境中。对于国内的生产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种竞争方式能够有效地限制，甚至消除行政干预，彻底摆脱行政关系，从而尽快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行政关系下的市场经济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如两套运行规则并存，这无异于鼓励人们从事“寻租”行为(即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价值实现)，这样既能够充分利用行政关系所赋予的特殊权力、特殊政策规定，又能够将这种特权在市场中及时兑现其价值。加快行政关系的改革，实现单一的国民标准、公平竞争成为当前行政改革的首要任务。而减少国内市场准人的审查是实现国内单一国民标准的关键。对外开放，首先是要对内开放，加强国内竞争，形成国内竞争的市场环境。从我国的改革以及其他市场化国家的经验来看，凡是国内竞争搞得好的，国际竞争力就强，也就不怕开放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凡是在国内搞垄断的，竞争力就会丧失，即使原先有很强的竞争力，也会由强变弱。
总之，我们需要有步骤地、有针对性地改革行政关系，而不是被动地、毫无准备地接受WTO的规则，那样会极大地损害行政管理的整体性和有效性，不能有目的地实现国内的单一国民标准，增强国内竞争的实力，如此，我国加入WTO，或是过渡期之后所直接面对的将是严重不利的国际竞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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