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 提要】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一书通过对文学、文化、摄影等文本的话语 分析 指出了“超隐喻”这一****等级结构体现在汉语思维中，导致我们表述时被潜伏背后的意识形态所遮蔽，“超隐喻”本身中夹带着“话语暴力”。“超隐喻”思想，走向了“汉语”的“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有力地解决了“解构论”在 中国 当下语境中“有效性” 问题 。
【关键词】 话语分析；超隐喻；汉语；在场形而上学
一、当下话语分析之“硬”与“虚”
当下话语被描述为“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确形象化地指出了当下话语形态中的“复杂”与“多元性”。这本是好事，特别是学界中不同声音与思想上的争鸣与交锋，必然有助于文化与思想的反思与提升。话语分析是当下文化形态中较为重要的一种 理论 潮流。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今天任何流行的理论批评方式无不与“话语分析”有关。即使我们较为熟悉的“ 社会 历史 批评”也随着德里达的解构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齐泽克激进的“拉康式马克主义”等思潮，都离不开当下“话语”的分析。当下的任何理论与文化思考，似乎都是“话语分析”的结果。
但是，剥离了华丽多姿的文化外衣之后，我们发现，当下出版的理论着作，以及发表的大量论文，鱼龙混杂，观念陈旧。事实上，今天我们对话语理论的 研究 以及话语分析的运用仍然滞后，特别是在所谓的后 现代 语境中，我们对话语的制控能力仅表现为一种对西方话语的转述能力，并没有效地利用理论深入地阐述文化与文学中的“当下问题”，此时话语上的分析仅是一种“死搬硬套”，或者说，是完全脱离中国当下经验的一种西方时髦话语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话语概念展”。这种“照搬”理论显然对理论自身并没有多少建设意义。在我看来，移植与运用过程中的“失效性”，表现为当下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两种特点。
对西方理论话语的吸收与借鉴，有助于我们对当下文化现象与思潮进行可操作性的话语分析。在“吸收”与“借鉴”中，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西方理论“史”整体把握，同时对我们吸收与借鉴的理论有比较深入的“钻研”，从而才能有效地分析与解决当下中国文化与文学存在的问题。但是， 目前 我们许多研究仅是对西方话语的一种简单移植，脱离了各自的文化语境，使得当下批评话语呈现出死搬硬套的“硬”。我们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理解能力，就像当下我们仅是非常浮浅地理解为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电影中对主流话语与日常话语的“颠覆”与“消解”。这种文化戏仿曾经在一定历史时期发挥了解构作用，但是长期以往，就会“‘解’笑疲劳”，而且遮蔽了我们对解构论在当下文化语境中更深入的思考。已经渐为学界所认可的是，德里达解构论是基于对“西方语音中心主义”这一缺口展开的，而中国汉字是“表意文字”，所以解构论思想很可能在中国就是失效的。
当下另一种话语症候就是理论之“虚”。似乎言说或者表达了什么，但事实上由于观念陈旧，或者理论上的生硬表述，使得话语分析就显得较“虚”。
而藏策的新着《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的出版，则彻底地改变了这种“硬”与“虚”的局面。藏策有关“超隐喻”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话语理论方面，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学术，从而第一次让中国学术在话语理论的建构上，走向了世界性的前沿。
藏策的理论超越，首先是建立在对国内学术现状的清醒认识上的。他在《超隐喻与话语流变》书中指出
前些时不知从哪听来些后殖民的皮毛，如获至宝，便急不可待用到鲁记过身上去了，心想：王朔骂得，我便骂不得么？本想买个乖，结果出了丑，被学界着实抢白了一通。
另外，后殖民主义理论还有一处“致命伤”，那就是没有把中心/边缘、压迫/对抗的关系，放到实际的社会 政治 文化结构和压迫的关系中考察。P276
由于不懂话语分析的相关方式，无法进入文本的深层加以解析，只好听任已有的“中心意义”（此种中心意义的建构过程，往往背景复杂居心叵测）的摆布。其结果是不仅无法提示其背后深层的权力关系，反而为这种权力关系所役使，不是除幻，而是制幻。P85
……
针对当下的文化批评或者文本分析很容易沦为主观印象式的审美批评时，藏策同时指出：“印象式批评偏重主观感受，如果批评者确为学识修养极高之人，其‘主观’ 自然 会不乏高见，如鲁迅的许多批评文章就是印象式的。但如果批评者学识修养不高的话，可就乏善可陈了，其批评之观点，往往也会流于偏见、习见或俗见。”P266
