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从小立志学医的人。
幼时的我曾身患顽疾，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40多岁的母亲带着我四处求医问药，奔波劳碌，我最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大夫，为病人解除病痛，更让他们的家人安心。所以当得知清华医药实验班第一次招收应届高考生，兴奋的我便在第一志愿的表格上写下了它的名字。尽管如此，我对实验班强调的培养医师科学家的概念并不了解。医师科学家比传统医生有何优势？同样是8年制，实验班又与北医、协和有何不同？在过去几年的学习中，这些疑问一一得到了解答。
什么是医师科学家？一直以来，国内绝大多数医科院校都采用了固定的教育模式，一边倒的强调临床经验的积累。这一模式培养出的医生，一方面，对常见疾病经验丰富；但另一方面，对尚未攻克的疾病却束手无策。而医师科学家将不单具备过硬的临床诊疗能力，更将兼备科研能力，带着问题从临床中来，借助科研手段揭示病因、开创新疗法，最终将成果应用回临床中去。
遵循这一目标，实验班采用了全国首创的“3+2+3”培养方案。目前我和同学们即将完成中间那个“2”的海外部分，回国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学习。
这2年的海外经历，让我对医师科学家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个人对慢性神经痛很感兴趣。大二暑假在清华第二附属医院实习时，曾接触过接受脊柱损伤修复手术的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术后要长期忍受慢性疼痛的折磨，即便脊髓功能完全恢复，在没有其他后遗症的情况下，仍需终生服用止疼片。当时我就想，我能为这些病人做点什么？来到匹兹堡后，在最初的4个轮转实验室中，我坚定地选择了痛觉研究实验室，去了解痛觉的发生机制，掌握痛觉的研究手段，也对顽固的慢性神经痛有了全新认识。更有幸的是，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位卓越的华裔医师科学家、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卓敏教授。他曾师从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Kandel），他本人也在疼痛领域有着极高声望。卓教授通过临床数据的搜集，首先确定疼痛发生的生理结构，再通过不懈地实验揭示了引发慢性神经痛的分子机理，并根据这一机理研制出了无副作用的潜在药物。
卓教授坦言，神经手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慢性神经痛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尽管如此，很多外科医生还是对这个话题非常忌讳：因为担心患者会因此责怪医生医术差，甚至成为医疗事故的被告。可见，绝大多数医生因为畏惧而放弃了对病症的研究和根治，而一个优秀的医师科学家，正应像卓教授这样，有担当，有毅力，勇于挑战临床中出现的未知问题。
凭借着实验班为我们提供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有了参加国际性学术大会的经历，更带着自己的科研成果与专家们分享。在匹兹堡大学一流的医师科学家的引导下，我们的科学思维和创新意识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运用英文进行专业交流的能力也有了飞跃式的进步。
8年转瞬即逝，而实验班这样的机遇更是可遇不可求。我们将用自己的所学所得争做第一代中国自己的医师科学家。除此之外，相信我们中的一些人更将带着开阔的视野和先进的思想，为中国未来医疗改革的政策制定尽一份力。作者： 黄会真，本文来自《中国医师》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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