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这段话被学界阐发出的两点要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凡是想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必定要经受一番苦难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凡是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必定具有不可或缺的精神能力——像无所畏惧的胆量，坚定不移的意志，坚忍不拔的毅力，顽强不屈的斗志等，都是在苦难中磨炼出来的。孟子的这一“告诫”，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不仅成为中国人建功立业的理念信条，还在民间通俗化为一种人人皆知的生存箴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苦难美学。这是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中国人的病态文化心理。
苦难美学的“普遍意义”
孟子生前身后的大量事例，佐证了孟子这段话在普遍意义上的“真理”价值。最有名的佐证来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遭到汉武帝惨无人道的宫刑后，自己变成“废人”时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信中的控诉怒火与一言难尽的悲愤自不待言。司马迁在常人难以承受的极度苦难中别无选择，唯借古人励志，希冀用半残之身在有生之年从事写作，为后世留下一点可资鉴用的东西。当然司马迁没有食言，他在苦难中发愤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文、史并佳的《史记》，成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报任安书》中那段著名的“引经据典”，增添了新的内容；也为孟子的“告诫”提供了足以涵盖千秋的例证。实际上孟子的“告诫”，确实因为司马迁在苦难中创作了这部空前绝后的文史杰作，而更加持久地深入人心。
如果说孟子的“告诫”，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及司马迁个人的巨大成就中，被彰显的仍然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取得成就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那么大诗人杜甫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则以李白在坎坷的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篇这个事实，与作者自己在穷困潦倒中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切身经历，概括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创作原则——将孟子的“告诫”进一步具体化为写好文章的不二法门了，即优秀的文章诗篇都是在苦难中成就的。杜甫的“文章憎命达”，在历代文人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这不仅是杜甫个人的体会，也是许多有成就的中国文人的共同经验，像杜甫以后的李煜、李清照、辛弃疾、陆游、黄宗羲、李贽、傅山、曹雪芹等不少文人，不仅因创作了优秀的作品而青史留名，也以他们各自的苦难经历，进一步丰富了“文章憎命达”的经验。
虽然没有人喜欢苦难的生活，没有人愿意承受苦难的经历，然而，在中国人相信圣人的话是真理的思维习惯中，在上述足以证实孟子的“告诫”是“真理”的大量事例面前，人们对孟子的“告诫”不能不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奉为人生的圭臬；不能不对苦难由衷地赞美，真诚地崇尚。因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因为只有经历苦难，才能像司马迁那样名垂千古；因为“诗圣”杜甫验证了“文章憎命达”——苦难导致伟大啊！为功名所累的中国文人怎能不对苦难推崇备至？于是，在中国文化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学问——以“苦难导致伟大”为精魂的苦难美学。由于始于圣人的告诫，并且这个“告诫”立于如此长久而又多么丰富的经验之上，所谓苦难美学便有了宗教般的神奇魅力。以至于形成了这样一种经久不变的思维方式：凡杰出贤人、优秀俊才、模范人物、学习榜样，无不是在苦难中锻炼出来的；凡先进事迹、突出成就、辉煌业绩，无不是在苦难中取得的。唯他们在苦难中如何努力奋斗才是重点表彰的最光彩的部分。这种思维方式在自上而下推行的“尚贤”（墨子语）实践中僵化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人们的情感，湮没了贤人事迹最生动感人的方面。至今，连中小学生写作文“我的母亲”“我的老师”，总离不开任劳任怨、含辛茹苦一类的套话，讴歌主人公吃苦耐劳成了作文的主要内容。
然而，当我们历数那些因其作品传世不朽而受到后人敬仰的优秀学者、作家、诗人的时候，不能不惊异于这样一种现象：这些中国史册留名的学者、作家、诗人，怎么没有一个未曾经历过苦难？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中国人是不是从来就未遇到过远离苦难的幸福社会呢？
苦难是中国历史的社会常态