如果藏策仅仅指出了当下话语因为“硬”或者“虚”而表现出来“失效性”，他的这种话语分析也可能滑入自己“印象批评”的粗浅或者“霸权话语”的危险之中，“难保不是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的想象”，P278因而同样也是无效的。然而，他通过对一些现当代文学、当下文化、摄影等“文本”进行话语层分析基础上，才极其自信地批判了当下“文化症候”与“话语分析”中的“硬”与“虚”，指出了我们话语结构中的的“集体性失语”，导致此原因是是汉语中夹带的“超隐喻”结构。整本书都是依据这一思想，分析、解构各种文本，对“超隐喻”一话语中心展开批判。这一中心，恰恰说明了中国当下语境中夹带的或者隐藏的话语暴力。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用此暴力话语分析，在超隐喻这一话语结构中不自觉地走向了“超隐喻中心”，使话语自身显出表述时的“苟喘残息”的无力，或者“助纣为虐”式的阉割文化。藏策不无忧患地指出：“我以为如果不能将那些千百年来潜藏于汉语之中的‘超验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置疑、解构的话，那么中国语境中的一切批评，都将注定无功而返。”P84
二、“超隐喻”理论与“提喻”理论
综观全书，“超隐喻”这一范畴或概念的提出成为藏策进行语语分析的一把重要的理论钥匙。
藏策提出了“超隐喻”理论，并给出了“讽喻”这一方式。这些都是他在扎实的各种文本的基本话语分析的结果，才创造性地提出了“超隐喻”这一概念。我将他这种在话语理论分析与文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文学作品以及图像文本）通过细读创造性地提出的范畴与概念称为“话语之话语”，显然“创造”构成了它的精神实质。这些概念当然很切实地指出当下文化与理论中存在的话语症候。“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命名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便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在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由语言夹带，是刻然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为也比较难破除。”P55-56因此，藏策就汉语自身的思维，“提出自己的一个初步构想：汉语中与西方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最为接近的，乃是一种‘超隐喻中心’系统。”P79
谈到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批判思想，必然要引用1966年10月他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读了那篇题为《人文 科学 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提出种种质疑，开创了一种新的批评 方法 ，即“文学学”。 在对文本的细读或者话语的意识形态分析中，什么是符合中国当下语境的“超隐喻”呢？如同德里达在那个会上谈自己的“延异”这一概念一样，藏策同样对他的超隐喻给出了准确而深刻的理论宣言，——一种符合中国语境的、带有解构印痕且有效的批评策略——“超隐喻”，这段话他作为自己的理论钥匙多次用来分析不同的文本。我全文引用
我（藏策）认为，汉字在其形成之初的“远取诸物”的造字（六书）过程中，“喻说”就是其主要的构成方式。甚或可以说，汉语的“文字学”又可视为一种“广义修辞学”。《周易正义卷七·系辞上》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在卦象生成的过程中国，阳（一）/阴（--）是构成“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的“中心符码”。汉字的造字过程其它也是一个由某些“中心符码”向“边缘字符”不断“喻说”的过程。而这种最初的中心/边缘关系又在宗法制的社会文化中不断地“生成转换”，按照尊/卑等级或曰中心/边缘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编码（符码化）。比如，日，月，示、且（示，且合之而为祖）等“超级能指”又通过一系列“天人合一”式的隐喻关系建构起乾/坤、阴/阳、天/地、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具有尊敬卑等级关系或曰中心/边缘关系的“超隐喻”（并非像西语那样是一种语音/文字的中心/边缘关系）。在这里，“天理”与“人事”的“超隐喻”中，“隐喻”已不再是某种“修辞”（古人所谓的“文”），而是成为了不容置疑不可追问的“天理人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不得僭越。P217-218
