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领域重要的金融支撑，其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然而，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面临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优、资源投入较少、人才支撑不够、数据治理困难、数据共享不畅等困难。本文提出农村商业银行要加快数字化转型，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速体制机制改革；加大资源投入，培育引进复合型人才；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实行差异化金融监管等建议。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 数字化转型; 数据共享
农村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重要的金融支撑，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在乡村产业发展、新型农民主体培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都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机会，也势必带来巨大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近年来，随着日益增长和多样化的农村金融需求，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加上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为满足当前的农村金融需求和疫情防控的需要，农村商业银行开始加速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转型，农村商业银行不仅解决了传统业务受时间和空间限制问题，而且简化了业务流程、拓展了业务场景、增强了风险控制、降低了经营成本、创新了服务模式，为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农村商业银行系统数字化转型是必然趋势
（一）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需要。自2003年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以来，原先的农信社系统已经趋于商业化运营，如今农村信用社系统的金融机构占据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拥有了区域业务份额的比较优势。作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可以克服传统金融成本高、利润小、风险大的问题，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为农业主体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供应链金融和区块链技术，助力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衔接；通过大数据技术，精准选择扶贫对象提供精准金融服务，破解金融机构商业经营和扶贫双重目标矛盾，有效推动两者的有效衔接。（二）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需要。2015年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明确指出普惠金融的要素为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通过加大政策引导扶持、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农村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等人群获得价值合理、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后，农村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产品的附加值和服务黏性。（三）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应对市场竞争的需要。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阿里、京东等互联网企业纷纷进入农村金融领域。2016年，蚂蚁金服战略入股中国最大的公益性小额信贷专业机构中和农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并且启动了“谷雨计划”为大型种植户提供金融服务。2015年，京东集团提出了3F战略，通过农村电商服务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互联网企业正利用其小额分散、跨越时空、灵活多变、响应快速等优势给予农村商业银行系统巨大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大型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重心也在不断下沉，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贷款要增长30%以上”的目标，大型商业银行正利用其资金及多元化服务优势在城市近郊和部分农村地区抢占市场。由此可见，农村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互联网企业和同业竞争的双重挤压，数字化转型是其应对市场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
二、农村商业银行系统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困难
（一）顶层设计不足，体制机制不优。一是农商银行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指导，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够。相较于大型商业银行，省联社本身的科技实力也不够强，大多采取跟随战略，边学边干，亦步亦趋，导致数字化转型缺少顶层设计，未制定科学系统的战略规划，或规划缺乏可落地的技术实施路径。此外，市场上缺少对农商银行有深度理解且能提出专业建议的咨询公司，部分农村商业银行将数字化转型同线上化、IT、电子银行渠道建设混为一谈。从实践看，部分农商银行数字化转型目标模糊、思路不清，有的仅注重传统业务产品开发，而忽略了数字化营销、风控、管理等多场景建设；有的采取“急用先做”策略，尝试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而不注重数据治理等基础设施和数据能力建设；有的将线上化作为转型方向，致力传统线下业务向移动终端app迁移；有的关注大数据等成熟技术的应用，对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未开展研究和应用；有的将电子银行渠道建设当作转型重点，认为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和传统网点的智能外设是未来数字化的主要模式。二是缺少适应数字化转型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部分农商银行数据治理组织和体系建设起步较晚，大都为上升到公司治理范畴，缺少总行层面的强力组织领导和推进。调研中发现，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牵头部门往往千差万别，多由科技、业务、统计或者电子银行等部门负责，部门间协调机制也不完善。三是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不完善。从大数据应用到数字化转型，具有探索性的特征，对目前农商银行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项目执行方式、绩效考核和人才使用模式形成挑战。比如，大数据等金融科技转变为未来生产力的激励机制也未形成，对科技人员及数据专家缺少相应的容错机制，难以加快技术能力的培养和沉淀，人才队伍建设需要更加市场化的选聘机制相配套。（二）资源投入较少，人才支撑不够。