大量史料显示：近三千年来的中国历史，超过三分之二的时间，国家处于战乱、动乱之中，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几乎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常态。例如今人谈史，引以为自豪的“大唐盛世”“大唐气象”，其实唐朝自始至终存在了近二百八十年，老百姓安居乐业仅六十年，其余皆为战乱、动乱所苦的不安定时期。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地方军阀混战造成的“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无人花色惨，多雨鸟声寒”[3]的凄凉荒败中，还有什么“盛世气象”？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像历史学家雷海宗所揭示的：一直处于“一个君权神授的皇帝与天下一切皆为皇帝私产的局面”中，“最贵的丞相与无立锥之地的小民，在皇帝面前并无高下之分”“寄生于皇帝私产上的万民都是皇帝的奴婢”[4]。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除了皇家以外，其他人并不真正拥有“唯一重要的财产”。况且，每一次社会大动荡都影响到“奴婢”的土地使用权的变化。严格说，中国农民从来没有拥有过土地所有权。这样的历史实况昭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没有财产权的人，意味着没有一切权利，所谓被奴役便是无可奈何的命运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史，不过是一部奴婢苦难史。
人多地少——土地问题是中国历代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是造成中国农民贫穷与落后的直接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内战与动乱，最终都归结到土地上。虽然今人皆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发展工商业。然而在圣人确立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下，重农抑商成为两千多年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国人长期挣扎在农业文明中难得温饱，每遇天灾人祸老百姓的生存都成了大问题。大饥荒中的“人相食”[5]现象，史书多有记载。“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社会震荡频出的主要原因。所以源远流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中国农民的苦难史。
既然苦难是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常态，那么中国的文人不可能置身于这个常态之外。即便有的文人入仕为官，那官场的险恶、百世不衰的“潜规则”以及扼其官运的皇帝的喜怒无常，又何尝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为其制造苦难呢！苦难原本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生活的真实状况，在这种真实的苦难生活里，有出息的与没出息的，有作为的与无作为的，写出了伟大作品的与一个字不识的文盲，其实都与苦难结缘，概莫能外，哪来的“苦难导致伟大”的典型意义？
由于上述历史的原因，历代创作了优秀作品的中国文人，都是在与不可抗拒的苦难奋斗中取得了成就，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在苦难的命运中，升华出一种何等悲壮的意义。这确实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美学现象，然而这种美学现象之所以瑰丽夺目，不仅仅是这些文人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的美感意义，更有他们战胜苦难的卓越精神的光彩。显而易见，在那些具有卓越精神的中国文人那里，苦难是作为被战胜对象而存在的。历史上无数的苦难记载了无数的“历史耻辱”。也就是说，自古以来那些创作了不朽作品的中国文人之所以伟大，是以不甘这种“历史耻辱”为精神内涵的。他们虽然无力与制造苦难的统治者为敌，却可以用自己的创作来洗刷苦难造成的非人化耻辱。他们作品的不朽，是以其在战胜苦难中的不朽精神为条件的。后人在阅读他们的“千古绝唱”时，不能不为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捍卫了人的尊严而肃然起敬。苦难作为一种应该诅咒、应该批判的社会现象，在发轫于孟子“告诫”的苦难美学里，竟成了生发非凡精神的土壤、养育伟大人物的摇篮——苦难怎么成了赞美的对象了？这是凡有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感到匪夷所思的，因为苦难与伟大之间并无因果逻辑关系。
苦难并非必然地导致伟大