超隐喻，在藏策看来，不同于西方的“过分符号化”，“‘过分符号化’与‘超隐喻’有着相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分析西方文化，而对于有着漫长的****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化来说，用‘超隐喻’来分析更加贴切。”P282“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P283藏策进一步解释道：“超隐喻，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者‘超越’隐喻的意思。”P281他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例，从解构与讽喻的角度，让我们更明白“超隐喻”在我们夹带的思维中的“因袭”与“积淀”。“秦始皇是****（超隐喻）的产物，按现代价值观，绝对是负面意义的；但当其成为‘世界奇迹’供人参观时（原有意义被解构、讽喻）则是正面意义的；但它作为某种传统仍夹带在现代生活之中，如现代人大修陵墓及丧仪中的纸人纸马等（隐喻的，负面的），所以仍需要我们拆解它。如现代文明与火葬习俗的普及等，都已成为了它的‘讽喻’形式。”P283
结合藏策对当下文学与文化的症候分析，正如前文指出，我们不难看出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后现代语境在中国当下文化中的 影响 ，很容易被简单财理解一种周星弛“大话西游式”的解构与消解，从而与话语的深度分析相背离。一笑之后，一无所有。周星驰的这种风格也深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尽管这个过程也有解构性，这种情形也靠近西方的解构主义与“过分符号化”，但仅是一些很表面化的话语解构，并未能抵达话语的深层分析。比如，在藏策看来，“我们可以说，‘橄榄权’、‘思乡曲’之类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故乡’观念之间，是隐喻的，而鲁迅的《故乡》与之构成的则是讽喻（反隐喻）的关系。”P281但是如果换成了大话西游式的解构，这种“超隐喻”的批判力度就大大减弱，也与鲁迅当年的国民批判相背离。藏策在书中写道
但要是鲁迅把什么“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之类的隐喻过分化了，回到“故乡鲁镇”以后，见到鲁四老爷就说：啊，我的本家，多么儒雅的老人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全靠他们来传承啦！见到祥林嫂就说：唉，苦命人呀，不过在她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鲁镇无私地接纳了她，四叔还给了她一份工作，这真是爱的奉献哪！只要人人都……看见她捐门槛，又道：哇，好好的民俗啊，快找相机拍下来！……又在“末庄”看到阿Q卖偷来的衣服，于是感叹道：原来人们早就懂得市场 经济 了，真是“愧对×商”啊！——这就“过分”了，这就是对所谓故乡的“超隐喻”。因为“亲不亲”、“美不美”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一种修辞，而且成了意识形态，成为了装饰愚昧掩盖罪恶的同谋和帮凶。P282
显然我们不能完全认同周星弛式的解构方式，否则鲁迅对冷漠、麻木的在超隐喻背后的“国民批判”也就被话语自身消解了。对解构主义的浮浅理解或者故意回避，事实上是商业逻辑与大众文化消费用弱智、愚民的方式“掩盖罪恶的同谋与帮凶”。藏策借鲁迅的小说文本批判了当下的大众文化。这种话语分析精确且有深度，击中了当下话语分析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雅各布森说“诗是隐喻的 艺术 ，散文是换喻的艺术”；此书藏策还创造了摄影理论中“提喻”这一个概念。在他看来，“摄影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P197 “提喻”用于摄影的话语分析中，为摄影进行话语层面的分析提供了可能。显然，视觉图像文化转型已经构成了当下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理论维度。“摄影是提喻的艺术”，观念之新，无疑使滞后西方一二十年的中国摄影理论向前推进了重要一步。
三、“话语分析”与“理论指向”
1952年，Zellig Harris写了一篇题为“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的论文，刊登在Language杂志上。此后，Discourse Analysis这个术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一批研究者相继步入这个领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从个人研究的特点来看，许多从事话语分析的学者同时还研究其他领域，如：句法、语用、认知、机器翻译、人类学和社会学。也有许多学者进行学科的交叉研究，如：话语和语法、话语和认知、话语和交际、话语和语义等等。流派众多，思想复杂。西方学者McCarthy和Carter说：“人们一旦开始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语言，那么他的整个思想观念都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本文指的“话语分析”，仅是从语言自身出发，不断解码，剥离语言背后的暴力结构，不断引出藏策提出的“超隐喻”思想。
