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九步讯问法”自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审讯界讨论和研究的热点，在侦查理论和实践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认为，“九步讯问法”的审讯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与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充分辩护权并不完全相符，应有比例地吸收借鉴。
论文关键词 九步讯问法 讯问策略 研究述评
“九步讯问法”又被称作“里德方法”，它是由弗雷德·英博、约翰·里德和约瑟夫·巴克雷在1986年三人共同编写的《审讯与供述》第三版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弗雷德·英博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刑事司法学界和警察科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约翰·里德是美国审讯科学和测谎技术的先驱者之一，而巴克雷是里德的学生，在里德去世后接任了他创办的里德联合学校的校长职位。顾名思义，“九步讯问法”是由九部分组成的审讯程式方法，是一种克服反抗和供述欺骗的心理控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不愿供述的犯罪嫌疑人的抵抗，使其供述罪行。至今，它仍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犯罪侦查理论和实践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
一、“九步讯问法”概述
侦查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和辩解，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诘问，并将供述和辩解记入讯问笔录的一项侦查行为。冲突性是它最显著的特征。正如《审讯与供述》一书中指出的除非犯罪嫌疑人在实施过程中被当场抓捕的情形外，犯罪嫌疑人通常不会做出供述。侦查人员在讯问中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突破嫌疑人的心理防线，迫使嫌疑人如实供述，从而查明案情或从中获取线索。而犯罪嫌疑人出于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无论罪否，都会矢口否认或以假乱真企图蒙混过关，解脱诬陷或逃避法律追究。在九步讯问法开始进行前，会安排一个审前的面谈，来确定嫌犯是否有罪。在首次面谈中，审讯者尝试着用随意、友好地谈话创造出一种没有威胁氛围，从而在自己与嫌疑犯之间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在首次会谈中，审讯者通过观察嫌疑犯的反应（包括语言反应和非语言反应）建立在开始真正施加压力前的基准反应，随后会将此基准作为参照点，以此在整个审讯过程中发现嫌疑犯欺骗和说谎的行为征兆。
九步讯问法的基本步骤如下：第一步提出正面指控，审讯者直接正面地告诉被审讯人，他已被视为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然后观察其反应，有必要的话会重复一遍话；第二步展开审讯主题，审讯者说出自己对实施该犯罪行为的原因的推测，从而给有罪的被审讯人提供一个可以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主题展开隐于审讯过程背后，并贯穿始末；第三步阻止再次否认，审讯者打断被审讯人的无罪辩解，并回到第二步的主题上，阻止嫌疑犯否认罪行，除了能使其信心保持低落，还能使嫌犯保持安静，因此没有寻求律师帮助的机会；第四步反驳异论障碍，审讯者打断被审讯人关于该犯罪原因的辩解对这种反驳的处理与对否认不同，因为这些反驳能给审讯者提供一些信息，用以反过来对付嫌犯；第五步攫取疑犯注意，审讯者要努力抓住被审讯人的注意力；第六步控制消极情绪，审讯者应加强与嫌犯进行目光交流，以克服其消极对抗情绪从而强化嫌犯的心理压力以及想要摆脱这种局面的渴望；第七步提供选择问题，审讯者使用一组选择疑问句来让被审讯人以可以接受的方式承认该犯罪行为；第八步查明犯罪细节，审讯者让嫌疑犯讲出该犯罪行为的某些只有作案人自己知道的细节；第九步制作书面供词，审讯者让嫌疑犯讲出全部犯罪事实并制作书面供述，这一过程审讯者应迅速以阻止其再次翻供，让嫌犯确认他的供述是自愿的，不是被强迫的，并当着见证人的面在供词上签字。
二、国内外对九步讯问法的评价
对于九步讯问法，国内外不同的学者看法不一，有褒有贬。其中以著名的有美国的教授卡森（karsin）、麦克纳尔（mcnall）、英国的教授吉斯力·h·古德琼斯（sson）、沃克利（walkley）、津巴多（zimbarbo）和刑事司法专家阿瑟·s·奥布里（）。在中国，九步讯问法于1992年首次被何家弘教授翻译《审讯与供述》一书而带入国内。其后，大部分学者对九步讯问法在借鉴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怀旭教授就讯问过程分为讯问的开始、纠正供述障碍、促使承认犯罪、查明犯罪细节和讯问的终结五个阶段。
