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的危害及自身黄袍加身的经历，宋太祖由马上取天下之后随即转向以文化成天下的治国之策。经后世几代君王，最终完全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文官政治制度。北宋一朝尤重科举取士，大批文士通过科举途径进入政界，从而使宋型文化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
文官政治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们有了与此前不同的政治责任感。文化的繁荣，加之士大夫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追求，改变了对于绘画艺术的传统认识。“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所以说，“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人生美学”。[1]具体而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绘画审美境界有以下个方面的表现：
一、文人士大夫阶级构成的变化对绘画的影响
文官政治及科举制的推行，使得文人士大夫在满足于政治地位的同时，又开始寻求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兴趣与爱好。因此，文人士大夫充当了多维的社会角色，集政治、文化、艺术于一身。对此，王水照先生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2]
如此的政治氛围与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使得宋代士人受到较为全面的文化熏陶，他们大多具备包括诗、书、画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正如南宋学者邓椿所言：“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盖寡矣。”[3]又如赵孟坚“工诗文，金石书画俱能。”[4]士暕，“读书能文”、“兼工画艺”。[5]这些文人士大夫不是以单一的文化、美学的角色出现，而是文化、美学的全才。宋代以绘画隆盛，因此出现士大夫“莫不于诗文政事之暇，抚弄笔墨，附庸风雅，故论画文字甚多”[6]的情形。
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得人们对不同艺术门类的认识不断深入，从而形成诗、书、画一体的美学观念。在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有记载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7]再如徽宗所作《芙蓉锦鸡图》，就题有诗歌“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凫鹥。”[8]诗情画意，相得益彰。
宋代以科举进入仕途，且“取士不问家世”，使得以世俗地主为主体的大量人才涌入官僚机构，这就使宋代政府具有“平民化”的色彩。因而风俗画大量兴起，《清明上河图》堪称市民生活的不朽长卷。
二、文人士大夫的个人情操对绘画的影响
诗、书、画异形而同品，皆以人的性情为根本，都应表现出作者的性情、气质与精神面貌。“设色花鸟之外，专用水墨画花卉之风亦渐盛，而尤以兰竹梅等为流行。盖文人学士，逸兴写意之作，不甘调粉涂脂，不甘循规蹈矩，脱略迹象，一以笔墨之情趣为旨归。”[18]由此可见，作者的人文教养愈深，其个性、艺术精神在作品中的表现便愈加深入。法国人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本身。”风格在这里一般指的是个别艺术家在表现方式和笔调曲折等方面完全见出他的人格的一些特点。[19]若就绘画题材而言，兰梅竹菊“四君子”遂成为文人画中最具有个性的题材。
三、文人士大夫心态的变化对绘画的影响
宋代士人的心态较前代已有很大变化，娱乐享受成为士林的合理要求和自觉追求，使得士人纵情山水的山水画成就较大，据史料记载：北宋文人高克明，“善幽默，多行郊野间，览山林之处，箕坐终日。”又有：郭熙，“山水寒林，施为巧瞻，位置渊深，虽复学慕营丘，亦能自放胸臆，巨障高壁，多多益壮。”[9]士人对山水画的欣赏与创作，使得山水画在审美创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武转文的变型使得文人的心态趋向于“平淡”，以深远闲淡为意，于是平淡、清雅便体现了宋人审美的基本态度和格调。例如：士雷，“长于山水，清雅可爱”。董源“以平淡优雅之笔，写江南秀丽之景。”[10]又如：释巨然，“老年归于平淡”。[11]米芾评董源的绘画“平淡多天真”，“皆得天真”。[12]
值得注意的是，文人的怀才不遇、寓兴于画的心态对绘画的创作也具有相当的影响。苏轼称赞文与可的画“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13]而文同，擅画墨竹，“凡于翰墨之间，托物寓兴，则见于水墨之戏。”[14]《画继》中记载：刘延世，不得志，为其所画墨竹题诗云“酷爱此君心，常将墨点真。毫端虽在手，难写淡精神。”趣尚之高，有如此者。[15]此外，像李营丘，也是一个多才足学之士，然“屡举不第，竟无所成，故放意于画。”[16]《宣和画谱》中亦云：李成，“善属文，气调不凡，而磊落有大志。因怀才不偶，遂放意于诗酒之间，又寓兴于画，精妙初非求售，唯以自娱于其间耳。”[17]因此，他的山水画具有“清旷”的特征。
宋代士人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北宋文人画家文同擅画竹，他之所以画竹，实际上是以竹自比，抒发自己的怀抱。苏轼也擅长画墨竹，“从地一直起顶，或问为何不逐。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耶，虽文与可自谓吾墨竹一派在徐州，而先生自谓吾为墨竹。”[20]苏轼还曾称赞文与可的梅竹石云：“竹寒而秀，木瘠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21]除此之外，还有华光“以画梅著于北宋，后人乃譔为口诀，讬之华光以自重。”[22]南宋著名文人扬无咎，书画均有名，尤其擅长画梅。据载，扬无咎为人耿介，不慕荣华，敢于藐视权贵，正与寒梅品格相符合。专以墨龙扬名画史的陈容(13世纪)也是理宗朝进士，却一生坎坷，屡遭贬降而孤芳自赏。晚年虽清贫，却能吟傲自适。在现实中无法达到的远大志向，在画面上借云蒸雨飞之中变化无穷的巨龙得到酣畅淋漓的表现。这里，画家是在以龙寓志。[23]
文人士大夫的个人品性对绘画也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据《画继》中记载，李石，“少负才名”，“任太学博士，直情径行，不附权贵，遂不容于朝”，“醉吟之余，时作小笔。风调远俗，盖其人品既高，虽游戏间，而心画形矣。”[24]
宋代文官政治的推行，使得士人们的兴趣爱好得以充分的发挥，就绘画审美艺术而言，取得了较前代王朝更大的成就，并对后世朝代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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