后人推崇的苦难美学，看上去是对那些创作了不朽作品的历史文人的“经验”总结，实质上这种“经验”不过是“社会常态”中的普遍现象，并无真正的经验价值。也就是说，当这种“经验”与成千上万中国人的苦难命运同质化时，其经验的典型意义便不存在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出现伟大作家及其不朽作品肯定另有原因，并非必然地源于苦难。否则，在中国如此历史悠久的苦难社会里，以人口之众多，产生的伟大作家早已数不胜数了。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有史以来，向人类贡献了世界名著的大作家少之又少。如此看来，苦难与出息、与作为、与成就、与伟大之间并不存在苦难美学所推崇的逻辑意义，苦难并非必然地导致伟大；伟大绝非是苦难的逻辑结果。中国人千百年来一直崇尚的苦难出成就、出伟大的因果关系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凡有出息、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那些创作了不朽作品的优秀作家，必有其与众不同的素质水平与常人难及的精神能力；以及作家身上不可或缺的统摄全部创作活动的思想。这里说的素质水平多指其所涉专业的知识、经验、技能——很显然，这些素质在没有苦难的学校里和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培养出来；所谓精神能力是指不可缺少的胆量、意志、毅力、专注力等等——人的精神能力与人的心理活动直接相关（后边将谈到），并非来源于苦难；作家的思想，简单说乃是他们各自独有的——既前所未有、又与众不同、更卓然不俗的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产生这种看法的前提是人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并非直接源于苦难。人们常说的“苦难出思想”“苦难出伟大”，不过是苦难美学衍生出的荒谬说法，其实所有“伟大”含有的品质，都不必然地源于苦难。这个颠覆苦难美学——毋宁说也是纠正孟子告诫的结论，从以下相反的事例中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
鲁迅一生虽说不上荣华富贵，却也说不上苦难。不仅物质生活无柴米之忧，政治上也无甚苦难可言，官方既未限制鲁迅的人身自由，他的文章还是能在社会上发表。鲁迅不必攀援在权力体系上以求温饱，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了一辈子——这可能是历史上那些苦难中的文人无法想象的自由。虽然有人说国民党曾经通缉过鲁迅，可是鲁迅到死也未遭遇牢狱之灾。以国民党的警察力量，抓个鲁迅岂不易如反掌？看来即便有其事，也不过是“通”而不“辑”罢了，并未给鲁迅造成什么苦难。然而，没有苦难经历的鲁迅，是20世纪中国无人企及的伟大作家。若不是愚不可及，或别有用心，这个结论是不应该有异议的。
德国的歌德与其作品《浮士德》，被世界文学界公认为西方文学史上继荷马的《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后的第四座丰碑。但歌德一辈子与苦难无缘，不仅过着上流社会的优裕生活，还担任过待遇不菲的政府官员。晚年去东欧风光宜人的胜地养尊处优，还有过轰动世界的桃色新闻呢。
俄国的托尔斯泰以其三大部（《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长久地享誉世界文坛，其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然而托尔斯泰是大庄园主，既无经济之愁，更无政治之惧，自然与苦难生活无缘。
放眼世界看去，在西方文化史上，以文学或学术成就留名青史的作家，大都出身于贵族或中产阶层的家庭。他们的个人生活经历说不上苦难，但他们创作了堪称世界名著的优秀作品。当然，这些名著不仅仅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还有大量哲学的、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名著。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举例，想必了解西方文化史的人，都会清楚这个现象。
所以说，源于于孟子的“告诫”，立于中国历代文人“经验”上的苦难美学，仅是中国“封建社会”才会产生的病态文化，体现了很不健康的文化心理。它以“圣人的话是真理”为前提，以忍受苦难的奴性为载体，长久地伴随着中国人的生活，成为国人难以动摇的生存信念。由于苦难美学并不具有真理性，虽然存在了两千多年，却是不能成立的“伪学”。
既然苦难与作为、与成就、与伟大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优秀作品并不必然地出自有苦难经历的作家；那么，那些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那些创作了不朽作品的伟大作家，他们身上具有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相信“眼泪会使玉石更白，痛苦会使意志更坚”，因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所以大家普遍地认为，人的精神能力只有在苦难中才会锻炼出来。换言之，人们坚信苦难与人的精神能力之间存在因果逻辑关系。然而仔细想想，这个“因果逻辑关系”也是不能成立的。
精神能力并不源于苦难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精神能力像胆量、意志、毅力、斗志、专注力等等，是人为了坚守或实践自己的信仰、理想、理念、目的、价值观等，而在积极的心理活动中产生的能量在适当时机的爆发。人的生理素质虽然对这种能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这种能量多是后天养育的，是平日里不断积蓄的结果，它不会像灵感那样在瞬间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这一点，著名作家高尔基有过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总结：“哪怕是对自己的一点小小的克制，也会使人变得强而有力。”也就是说，人的胆量、意志、毅力、斗志、强毅、专注力等，都是源于日常生活里，通过一次次克制自己的欲望，即不断地战胜自我中，一点一滴积蓄而成。