外国的大多数学者认为九步讯问法是很成功的，受到了它的很大影响如英国审讯专家沃克利教授。英国的吉斯力·h·古德琼斯和杰尼教授对九步讯问法的研究更为关注，前者是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司法心理学教授，在其《审讯和供述心理学手册》一书中进行了重点论述，而后者对于以九步讯问法为基础提出了“里德模型”解释了讯问法为何如此成功的原因，提出“合理化”和“投射”两种心理防御机制，这在审讯中使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感和羞愧感增加自身的内心焦虑从而容易供述。尽管如此，他们也对九步讯问法的问题也有着自己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1.九步讯问法没有收集任何经验数据，没有以客观和科学的方法支撑验证理论本身。它更多的是建立在直觉判断和经验的基础上，这虽然是其方法的有效性被实用性证实，但仍旧不能解释一些问题如处在沉重的审讯压力下一些犯罪嫌疑人的易感性可能是他们提供错误的供述。而有关作者们却只是盲目的相信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这里提供的方法和策略没有一种会导致无辜的人犯罪……必须记住，没有一个步骤有使无辜的人进行有罪供述的倾向，所有的步骤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正当的。”
2.九步讯问法本身包括欺骗和谎言，“然而，我们赞成心理学的策略和方法，其中包括欺骗和谎言。为了从嫌疑人处得到可显示有罪的证据、从其他不合作的证人和被调查人处获得调查的线索，这些策略和方法不仅是有用的，而且常常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法律允许什么，各国有所不同，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也有所不同，但这在许多国家都是违法的，比如在英国，法律上不允许秘密警官设置圈套和胁迫供述。
3.九步讯问法需要依靠审讯者有很高的发现嫌疑犯欺骗和说谎的本领。它要求审讯员应当具备一系列的优良品质其中就有高度的怀疑以主动寻找欺骗，稳定的性情和良好的情绪控制和对发现欺骗的能力的良好内在自信。这是因为审讯策略和方法的效力在很大程度依赖于审讯员发现辩解、逃避和各种形式的欺骗并加以利用，使其有利于击败抵抗的能力。而且指出审讯是警察工作一个高度的专业领域，一名好的审讯员所需的品质明显要高于侦查员的品质，侦查人员不能审讯犯罪嫌疑人。这明显是对审讯者有过高的要求。
美国学者卡森和麦克纳尔认为九步讯问法由两个主要的策略构成，它们分别涉及“夸大”和“缩小”。前一策略需要审讯人员夸大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证明力和犯罪的严重性，进而威胁犯罪嫌疑人做出供述，这适合对不易动感情的嫌疑人使用。与此相反，“缩小”策略被推荐对自责的犯罪嫌疑人应用。审讯员诱使他们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并通过表示同情、提出合理化的借口、责备被害人或者环境、降低指控的严重性获得供述。卡森和麦克纳尔提供了有力的实验证据，表明九步讯问法暗含含蓄的威胁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宽大承诺而固有的强迫性，这些信息在定罪和量刑时具有非常重要的含意，它们影响着法官和陪审团的认知方面所固有的某些风险，对被告人非常的不利。
津巴多在有关态度、顺从和服从的心理学知识的框架内分析九步讯问法，认为它在心理上是复杂的和强制的，此方法侵犯了嫌疑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而且可能导致虚假供述。他也认为九步讯问法的根本问题是审讯过程和使用的方法缺乏科学的研究。他的认识也是对九步讯问法较早期的一个重要认识，这对以后的许多学者对里德方法会产生虚假供述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启发。
我国对于讯问的过程研究较晚，更多的是在对讯问策略和方法的研究。在1981年时公安部预审局曾编写《预审业务教学程》一书论述过第一次讯问。到1992年何家弘教授首次将九步讯问法引入国内，国内学者才对九步讯问法有了了解，在此基础上他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九步讯问法是软审讯法，是建立在心理科学和行为分析基础之上的审讯方法；其基本模式是在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点的基础上，通过语言或其他人体行为来说服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这与硬审讯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使用强迫的方法让嫌疑人供述，不是“硬逼着”嫌疑人供述，而是以“软”的方式——即以软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以软的语言说服嫌疑人，用软的犯罪后果来减轻犯罪嫌疑人的罪责感和心理压力，从而让其自愿供述。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怀旭教授认为九步讯问法的过程是犯罪嫌疑人心理变化由否认到供述的过程也受到九步讯问法的很大影响，在研究它的基础上将讯问过程分为讯问的开始、纠正供述障碍、促使承认犯罪、查明犯罪细节和讯问的终结五个阶段。这种讯问过程“五分法”较之以前理论的通说初讯、续讯和结束讯，很有创意，它将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过程和讯问的时间顺序过程结合在了一起，从讯问过程与讯问情势的关系研究讯问，对不同的讯问情势确定不同的讯问目的，采取相应的讯问策略和方法而有效的获取真实口供有重要的意义。它很快被我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此“五分法”还需进一步完善，以期尽可能地把犯罪嫌疑人由拒供到供述的心理活动及其相应对策都穷尽到，从而为侦查讯问过程梳理一个完整模式，以便侦查人员能在侦查讯问实践中使用。
三、简要评价
