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在的现象来看，大学的美学课堂“站”无虚席，人们狂热急购美学书籍，美学论争随处可见，美学在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魔力。在这个背景下，不仅全国许多综合性大学设有美学课程和教研室，而且一般理工科大学、学院也开设美学课程。从国家到省、市的社会科学院，几乎都有专门的美学研究机构。而中华美学学员会员人数之众，其分支学会之多，没有任何一个学会堪能与之争雄。每年中国出版、发表的美学新旧著述的数量，大概亦可为世界之冠。中国美学界这种出奇繁荣的景观，可谓世界罕见，许多西方国家的美学学者对这种现象都难以置信。就是在一些人大呼小叫美学“衰落”的今天，这种状况也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由此上溯到本世纪初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巨大影响，以及30年代朱光潜先生《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所产生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效应，人们不禁会产生一个诗意的联想：美学在20世纪的中国，就像秋天里北京西山的一片红叶，既美丽，又红火。然而，当我们稍稍沉静下来的时候，透过这种表面的诗意的灿烂辉煌，就会发现一些极不协调、甚至令人难堪的一面。比如，“美学”（aesthetica）这个词究竟是何人何时首先将其由日本引入中国，学界至今语焉不详。解决这样一个文字上的探源性问题，在今天并非不可能，也没有特殊的困难和障碍。
我想，缺乏的是一种精神。这似乎又是一个象征：中国古典学术的观念和方法，至今与中国美学还缺乏一种内在的沟通。那么，这是否也从中国美学炫目的光芒下，揭示了美学在现代中国的另一种深层的走向和命运？从学术上说，30年代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活动，只是在中国做西方美学的普及工作（后期朱先生的学术重心依然如此，只不过相对深入而已）；50年代和8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虽然规模和声势不亚于“大跃进”，其学术意义大概仅仅能与80年代哲学界的“真理大讨论”相比。论战中有所谓四派之分，实则只有一家（后来四大派的逐渐同一就是一个证明）。因此，今天我们除了向世人展示中国美学界机构众多的规模和研究、教学人员及其著作、文章的数字这些可以量化的“硬件”外，大概还要追问：100年来中国美学在理论上和学术上究竟建设了什么？具有哪些原创性的贡献？两年前，我的一个师兄弟、一个韩国留学生说，当今的中国美学就好像没有加好调料的菜一样，能减除饥饿，可是完全没有发挥这道菜的味道。所以，中国美学有必要进行彻底重构。他的这种对于当代中国美学近乎否定性的看法，类同另一个韩国学者的一个观念：“如果中国美学作为其基本概念提出美和艺术的话，这只能说明其把西方在近代开始形成的‘美（bearty）’和‘艺术（fineart）’之间的关系直接引进到中国。他们把‘beauty’和‘fineart’翻译成‘美’和‘艺术’之后，并把它们认为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这无异于将为了帮助理解西方美学而设定的翻译词，直接接受为中国美学的基本概念。”（吴炳南《美学讲义》第493页，汉城大学美学系出版，1994年）毫无疑问，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美”和“艺术”，是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历史中演化而来的。
由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不能直接把“美”和“艺术”这两个西方美学的中心概念不加批判地移植进来。这样看来，中国美学首先在中心概念上就出了问题，言下之意，当代中国美学有一种误入歧途的倾向。问题可能首先在于，美学对于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即什么是中国人的美学？其实，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曾说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美’并不是中心的范畴，也不是最高层次的范畴。‘美’这个范畴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地位远不如在西方美学中那样重要。”而现代中国美学的建立，必须进行古今、中西学统的融会贯通。在中西思想文化交会已经几个世纪，而且已被称为是“地球村”时代的今天，中国美学的建设不能封闭自己，而是要以一种开放的观念和胸襟来贯通中西，融会古今。
但是，这种开放的观念绝对不是一个断裂中国的学术传统、建立一种无根无本的西方文化的中文注释本或译本的理由。只像古人那样，做做传统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当然不能算是现代中国的美学。但是，只是移植西方美学的“美”的概念来建立中国美学，把“美”作为中国美学的中心概念，显然是不合适的，那样只能把中国美学变成西方美学的中文注释本。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人物是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在他们的美学著述中，“美”这个概念没有占据中心地位。他们没有集中讨论关于美学理论问题，更没有讨论中国古代哲人或艺术家谈美的论述。他们在融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诸如“趣味”、“境界”（或“意境”）等作为中国美学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们可以能够按照西方人的哲学、美学理论，来构造一些中文的美学文本，甚或也叫做“某某学派”，但这能算做中国的美学吗？时下国人创造的五花八门的所谓“生命”、“存在”或“后什么”的美学，且不说自身是否能够达到一种“理论存在”的水平，有些连核心概念都是时髦的舶来品，其中有多少是中国人的呢？从根本上说，建立现代中国美学的可能性，必须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学术传统。这种美学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面前，不仅具有一种文化理论和学术观念上的意义，还具有一种强烈的生存观念上的现实意义。任何试图割断自身血脉的学术转换，不仅是一种舍本求末之举，实质上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美学应具有一种普遍的真正的“美学”品质，也要具有内在的属于中国学术的质的规定性。
因此，建立“中国美学”，必须要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例如诗话和书画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一种质的转换。但这种转换又必须是内在的。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转换”，而不是外在的“置换”。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著作，为数并不多。因此，在这个新旧世纪相交的时刻，回首100年来的中国美学，丝毫没有理由像当下普遍感受“辉煌的历程”那样的自豪和骄傲，反倒觉得有一种欠收的荒凉，不禁想起李白《忆秦娥》中“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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