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138-05
本文详细考察《南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本，1986）（以下简称《南》）中时间介词系统，在同先秦5部文献（《左传》、《韩非子》、《孟子》、《论语》、《荀子》）及现代汉语介词系统比较基础上，彰显其系统特点，并进而在认知视角下探讨介词系统演变的相关问题。
一、《南》中时间介词系统特点
《南》中时间介词共28个词项，747个用例，每个词项均频次为27次。“及、至”频率最高，二者比例接近，平均为18.5%；其次为“于、自”，平均11%；再次为“当、以、临、会”，平均5%；其余平均不过1%。这四类频率逐渐降低，频率的高低显示了介词典型性的差异，前两类为典型介词成员，后两类为边缘成员。
同先秦5部文献相比，《南》中时间介词系统稳中有变：先秦17个词项继续沿用，多出11个，说明此时是此系统的高速膨胀期；17个词项均频次为29次，同《南》持平，反映出语言系统对介词功能需求的稳定性。17个词项在《南》中频率变化：最高的“及、于”明显降低；“至”大幅提高，由非常用变为常用；“以、当”有所下降，“自”有所提高；其他边缘成员，变化微弱。这反映了时间介词系统成员据自身语义特征为成为典型成员的自我调适和相互竞争。
以上是《南》中时间介词总体情况，具体到“起始、临近、终到、时点、时机”等不同类别时，情况不尽相同，详见下述。
（一）起始点
《南》中表起始点共6个词项，比于先秦5部文献，最大变化为：口语性较强的“从”频率明显提高，由3%升至9%；文言性较强的“由”由11%降至7%；同时多出3个“乎、起、去”；“自”频率仍高居首位。
“乎、起、去”在其他古文献中也难见到，“乎”是古语词偶用，后两个是南北朝新生词项：
起汉从帝时，御史中丞冯赦讨九江贼……（卷16？志8，P328）
去三月戊寅起，而其间暂时晴，从四月一日又阴雨……（卷19？志11，P370）
“起”本动词，本义“能立也”（说文），后引申出含有“起始”语义特征的“兴起、出发”等义项，其后常跟处所词：
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庄子？秋水》
因这些义项带有“起始”语义特征，其后又常有另外一个Vp，而一个典型的由起始、持续、结束三部分信息组成的事件，人们往往更关注起始后的持续或结束信息，因它们是新信息；在此认知机制下，“起”字短语语义信息被背景化，在此认知机制制约下，“起”的语义逐渐虚化，典型动词特征也丧失，仅表“从……起”时间信息，遂成为介词，这个过程先秦便已开始：
百步一栊枞，起地高五丈。《墨子？备城门》
但直到六朝才成为典型介词，但因高频词“自”的压制，及其作为高频动词的束缚，其介词用法在后世无法普及。
（二）终到点
《南》中表终到点共9个词项，比于先秦5部文献：先秦5个词项继续沿用，新生出4个；“及”频率虽仍最高，但已由80%速降至49%；与之相对的“至”，则由8%飙升至44%。可见，此时是“至”代替“及”的关键期，其更替原因一般认为是同义替代，实际是本义制约结果：据《说文》，“及”本义“追上”，“至”本义“鸟飞从高下至地也”，表示位移终点；很显然，后者更适合表终到点，这种本义的制约最终导致此时“至”对“及”的淘汰。
同时，用例显示二者功能有整齐相对关系：
《南》中：“至”宾语Np占87%，Vp仅占13%，这点同“及”正好相反；Vp以非主谓短语居多，是主谓短语的近2倍，这点同“及”也正好相反。“及”宾语Vp占92%；Vp宾语中主谓短语是非主谓的2倍多点。据上表，“及”、“至”二者间的这种关系在先秦就存在，这可能是与其本义及语法化初期环境有关。
《南》中新生的“迄、到、达、在”在先秦均为动词，《南》中均已虚化为介词，但因高频词“至、及”的存在，其使用范围狭窄。其他词项的变化主要是文言色彩较强的“比、于”明显下降。
（三）时点
《南》中表时点共10个词项，比先秦5部文献多出5个，淘汰1个。
“去”表时点在中古文献不多见：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去四月二十七日，岩数里夜忽有双光……（卷18志10，P362）
永明四年四月，东昌县山自比岁水以来，恒发异响，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岩褫落。（卷18志10，P363）
据吴福祥（1996）[1]（P201），“去”做时间介词不晚于六朝，仅举1例：
娘去二月九日夜，失车栏。《文选奏谈刘整》
《南》中共4例，且“去”还可表起始点（见上），“去”的这种用法沿用至唐五代，但用例较少，且多见于佛经，也许是六朝及唐五代时的俗语。
“去”时间介词来源，朱庆之[2]（P178-179）认为晋代后“去”常与“到、至”连用受感染产生“往、到”义，后引申出处所介词。这种观点无法解释如下两个问题：