九步讯问法作为里德教授在美国审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审讯方法，自1974年以来，该方法一直在里德联合学校培训学生，而且学校在美国各地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举办过培训班和讲习班，共培训了20多万审讯和测谎的专业人员。实践中九步讯问法更是得到警察和侦查人员的青睐，在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在理论方面有所研究但深度却依旧不够，侦查实务过程中更是没有被广泛的应用到讯问中去。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自从1997年来实行侦审一体化后对于以前的预审工作逐渐淡化，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渐渐变少，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有所涉及，并未普及开来；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和美国的文化、法律上差异，九步讯问法更多地是从心理学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而且它并未有比较好的现实土壤，造成了它并没有在我国广泛应用。笔者认为主要的还是前一个原因，侦审一体化对于不仅讯问而且涉及到以前预审的所有内容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冲击。从部委到基层单位，预审部门的撤销要求侦查人员的素质非常之高，不仅要侦查抓捕犯罪嫌疑人更要审讯获取口供，审查把关犯罪证据。如果真的能如此的话，确实是一大幸事，那我国的侦查人员都是全才，而九步讯问法对于侦查人员的要求能识别出犯罪嫌疑人说谎和欺骗的行为就不在话下了。
国外学者专家对九步讯问法的问题的观点都有着一定的道理，九步讯问法自身尽管成功依旧存在问题。所以我们对此不能实行拿来主义，完全照搬，教条般的使用肯定是不可取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侦查讯问情形的九步讯问法才是我们研究它的目的。笔者认为九步讯问法最大的问题是它不给犯罪嫌疑人充分说话的权利，这与我国刑诉法赋予的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严重相悖。诚然讯问策略中一时打断犯罪嫌疑人说话的企图是可取的，但是九步讯问法却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试图一直不让嫌疑人自我辩解。其实这与美国的法律和九步讯问法自身有关系，因为九步讯问法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放弃米兰达规则——在审讯的任何时候，如果嫌疑犯设法向律师求助或行使其保持沉默的权利，审讯就结束了，不然的话九步讯问法也不会得到供述的。然而在我国九步讯问法却能够实行下去，尽管我国赋予了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但却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和沉默权，这使得只要我们的侦查人员讯问策略和方法得当，必然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
九步讯问法中的引诱、欺骗和欺诈也是一直备受诟病。它的说服中也确实是存在大量的欺骗和谎言甚至有时可以使用一些“公众认为不道德的方法”，对此英博、里德却认为是欺骗和谎言不仅是“公正的”，而且他们是“发现事实绝对必要的”。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严禁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一经查实，则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威胁、引诱、欺骗的软讯问方法与刑讯逼供一样，都是非法的，当然也是被绝对禁止的，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具有可采性。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却并非如此。不可否认，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讯问策略和方法含有相当一部分引诱、欺骗和欺诈的成分，为此必须要设置一定的标准即讯问策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讯问策略不仅要合法更要求其具有合理性，获得的口供才能作定案的证据。这也许和美国对此的限制条件有些相同的地方：一是欺骗不得使法庭和社会受到良心的冲击；二是不得利于导致虚假的供述。九步讯问法的创始人尽管也声明了这两点，但只是盲目的相信“这里提供的方法和策略没有一种会导致无辜的人供认犯罪”。对此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科学研究。
综上所述，从九步讯问法本身来看，审讯者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被审讯者就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做出虚假的供述。我国侦查讯问的目的不仅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还要排除无辜的证据，所以对于九步讯问法我们还是要区别的看待，有比例地吸收借鉴，以使其能更好的中国化，更好地为侦查人员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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