话语分析，必然要与批判思维与话语创新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对死的语言的逻辑性语法肢解，它必须不断转化为一种发现，一种话语自身的建构能力有效地发现当下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度阐述给以问题以结构上的描述，剥离话语表象，抵达文化与理论更深层次上的理论关怀。话语表现出来的能力，即我们在充分对概念的“内含”与“外延”有着充分理解，构成主体性话语表达的能力。
话语理论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正是人们用以描述自身并回到自身的一种追问世界存在本质的勇气，不断给人的存在找到合理性的一种语言策略，不断物化为人类的种种思想。“理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 时代 ”与“人”的关系，“文化”与“人”的关系一样，指向了我们对生命自身合理性的追问，从而呈现学者或者话语自身的思想高度。
藏策对汉语自身“夹带”“超隐喻”这一结构的发现，就体现了这一高度。为了更好的说明话语的生成性特征，我们试图将其描述为对“话语“的终极追问，它要求话语游离于话语而站在思想的高度对人自身语境的终极性思考，从而表现出话语自身的“差异性”与无限“生长性”可能。“话语”终极追问，具有未来学意义，没有完全终极的思想，它永远处于一种无法完结的“运思“状态，处在“延异”的过程之中。这与德里达的解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它体现了一种 理论 的勇气，也反映出思想自身消解与创新的精神。
话语层面高于制度层面。我们平时所习以为常的制度层面很容易隐藏着语言潜伏的暴力结构。所以应该在制度层面反思同时，更应该看重主体话语层面的反思，这样才有可能找出话语中存在的差异性。此书藏策在对一些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就较深入地体现出“超隐喻”这一思想指向，他不仅是指向话语可操作性层面，也是指向话语言说主体的反思，最终指向了对等级与****性话语的批判与反思。
“主体性话语 分析 ”，在学者身上体现为一种较为扎实与有责任感的批评精神，同时具备两个为最重要的特征，即“原创性”与“有效性”，结合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性，并指向有着自我指认与自我责任的一种意识形态深层解析。这种“分析”最终回归到“ 时代 ”与“人”的精神话题上来。藏策的探索与建构，让我欣喜于他在话语分析理论中自身建构的的高度与理论的张力。我们进行话语分析或者运用话语进行批评，我们需要的是原创性话语、有效性话语、有意识形态反思性的批判话语，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话语分析”。我们重视主体性话语的反思，文本层次或者参照理论层面的“话语”中超隐喻中心，稍有不慎便指向了等级****的意识形态的窠臼中去。杰姆逊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每一个个体在这架机器中准备好了一个位置，唤出个体并且赋予它一个名称，然后通过自我形象或再现的形式，给个人提供一种抚慰性的关于整体的幻景，一种抚慰性的一致感。”P281-282话语的“终极关怀”是学者自身独特与责任感的“意识形态”，是不得不表达的良心与责任，具有对抗、消解、颠覆、建构的编码功能，其表现为某种清醒与独立的“思想高度”。正如藏策说道
“超隐喻”是我自创的一个词，它虽然看似修辞学术语，如，它是隐喻中的一种，但它所涉及的却远不止修辞学，而更多的倒是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说的意识形态，拙作《摄影·批评·文化 研究 》中有详细说明）理论研究。我曾说过，“超隐喻”批判背后是意识形态的编码，说的就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如果从“俗套理论”的角度看，“超隐喻”其实它是一种“俗套”，不过却是一种特殊的“套话”。P267
这种“俗套”与“套话”构成了“超隐喻”，本身消解了话语本身的表层意义，指向了意识形态性的反思与批判。一种基于 中国 当下文化现状与责任认同的文化忧思后的清醒反思与建构。所以，话语的终极关怀，是它们之间“相互指认”，也是“差异性”思考。这是话语分析最高的精神与思想指向。
四、“超隐喻”：“汉语”之“药”
“超隐喻”作为“汉语之药”，一方面因为汉语构成语言自身具有其合法性，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汉语言背后夹带的等级****性思维，它架空了言说语言的主体，使主体不过是“超隐喻”的代言人而已，与德里达解构论指向“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一样，藏策也指向了对“超隐喻”这一汉语“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谈到西方文字时，德里达将其形容是“柏拉图的药”，照我的理解是，“药”具有解救功能，也可能是一付“毒药”，因为自拍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文字”不断丢失源初含义，不断滑入“西方语音中心主义”与“在场形而上学”。
