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这里有必要剖析并评价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基本原则和结论。如前所述，这股思潮是在主导政治思想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以爱国主义为标志的民族主义的大力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从1990年代开始，其主要的理论基础仍然保存了传统的敌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同情甚至无条件地歌颂俄罗斯的体制和对外政策、否定普世价值和民粹主义等内容。当然，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包括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提出以武力保卫经济成果，持剑经商，领导和管理世界、甚至不惜一战的观点。
正如《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在推销此书时用的宣传语所说的：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横空出世，冷静地梳理了中西方关系，在当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讨论和争议。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走过了12年的历程，中国也将从“只想领导自己”变成“有能力领导世界”的国家。它显然比12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少了一些情绪性色彩，是一本呼吁“正视内政愤懑”“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
这些宣传语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二十年来的基本态度。他们以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经体制为主要敌人，因而其理论基础中仍然包含了过去极左理论的阶级斗争元素。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市场上形成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是能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笼。但其基本思路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第一本书的翻版。在这本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评述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台湾问题的谈话录中，几位作者共同表达了敌视和仇恨的情绪。从《中国可以说不》到《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代表了中国一些人的极左思维与狭隘民族主义思潮向民间发展的一种情势，也表明这种思潮的日益理论化。而他们所利用的理论武器仍然是激进的左派理论。
他们看待美国的方式是从弱肉强食的实力主义出发的，基本不考虑道义基础的问题。《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在引用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人中江要介关于美国于1970年代初与中国接近的动机的论述以后，立即阐述了他们自己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根本看法：“美中关系正常化只不过有利于其对苏联进行遏制而已。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检视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近二十年的每一步，美国的所有动作都有它的深藏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个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一，千方百计使中国变得为它所用；第二，为了使中国变得能为它所用，先让其的国家统一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把自己的‘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进而使中国如同东欧及前苏联那样一夜间改朝换代——这就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在美国所采取的遏制中国的每一个步骤中，我们都必须针锋相对，绝不能有一点点姑息与宽容。”[1] 这里的基调重复了冷战时期极左意识形态中的口径。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存在丑化和敌视对方，进行敌对宣传的因素的话，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继续以这种态度对待美国，就像美国的保守派们对待俄罗斯和中国一样，都是非理性的。当然，也有人对苏联东欧的易帜耿耿于怀，将此归结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似乎欲为苏东的民众报一箭之仇。从《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一书的作者们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这种情绪。同样的情况出现在美国时，他们必欲痛加批判，但如果出现在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他们甚至以为是好事，充满着同情。言行不一、标准不一，自然就会出现观点的混乱和缺乏信誉。《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发誓不坐波音777，但波音737却是经常要坐的（很难看出坐这两种飞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与民族气节有什么干系）。作者对赴美学人沾染上“美国瘟疫”而深恶痛绝，但他们自己把夫人和孩子积极地送到美国去，倒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抨击说美国好的人是洋奴，但却认为俄罗斯和法国还不错，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同样历史悠久”。又比如，到处批评人文知识分子的“文艺腔”的宋晓军批判美国军火商如何控制了其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却对今日俄罗斯军火巨头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甚至对普京的一些违背民主政治和人权的倒退行为大加歌颂。同样的阶级斗争理论，到了美国可以夸张地严厉采用，到了俄罗斯就可以弃之不用，报以同志加战友般的同情和关怀。似乎今天的俄罗斯并不存在大资产阶级和垄断资本，也没有石油和军火工业巨头影响政治。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大言不惭地批评自由派知识精英如何以美国当主子（这并不是事实），而他们自己内心的老主子虽然已今非昔比，却一直如幽灵缠身，随处可见。由此足见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内心世界之缺乏理性，缺乏统一的标准。当他们批判别人双重标准时，自己采用的是坚定的双重标准，一根打人的棍子可以由自己主观随意设定标准，顺我者友，逆我者敌。这是对纳粹理论家卡尔·施米特关于政治的本质是敌我关系理论的最好注脚。