一是“去”在南北朝就已见时间介词用例，但宋代之后几乎绝迹，而处所介词用法却才始见。[1]（P202）、[3]（P139）但按朱的观点，当先产生处所介词，再引申为时间介词，这才符合词义由具体到抽象的引申机制，但实际语料显示并非如此。
另外一个问题，被学者们忽略了，从目前所见到的用例来看，“去”介引的起始点和时点均为过去时，未见其介引将来时，原因何在呢？
我们认为这是“去”受其所自虚化的词性和用法的制约结果。“去”本为动词，义为“离开”，由此便可引申出“往昔”之义的形容词，然后又可经形容词引申出时间介词；而不必大费周折先经与“至、到”连用类化而产生“往、到”义，再引申为处所介词，再引申为时间介词。因受“往昔”之义制约，故其所介引时间均为过去时。
文献中“去岁”等词早在先秦已现，“去”是形容词定语（例从略），下面是被学者们认为接近或已为介词的早期例句：[3]（P138）
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史记？大宛列传》
臣以去太康八年，随事异议。（汝南王亮《奏议刑法》，见《全晋文》卷16，引自《晋书刑法志》）
吾以去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能具也。（习凿齿《与桓秘书》，见《全晋文》卷134，引自《晋书习凿齿传》）
第一例中“去”实际是动词；后二例中“以去”被认为是介词连用。我们认为介词连用一般发生在性质明确的介词之间，很难想象“去”在向介词转化初期就能同典型介词连用。这两句中介引时间功能其实是“以”承担的，“去”仍可理解为形容词定语，即“过去的”之义，正因“去”在此时还不是介词，故需“以”来承担介引功能，造成介词连用假象。随着“去”形容词用法的普及，“去+时间词”结构便被固化，同时也获得了独立表达时间的功能，“去”由此虚化为介词。
其他4个因语义限制频率较低。“及”语义适合表终到点，故时点用例较少。
总体来看，因《南》中新生词项较多，先秦文献中常用词“于、当”频率均有所下降，前者更明显；“以”较稳定。现代汉语常用词“在”虽早在甲骨文中就有用例，但六朝之前频率一直较低，《南》中则明显提高，语义的适宜性决定了“在”在后世取代其他词项成为必然。
（四）其他类
1.时机
时机类介词数量及频率相对于起始、终到、时点要少得多，原因是其所表信息不在典型认知图式中（详见下文分析）。比于先秦5部文献，《南》中主要变化是“乘”频率大大提高，明显缩小和“因”的差距，原因是时机的特性：时机出现几率小，时间短，需主动出击才能抓住。这一特性，决定了最合适的时机介词当具备积极施力语义特征。
试比较“因、乘、及、逮”4个词项：
《说文》：及，逮也；逮，及也。“及、逮”本义均为追赶上，由此引申出时机介词，但“追赶”显然已与机会失之交臂，故不是合适的时机介词，这是“逮”被淘汰、“及”由35%降至19%的原因。
因，本义为草席，引申出凭借义，比“及、逮”具备明显的积极施力特征，故其做时机介词在先秦频率最高。乘，本义为爬、登，引申出驾驭义，比之“因”，积极施力特征更为凸显，这导致其在中古缩小同“因”频率差并在后世取代之。
2.正值
《南》中仅2个：会（30例）、值（19例）；先秦5部文献“会、值”基本为动词，仅“会”有1例类似介词用法：
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先秦基本上是借助动词“会、值”来表达正值这种时间信息。“会、值”表正值，分别来自“会面”、“碰到”义项，相较而言，后者更适合表正值，故现代汉语仅留下带文言色彩的“值”。
3.临近点、经历、紧随
这三类词项和用例均较少，故总述如下：
同样由于这些介词所表达的信息不在经典认知图式中，故其词项较少、频率较低。同“临”相比，“薄”转化为临近点介词的语义适宜性较低。“终、经”表义有细微区别：前者凸显在某时段内状态的稳定性，现代常表达为“一（时间段）都……”；后者凸显某时段后的变化，现代常表达为“一直经过（时间段）才……”。
（薛天生）天生终身不食鱼肉。（卷55列传3，P958）
景文以此授超阶，令缋经年乃受。（卷4列传30，P852）
从语义上看，“经”更适合做经历介词，故沿用至今。
“应”紧随其后，在现代汉语中无相应介词，却仍未被沿用，可能是因“应”后只能跟单音词，功能受到限制，如：
夜有鹿触其壁，度曰：“汝坏我壁。”鹿应声去。（卷54列传35，P936）
晃从驾，以马矟刺道边枯蘗……而矟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卷35列传16，P624）
“应”的时间介词用法当来自表“应答”的动词，其经常出现的语境是听话人在应答问话后立刻去做某事（如前例），这一场景中后续动作很显然是认知和表现焦点，“应”则在被背景化后虚化为介词，仅表“在某动作后”的时间信息而失去应答义，如后例。
二、介词演变相关问题探讨
（一）时间介词虚化的机制到底是怎样的？
学者们往往从句法位置、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4]（P161-169）和同步虚化（或类同引申）及认知（主要是指由处所域向时间域的投射）[5]（P13-16）等角度解释时间介词的来源。但这些因素只是对时间介词语法化过程外在特征的描述，其真正动因还需从人对现实场景的解构入手。请看下图：