“超隐喻”思想，将西方理论融入中国语境，成为分析当下中国文化等诸多 问题 的一把钥匙。他在解构主义的中国化探索方面获得了有效性。着名符号学专家学者赵毅衡教授认为：“‘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 历史 ，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P3
当代比较着名理论家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 与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在两学科之间不断地渗透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话语分析，他在“从摩西十诫到****”指出“在我们西方的传统中，这样一个创作性真实域的可仿效的案例就是犹太律法。请不要忘记，在犹太人的传统中，神圣的摩西律法是作为一种外在强加的、偶然的、创伤的经验——简言之，是一种‘制定律法’的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物。”P103“在康德的视野中，物是不可及的，是法则之外的空无，而法则—物似呈现为萨德的正面/康德的真理，这是一个荒谬的法则，它是物本身的法则。” P126在拉康看来，“物在无意识体验的层面上呈现自己，表现为它已经制定法则……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法则、专断的法则、圣贤的法则、记号的法则，在这个法则之中主体不能从任何地方得到保障。” P125
可见，“宗教这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到西方世俗世界中的“****”层面。因此，在他看来，我们“把过去还原为随后的逆向改写，这种总体还原中消失的根本不是‘确凿的事实’，而是创伤性遭遇的真实域，它在主体精神机体中的结构性角色永远所向抵抗着其象征性改写。”P103“因为我们最终‘是’那个我们正在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所以精神僵局的解决办法在于对我们过去的叙述进行‘积极的’创造性地改写。”P102藏策的“超隐喻”思想，是汉语之“药”，“一种外在强加的、偶然的、创伤的经验——简言之，是一种‘制定律法’的一个不可能的/真实的物”，同样也夹带着这样的“精神僵局”，同样需要我们“积极地创造性改写”。
对话语的分析一定要找出话语背后意识形态化的结构与形式。藏策的超隐喻思想便是这种话语批判与形式化的结果。诚如上文所说，藏策“超隐喻”思想，批判了我们汉语思维中的暴力与****等级结构。但是如何破解这种超隐喻结构从而使我们真正成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呢？。作者提出了“讽喻”这种“改写”方式。而德里达除了指出了至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以“语音中心为主”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对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的不同文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解构的路径，即“延异”的策略，具体路径包括延异、补充、播撒等。依照我本人对德里达思想的粗浅理解我们能否沿着藏策的超隐喻思想继续往下深挖，从而形成具有中国语境有效性的“解构主义”。“超隐喻”如德里达的“语音中心”，德里达针对“语音中心主义”，提出了“延异”哲学思想。藏策要打破这种超隐喻结构，同样可以从德里达的延异哲学中找到解构的。不过前者针对西方语音中心，后者针对汉语中心意识形态，即“超隐喻”。从以下几个角度是否可以“改写”超隐喻这一结构，建构汉语自身的“差异性”思维呢？
第一，讽喻。藏策有了很好地论述。“讽喻作为一种反隐喻，也是不能脱离其他三种喻说方式而独自存在的”。P264讽喻，比如现在的恶搞，确实对超隐喻起到了非常强烈的破坏作用，但还远远不够，绝大多数恶搞文本，往往缺少“庄严”（即深度解构）的东西，致使读者与观众不能对其文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恶搞“弄久”了也会形成俗套，比如现在的 网络 恶搞。
第二，创造语词。语词是组成语篇的单位。新的语词出现，必须有利于破解“超隐喻”这一结构。（1）旧词索源。通过对词源的补充，找出文字学源始丢失的意义，去展开话语的分析。如中国所谓的“小学”。（2）旧词新义。创设不同的语境，使旧词滋生新义。（3）新词新义。这种意义已经产生，只不过没有能找到合理的词语表达意义。正如“超隐喻”这个概念的提出，它本身的隐喻结构已经存在，创造一种新词可以让“超隐喻”让以前未能描述的模糊性思维可以进入话语分析层面。同时，重视在文艺类文本中创造新词，表达一种新的思想。特别是诗人写作中的表达，经常会创造“新词”来表达对世界的理解。