这种蓄势待发的能量，在实践中会转化为一种不可压抑的力量，也就是人们赞美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精神能力。像见义勇为、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强毅无畏、勇往直前、自强不息、毫不动摇、持之以恒、坚忍不拔、挽狂澜于既倒、敢为天下先等等，都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中出现的精神力量，更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而是在天长日久里精神能量积聚的结果。放任自流的人，知难而退的人，见异思迁的人，犹豫不决的人，身心涣散的人，随波逐流的人，自我迁就的人，以及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没有精神诉求的人，平日里不会有这种能量积蓄，所以这类人大都缺乏精神能力。
所以说，精神能力是在人的无数次心理活动中不断地战胜自我后逐渐形成的。并非像苦难美学推崇的那样，来源于客观（困难、挫折、痛苦、失败、苦难），固然“客观”对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有着一定的影响——即通常所说的磨炼，但，这种磨炼只有当“客观”成为精神能力的战胜对象时才会发生。“客观”本身不可能成为生发精神能力的土壤。人的精神能力与“客观”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苦难美学所认为的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存在。
例如历史上，中国人经历的苦难太多、太深、太重，按说应该产生出卓越的精神能力。但是中国人大多数在苦难中沦为鲁迅笔下的目光呆滞、神情麻木、生命呈萎顿状态的“庸众”。在长期的专制主义文化的熏陶和奴化教育中，人们或“求做奴隶不得”，或“在奴隶的伤口上抚摸出美来”，官场上成为十足的奴才，官场外便是“坐稳了的奴隶”。怎么会有什么精神能力？所谓“眼泪会使玉石更白，痛苦会使意志更坚”，不过是对痛苦中人一种无奈的安慰罢了，是不可当真的。实际上多数人在痛苦中，往往是消沉、低落、颓废、一蹶不振，痛苦中走向毁灭的也不乏其人。痛苦不过是人应该战胜的对象，并不必然地产生“更坚”，只有那些已经具有精神能力的人才可能在痛苦中“更坚”。
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历史上的中国人不顶打，泱泱大国屡屡败于小小的游牧民族，所以才有东晋、南宋、南明三次“南渡不归”之说。相反的例证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谭嗣同，在生死存亡之际，拒绝别人为他安排好的逃亡，那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精神，是感天地、泣鬼神的。然而谭嗣同这种危难中气壮山河的精神力量，绝非出自苦难，因为谭嗣同是朝廷命官，与一般意义上的苦难无涉。俄国十二月党人在起义失败后，面对沙皇的绞刑架，面对将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毫不畏惧，泰然处之，从容赴难，谱写了俄罗斯近代史上光辉的篇章。然而十二月党人个个都是贵族出身，曾经生活在上流社会，他们的大义凛然、无所畏惧的精神，绝非出自苦难的经历。关于精神能力绝非出自苦难的例子，中外史上多多，不胜枚举。
造成中国人精神能力缺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长期流行的苦难美学，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人们在愚昧地相信苦难对培养人的精神能力的意义时，看不到产生精神能力的真正源泉就在人的精神世界，就在人自身，就在平日的战胜自我中。由此足以看出，中国数千年远离精神世界的实用主义文化之泛道德化的严重缺陷，以及无视人的心灵世界，仅从客观着眼的教条化教育的巨大弊端。一个长期生活在实用主义文化中的民族，必定缺少超越世俗的信仰，鲜有公益社会的理想，缺乏远离功利的精神诉求。所以中国人难以产生为了信仰，为了理想，为了精神诉求所需要的精神能力，当然也就不会重视自我克制力、不会看重战胜自我了。在摧残人性、扼杀个性的“礼”的道德教化中，人的精神世界是单薄的、苍白的。这种教育的结果，在“人”的意义上是完全失败的，使人除了虚伪，就是冷漠与麻木不仁。所谓精神能力从谈何谈起？
苦难美学是一种奴性表现
不难看出，以赞美苦难、推崇苦难为能事的苦难美学，是相信“圣人的话是真理”的结果；是无视历史社会普遍苦难而杜撰的“苦难导致伟大”的神话；是产生于国民奴性中的一种形同自虐的生存信念。进而成为中国“封建文化”中的一种病态价值观。未见世界上其他文化、其他国家有苦难美学。苦难美学导致了中国人的思想混乱；湮没了国民精神能力生成的科学方法；在所有学术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上造成了价值倒错，以及难以出成就的严重后果。苦难美学至少有这样四点很值得今人深思反省——唯此，才能实现国人彻底扬弃苦难美学的理性转变：