不能客观理性地认识美国，是这批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共同特点。“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美国这个二战后暴发起来的新贵，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不遵守游戏规则的家伙。美国没有传统文化价值观，嘻皮士、朋克、极端个人主义代表了美国的总是短命的思想潮流。……美国的商业贸易同样如此。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猫匿着许多东西，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满足美国的霸权欲。”[2]批判美国某些当权派的霸权主义，完全正当，但这仍然需要实事求是，因为一些人的霸权就简单化地看待美国、否定其一切，甚至说美国没有传统文化价值观，这就像以类似简单化的方法看待中国一样，是左派幼稚病和右翼保守派的共同思想特征。
《中国不高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综合国力对比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仍然要寻求西方的理解和接纳，但不再是一面倒地讨好、逢迎、跟西方接轨，西方国家也要理解中国的观点和情绪，不能动辄教训、打压或围堵中国。此外，此书还提出内修人权，外争族权，制裁西方，肃清内贼；中国的发展不能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外；持剑经商，不玩金融战争，才是未来中国应走的路，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中国要有重塑世界秩序、领导世界的雄心，明确“惩罚外交”概念，成熟的大国心态不仅是宽容，也有较真。
这些观点用爱国主义的美丽词句包装起来以后，的确具有相当的煽动性和诱惑力，但其基本倾向并没有超出极左意识形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旧思维。最根本的问题是，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而从左的教条出发继续丑化甚至咒骂之。资本主义体制固然有其缺陷和弊端，美国的保守派也在相当程度上对于中国的社会体制存在敌意，但这并不是其全部，资本主义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存在自我更新的机制，尤其是其民主制度也对其内外政策进行定期的调整，并非到处都是敌视中国的敌人。如果继续以敌视对敌视，以丑化对丑化，缺少科学、理性、全面的分析，那就会使自己继续生活在冷战仇恨敌对的思维中，无法面对真实的世界并客观理性地处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
既然反对西方资本主义，自己又要发展经济，自然就要在经济上开战。王小东说：“我们必须持剑经商，我们想打商战，不想打军战，但是要打好商战，我们手中一定要有剑。这就是简单的道理。”[3]“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是他们的一个题目，也是他们提出的激进民族主义的口号之一。
他们歌颂穷兵黩武的秦国，“秦国的战斗意志连续保持了几百年，太了不起了，所以最后由它来统一中国。当然统一之后它的战斗意志就衰退了，很快就完了。我觉得中国保持这样的战斗意志不用保持几百年，只要几十年，中国的很多大事就全办好了。我希望中国能回到祖先曾经走过的光辉道路上来。”[4]他们说这是实现中国大目标的必要途径。这里的火药味相当浓烈，有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气味了。王小东批评儒家“感化说”是痴人说梦，而保持这种战斗精神，坚持持剑经商才是现实的道路。王小东们感慨成吉思汗征服广大领土的辉煌不再，中国需要以另一种方式征服世界。“中国将来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中国当然要管理世界上更大的资源和面积，我不是指要兼并国土，我是指领导和管理。我相信我们会比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管得更好。”[5]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但实质上仍然是复兴昔日“天朝上国”、万方臣服的辉煌。
他们甚至不惜准备与美国作战。在说到金融危机有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战争危险时，说：“我们需要的是警惕美国出现严重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选择战争或挑唆战争。所以，张兆垠将军2008年12月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主张‘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乃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6]。近十多年来，军界一些人发表过相当的激烈言论。个别军官越过军纪约束，发表不择手段进行战争的认识论。1999年现役空军大校乔良、王湘穗写的《超限战》出版，鼓吹“彻底做一回军事上的马基雅维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00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又向外国记者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领土目标发射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中国将使用核武器进行还击。 “我们将对西安以东所有城市遭到摧毁作好准备，当然，美国也得做好中国摧毁美国数百个城市的准备。”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郑重声明这些是个人观点，并且也实际上限制了他继续在海外发表此类言论。但是，这种公开否定战争的道义基础，主张不惜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说法，反映了一些人头脑中不惜铤而走险的思想倾向和对于现代核战争后果的无知。
这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对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以及自由、民主和人权等普遍价值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核心观念仍然是激进左派理论加上狭隘民族主义。关于全球化，他们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跨国公司奴役第三世界、掠夺其资源、剥削其廉价劳动力的手段，因而需要予以抵制。他们给自由民主派的民主要求扣上了“卖国”的帽子，表面上承认民主，却以民族主义的刀子在实质上否定民主适合今天的中国。王小东说：“自由主义者会说，他们也是有大目标的，这个大目标就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确实有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但我不反对他们的这个大目标，我确实认为他们的这个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但是他们现在摆出的架势是，要实现这个大目标就必须以美国利益为最高利益，说白了就是卖国，这我就不能同意了。”[7]表面上肯定，但在讨论实质时把自由民主的正当要求全部推到卖国的动机上，这是这批民族主义者屡试不爽的论战策略，但也暴露出其缺少基本思想逻辑和理论诚意的弱点。
【注释】
[1]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2]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第241页。
[3]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
[4]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9页。
[5]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
[6]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1页。
[7]宋晓军等《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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