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波普尔是从他的一本讲演集《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版）开始的。在一个“知识”及“理性”都受尽西方及本土后现代主义奚落的时代，波普尔在这本书中自始自终坚持自己是“启蒙运动最后一名追随者”，坚持自己是一名“理性主义者”，“信仰真理与人类的理智”。当然，这不意味着波普尔“信仰人类理智的全能”，并不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和别人都成为“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西方信仰什么》，《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国美院版第238页）更重要的是，波普尔自始至终坚持“批判理性主义”立场：“你可能是正确的，我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我们的批评性讨论不能使我们明确决定谁是正确的，我们仍会希望在讨论后对事物看得更清楚。我们都可以互相学习，只要我们不忘记真正重要的不是谁正确，而是我们更接近真理。”（同上第239页）
波普尔作为启蒙运动追随者和批判理性主义者，坚持从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科学理性立场出发，进而认为是人赋予生活、赋予历史以意义，从而同黑格尔之流的历史理性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往往为“预言家”和“救世主”们提供了合法性论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同上第181页）另一方面他坚持，个人的尊严只有在自由批评的氛围中才能得到体现，具有真理意味的见解只有在公共批评空间中才有可能自由形成，从而同专以“知识即权力”论（尤其在汉语语境中）搅局的后现代主义者划清了界线，后者把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偷偷换成对各自“动机”的探索。（《框架的神话》，同上第84页）
在人类的各种权利中，思想自由可说是唯一真正的天赋人权。我们有理由像斯宾诺莎一样骄傲：能对国家主席生杀予夺的文化大革命却无法剥夺顾准的思想自由。然而，波普尔指出：思想自由“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尽管谁也无法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但万马齐喑的时代究竟是悲哀的，没有一个公共批评空间，没有思想者之间的自由交流，思想自由必然是残缺的不充分的。
处身于西方语境里的波普尔认为，“批判理性主义”因其内在逻辑注定要与一切传统相冲突相决裂，但归根究底，“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2页）在波普尔看来，自由主义是一种传统，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产物，更非洒热血抛头颅的产物。于是文化相对论者底气十足：既然本土缺乏自由主义传统（但从不缺少庄子式的“自由”），那么，国人命中注定只能谈“纪律”，不能谈“自由”了。我以为汉语语境中的自由主义传统虽然“稀薄”了点，却并非全无血脉。且不说自孔子倡“有教无类”以来绵延几千年的私学传统，单是明清之际遍及江南的文人社党运动，晚清维新变法以降的结社办报热潮，多种诠释版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毁誉交加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洪流，九十年代至今的学院派自由主义思潮（我先前在一首小诗里讥之为“罐装自由主义”实在有失厚道），无一不在为本土自由主义传统培本固元。我们虽然无法预测本土自由主义传统何时才能长成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却能断言：自由主义作为人类普遍伦理之一决非任何风刀霜剑所能戕害的。
波普尔信奉“批判理性主义”，却从不认为它是唯一的普世宗教或普世真理，从未主张把它载入宪法条款。前苏联领袖赫鲁晓夫问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后者回答是信仰基督教。波普尔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回答，西方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残忍和恐怖。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46页）波普尔的告诫不仅对因小安或大富而有意无意地忘却文化大革命者，对因无知和愤激而莫名其妙地憧憬文化大革命者，是一剂不可或缺的良药，而且对一切奉“市场”为唯一宗教，奉“发展”为唯一真理的伪自由主义者，是一帖不可多得的清醒剂。
针对柏拉图提出的“谁应当统治”这个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波普尔指出：无论是“哲学家为王”的柏拉图式答案，还是“人民为王”的卢梭式答案都是错误的，因为问题本身是错误的。正确的提问应该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换言之，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政治权力的独断专行如何用制度控制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页）
由此得到一个推论是：没有什么理想政治、理想政体、理想国家。波普尔说：“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西方信仰什么》，同上第255页）西方人选择民主政体的理由，不是因为它能最大程度地行善，而是因为它能最少程度地作恶。
时至二十一世纪，汉语读书界在英美经验主义哲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在“新马”和“后学”的知识社会学中流连忘返，几乎不再提起波普尔的名字了。“历史主义”仿佛已成为一架古董风车，而波普尔正是与风车作战的愁容骑士。不幸被波普尔言中的是，当我们开口闭口生活在信息时代，生活在数字时代，生活在网络时代，生活在读图时代，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生活在空间科学时代，生活在生命科学时代，等等，等等，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又一次淹没在历史主义的洪流中了。（《历史哲学的多元倾向》，同上第197页）
作为启蒙运动最后一名追随者的波普尔指出：启蒙运动的中心观念即是“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同上第178）所谓启蒙，并非是要努力说服别人，或等着被别人说服，而是通过学习知识，使自己从种种旧瓶新醅或新瓶陈酿的历史主义和一元论迷思中解放出来。为此，波普尔说：知识文明，或作为知识载体的书籍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书籍与思想》，同上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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