上图S代表现实场景，S中包含一系列信息，V表动作信息，T表时间信息（当然还有地点、方式、原因等其他信息），这个图式代表我们对现实活动场景的认知解构。在图式中，各种信息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V是我们的感知焦点（实线表焦点），处于认知的凸显地位，T则被感知为伴随特征而被背景化（虚线表背景）。因为V承载的是“事件的内部过程或进程”[6]（P243），体现为运动变化，故总是吸引我们更多地认知能量而被凸显。
正因在认知图式中，V承载着处于凸显地位的运动信息，V在句法中才表现出与其凸显地位相适应的完备的动词特征；而V前或后的另一个V，则因承载着背景化的时间等信息，其动词特征便被淡化，以此来模糊运动信息，凸显时间信息，时间介词由此产生。动词特征的凸显或淡化是其所载信息在认知中所处地位的句法表现。
实际上，时间介词的这种来源机制也适应解释其他类型介词（如目的、依据、原因、凭借等）的来源，具有很强的普遍意义，也符合认知语言学解释的简洁原则“解释语言须用统一模式”。[7]（P238）
（二）为何表起始点、时点、终到点的介词比其他类时间介词要多？
这仍可从我们对现实场景的解构来解释，现实存在的种种运动具体历程虽各不相同，但因认知中的原型效应，人们往往将各种运动过程解构为具备源地、路径、目标三部分的完整结构，[6]（P230）这是我们在现实体验基础上所产生的关于运动过程的典型认知图式。又因时间和运动的关系（对时间的感知以对运动的感知为媒介）原因，语言中表现源地、路径、目标的时间信息成分即起始点、经由、终点时间介词也较多。我们也注意到，表路径的经由类介词也并不多，这仍与我们对运动过程的体验有关，当我们处于下图中的VX（即起点和终点间运动点上）时，因源点和终点距此时已远而被淡化，运动过程往往被整体凸显，即V1至VN被识解为一个V，相应的T1至TN也被识解为一个T，V和T呈点对点关系，故我们往往选择表所在点的介词来表达此时的T信息，如：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
苦菜生于寒秋。《颜氏家训书证》
实际上“子”是在“是日”某时段哭，有起点、终点，但因具体起点、终点难以确定或无表达需要，便被模糊处理，将“是日”当作时点；苦菜也当生于寒秋前期，枯于寒秋后期，此时将寒秋当作时间点，以凸显苦菜在此时的稳定状态。这与我们用一个子动作来代替整个事件域的认知模式相一致[7]（P248）。这种认知模式实际上也是处所介词中所在处介词相对较多的原因（见下表）。
运动过程典型认知图式及其对时间介词的制约图示（1表起点，X表时点，N表终点）：
处所类介词在《南》及先秦5部文献中的数量：
（三）为何表终到点介词要明显比其他类介词数量多、使用频次高？
《南》及先秦5部文献时间介词词项数量及使用次频：
这仍源于人对运动过程的认知模式，在上述认知图式中，源地、路径、目标在人的感知中地位并不一样，目标要比源地和路径重要，人们往往对目标更感兴趣。[6]（P231）其原因当是，源地代表的往往是已知信息，相对而言，目标代表的往往是未知信息，因此就更容易吸引人的注意，在认知中就占凸显地位。表现在语言中，就是句法中经常需要终到点介词标记终到点时间信息，导致终到点介词数量和频率相对较高，如：
丙夜土雾竟天，昏塞浓厚，至六日未时小开。（卷19，志11，五行志，P385）
逮文帝之世，初被圣明鉴赏；及孝武之朝，复蒙英主顾眄。（卷25，列传6，张敬儿，P469）
就现实而言，任何运动都会有起始点、时点，但因这些信息在认知中不占凸显地位，造成表达必要性大大降低，从而经常会在语句中被模糊化。这就是语言中表终到点介词数量较多、次频较高的原因。
总结：《南》中时间介词系统共28个词项，比先秦5部文献多出11个，比现代汉语多出20个，表明此时是时间介词系统的繁盛期，同时也是其剧烈调整期。每个词项都据语义特征所决定的表义功能，努力争取其在介词系统中的典型地位，而介词系统本身也为完善其表达功能而不断筛选、培养最佳表义成员；这就造成了系统成员的复杂更替。每个次类系统成员数量、频率不尽相同，这取决于其所表信息在人们对活动过程的典型认知图式中的地位。
时间介词语法化的原动力是人们凸显运动本身而背景化时间信息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导致表达时间信息的、具有语义适宜性的动词的动词性的减弱，时间介词由此产生。
《南》及先秦5部文献所涉及时间介词词项及频率见下表：
《南》（下文用A表示）中时间介词词项及频率（28个词项，747例）：
先秦5部文献（下文用B表示）时间介词词项及频率（17个词项，50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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