其一，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问题。这样一个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人发展为基本价值观，两千多年来不曾被人发现其荒谬，至少说明中国人的思维有问题：即凡事问“是什么”、缺少问“为什么”的思维习惯。“为什么”是逻辑思维的起点，是贯穿逻辑推理全过程的“主导”，是所有定律、真理，所有思想赖以产生的源头，是科学发明与学术创建不可替代的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将“怀疑一切”——“为什么”作为终生不废的座右铭。由于思维方式缺少“为什么”，人们不可能在逻辑上求证“苦难导致伟大”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何况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就没有逻辑学。而“问题”的严重意义在于，这种应该反省、应该纠正的思维方式，至今也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当代教育仍然毫不费力地向学生灌输“是什么”，不习惯、也不会在“为什么”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的能力，养成了学生“学着说，照着说”，就是不会自己说的习惯。所以苦难美学在今天仍然为国人笃信不疑，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掩盖了“苦难是谁造成的”这个要害问题。苦难美学之所以能在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大行其道，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恰恰说明苦难美学最应该被批判的地方——掩盖了“苦难是谁造成的”这个要害问题。人们在赞美苦难、推崇苦难中，怎么可能去深究谁是造成苦难的罪魁祸首？在这个意义上说，苦难美学是制造苦难的统治者的帮凶，是应该批判的“封建专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看来，崇信苦难美学的国民，是否也是造成中国历史社会长期处于苦难中的“帮凶”？——这一点，其实鲁迅当年早已批判过了。
其三，苦难美学实质上是一种奴性表现。如前所述，苦难美学之所以能深入人心，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相信“圣人的话是真理”，不懂得，或不习惯凡真理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成立。这个“实践”包括逻辑论证和实验验证。这里说的“实验”既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诸如理化方面的实践试验，也包括客观在人的心理产生的一种感觉，例如近年来刘再复先生谈《红楼梦》中力挺的悟证，其实悟证就是从感觉上，证明一种逻辑与实验都无法证明的真实存在。传统文化中的国人，既不会逻辑求证，也不善于实验验证，要想悟证？——当人的精神家园荒芜、心灵世界死水一般时，哪来的悟证！中国人相信“圣人的话是真理”是无条件的，认为孟子的“告诫”千真万确是不假思索的。苦难美学反映了未经启蒙的中国人理性的缺乏。也就是说中国人凡事不会“以事实为根据，以逻辑为准绳”，而是唯书唯上，以圣人的话为判断标准，以圣人的话为行事准则。中国人不是用实践去检验真理，而是煞费苦心地证明真理。在统治者垄断“真理”的社会里，这种做法不仅愚昧，也是典型的奴性表现，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及其教育对人的奴化作用，使人不但在帝王权势面前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在圣人的话、在权威面前也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失去了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奴性的人是不善于、也不会凡事问“为什么”的。
其四，淡化了作家不可或缺的品质与能力。苦难美学误导了阅读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特别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者之价值取向，使大家误认为只有在苦难中，才能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使文学艺术创作这一何等复杂的心智活动，荒谬地简单化为苦难与伟大间的因果关系，淡化了作家选择题材、主导构思、驾驭创作的不可或缺的精神能力——思想。就像学界所共认的：思想是不可以学的，你只能思想。然而崇尚苦难美学的人恰恰不会思想！在苦难美学大行其道中，人们看不到那些不朽的文学名著所含有的，作者本人超凡脱俗的情操与无与伦比的能力：那种接近释迦、基督的担荷人间苦难的精神境界以及立于这个立场上的面对苦难的批判精神——不仅是对社会的入木三分，更是对“一方面是神性，一方面是魔性”[6]的灵魂世界的洞若观火。这是伟大作家身上具有的最耀目的精神光点。然而在崇尚苦难美学的中国文化里，作家的身上很难出现这种品质与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源远流长的苦难美学是造成中国长期以来少有伟大作家，鲜有跻身世界名著行列的优秀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孟子·告子下》，[长春]长春古籍书店1991年影印。
[2]《古文观止·报任安书》第34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李嘉祐：《全唐诗》第206卷第58首，黄钧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版。
[4]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72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
[5]许博渊：《对中国饮食文化的思考》，载《书屋》2012年第7期。
[6]张 灏：《张灏自选集·自序》第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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