一是多数农商银行对数字化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更注重短期业务绩效的提升，从而忽视了金融科技的长期投入对业务创新的重要作用，导致农商银行整体创新能力薄弱。如果比照国内外大型商业银行税前利润的比例，农商银行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相对较少，制约了业务的数字化、线上化创新应用，迟滞了人才队伍、数据平台、数据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舍不得高薪聘请数据专家及高端复合型人才，导致了后发劣势。二是农村商业银行系统面临“小银行+大平台”的特殊体制结构，省联社在资金投入、人才布局、数据集中、基础建设方面，往往众口难调，无法协调和统一所有银行的意志，需要经过充分的事前沟通和必要的法定程序。对于多数农商银行而言，新的投入将增加预算和维护费用，而在不良贷款“双升”、利润增幅全面下滑的情况下更制约着这些投资，以致省联社推进数字化转型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数据治理困难，数据共享不畅。一是多数农商银行数据管理制度流程不健全，组织架构和责任体系未建立，数据产生、使用、迁移、清理、归档和销毁的运维和管理不规范，数据标准、数据字典、数据共享、数据安全、资料存储、应急预案等管理内容缺失，数据源头管理处在自发状态，数据生命周期管理仍为“概念级”，生产系统数据规模难以合理控制，数据访问效率低，无论是数据治理或成熟度，还是数据质量，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差距较大，总体上“谁来管”“怎么管”问题没有解决。安徽省联社为摸清数据治理底数，探查十大基础主题5亿条数据，仅客户主体144个关键字段就有111个字段缺失或存在逻辑错误；个人客户信息“九要素”不全等问题仍然突出，账户信息及反洗钱数据质量问题严重，存在大量的久悬户、零余额账户、“一人多户”和“一号多人”现象。此外，数据标准不统一，省联社部分业务系统和农商银行自建渠道系统对基础类数据标准仍未贯标，加上各类指标名称、定义及业务口径不统一，产生大量非标准化数据，而企业元数据、主数据、数据生命周期等领域管理机制未建立，新建的系统可能形成新的“数据烟囱”，新增数据质量问题未得到解决，也制约监管数据报送质量，增加了监管处罚风险。二是数据加工和服务能力不足。农村商业银行系统新增数据呈几何数增长，但数据资产管理能力不足，数据平台整合能力不强，缺乏统一的数据清洗、加工和服务，对行内外部数据难以按照数据标准进行整合和复用，既难以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也给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存储和治理压力。省联社大数据平台和共享服务能力建设不足，数据管控体系不健全，难以为农商银行提供个性化、特色化数据服务，也难以提供专业的指导、规划、咨询、培训等服务。在大数据时代行业服务能力提升面临挑战。三是数据价值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协同能力不足。由于数据平台未按主题进行加工整合，既难以为下游应用提供一体化的数据服务，也不能无缝嵌入业务处理流程或分析管理流程。价值挖掘和创新变革能力不足，缺少统一的建模分析工具，图谱挖掘、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数据分析能力弱，数据分析挖掘应用匮乏。目前农商银行数字化产品主要依托省联社大平台服务，应用开发侧重于客户画像、精准营销、管理驾驶舱方面，对风险防控、内部管理、渠道整合、产品创新服务、监管报送和管理决策等应用场景建设相对较少。
三、农村商业银行系统数字化转型对策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加速体制机制改革。一是结合不同地区农村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发展目标、地区特色，合理规划农村商业银行数字转型方案，将大数据发展作为农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和引擎。二是加强对数字转型的认识，组织农商银行董事长、行长等到知名高校进行金融科技专题培训，统一思想认识。三是推动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要在省联社层面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分工职责，统筹协调农村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同时，可以建立敏捷性组织，如事业部组织和特色支行，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农村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相互促进的“试验区”。适当放开农商银行的经营区域限制，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相邻地区开展金融服务，利用数字技术拓展金融服务覆盖面，加强市场竞争。此外，为释放农村商业银行活力，省联社也可以转变职能，成为专门为农村商业银行提供科技服务和市场投融资服务的技术平台。（二）加大资源投入，培育引进复合型人才。一是要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据统计，截至2019年，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投入占营业收入的平均占比超过2%，其中建行金融科技投入占比为2.5%、工行为2.2%，而部分地区省联社金融科技的投入占比还未超过2%，应加大在金融科技上的研发力度。在研发模式上，可以借鉴广东省联社“外部合作”模式与京东、阿里等互联网公司开展合作，从系统建设方面开展数字化转型。也可以借鉴安徽省联社“自主研发”的模式，引进数字化人才和技术，通过自主研发搭建数字化平台。二是在人才培养和引进上加大投入。加大农村商业银行和高校的合作，通过校企合作模式为农村商业银行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可以通过科技人才计划、科研项目奖励等政策，给予具有研究潜力人才更多资金支持。也可以实施柔性人才引进政策，为农村商业银行急需的高层次人才特设岗位。（三）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据共享。一是要加强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通信和光纤宽带的覆盖面，推动农村地区5G基站建设。加大数字移动支付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推动数字移动支付从农村生活服务业向农村生产性服务业拓展，以提升农村地区数字移动支付服务水平。二是农村商业银行数据库要充分对接政府平台数据，特别是土地、房屋、气象、农产品进出口数据等，发挥大数据技术在金融领域挖掘、分析能力，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三是要搭建三农数据共享平台，提供对相关数据接入、清洗、管理、共享交换等服务，实现涉农数据资源的融合共享。（四）保障数据安全，实行差异化金融监管。一是要保障农户、企业等金融信息的数据安全，推动信息数据市场有序发展。要完善金融数据监管的法律法规，健全全流程管控制度，对数据泄露等不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二是要对农村商业银行实行差异化监管。根据不同地区的金融发展现状建立差异化的农村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允许各地监管部门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制定具体的监管要求。例如，在农村金融需求相对旺盛的东部地区，可以试点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及金融科技企业的准入条件，加强对外开放引入外资企业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通过“鲶鱼效应”激发农村金融机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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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寅恺 单位: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城乡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