一个文本绝大多数由“语词”作为媒介而构成的，对语词的分析可以打破汉语的超隐喻结构。话语分析首先是从语词的分析开始的。以上四种“创造语词”的方式，是否以构成对超隐喻结构的消解，这仅是一种理论探索。
第三，私人话语颠覆主流话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化的问题。赵毅衡先生在讲授《叙事学》课堂上指出“任何话语都是一种骗局”。私人化话语的确立有助于对主流的话话进行颠覆。在新文学时期，以林白为代表的女性私人话语就对主流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进行了一种有效的解构。
第四，换喻。藏策也开始对此问题有了新的探索与认识。与讽喻的区别我想它是正面意义的对话语结构的消解。比如最近对周老虎、刘羚羊等造假照片的打假，就是从技术入手，从而逼近****主义意识形态核心的。
第五，语境化。德里达说，“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而藏策认为，在 现代 社会 中物象本身已经成为了文本，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类像”。而用东方的佛学智慧来看，其实就是色空的观念，即色不自色。佛学讲的色空，讲的“无”，并不是说世间什么都没有，而是说世间的存在并没有自身存在的依据性，即色不自色。用符号学的话说，岂不就是世间一切都是符号，都是漂浮着的能指，符号所指涉的对象本身也是符号，世间万物之间不过是一种“互为文本”的关系。这其实也就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
此外，藏策在他最新发表的文章《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中，提出了文学理论的最新思考，指出文学并不是要驾驭语言，而是要解放语言，要解放那些被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所挟持了的语义，只有语言得到解放，思想才能真正解放。
如果我们忽视了语境化的思考，我们的话语也随之失效。对语境的重视，可以打破在场的形而上学，而能够真正做到在场的在场，在延异中低达延异思想。
德里达在中国讲演时提到“解构论”需要中国学者一起去完成，藏策便是对此呼唤的积极响应。德里达说，“我的解构工作是从指出西方希腊哲学、欧洲思想的局限的，但同时又尊重西方哲学这份遗产。尊重遗产同时指出外面还有其它遗产，必须跨出国界，应该竭尽全力以使他者到来。在对他者的参照中，对中国的参照是非常重要的。”P85
深入理解了德里达的解构论精神后，我们发现解构是跨民族的跨文化的跨学科的，藏策提出了“超隐喻”这一问题便是他对德里达“解构论”在中国的深化。“超隐喻”的在场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学界以及不同的学科所接受，成为新的理论支撑点，从而解决中国当下不同的理论问题。德里达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批判、反思、消解与颠覆的解构过程，一直处于延异中，这就要求我们在一种延异性的思维中不断解构，这就有力地回避了任何中心化的可能。而藏策的超隐喻思想，则并不像德里达那样去消解与颠覆一切“中心”，而只是针对****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超隐喻）发起攻击。超隐喻理论并不消解“理性”与“人文”，更不像德里达那样以“解构”的名义消解一切“乱杀无辜”，而是像精确制导的武器一样，只对超隐喻病毒实施精确打击。用藏策自己的话说，超隐喻理论就像一个杀毒软件，在没有话语病毒时，几乎就是无为的，只有一旦发现超隐喻病毒时，才会发挥作用。
此外，藏策对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也是有所警觉和批判的，他在《超隐喻之思——关于一种修辞观的阐释》一文中写道
文本的意义固然是不居的，但若有谁把《红楼梦》解读成江湖侠义小说的话，那一定会成为笑柄的。艾柯所谓的“过度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同样，语言也并不因其在文学中更多被转义地使用，就一定会削弱其对现实的指涉性。由语言建构的现实固然不可能真正地取代现实，但却与现实构成了“互为文本”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维系着文学生命力的脐带。……西方的后结构主义者，在宣称文本意义是不断“后退”着的“延异”的同时，其实就已经在否认着自己的观点了。因为他的这种表述行为本身，正是在寻求理解而非误解，否则他大可不必着书立说，干脆也说说“麻三斤”之类的话就是了。而当我们理解了他的这番论述的同时，语言的指涉性已昭然若揭。语言诚然是言义相异千疮百孔支离破碎的，但如若没有语言，我们也将一无所有。
把非常态下语义的歧义，夸大为常态的指涉缺席，把终极意义的不可获得夸大为所有意义的不可获得，把能指的优先地位演绎为能指的盛宴，并由此而遮蔽了不同符号系统（如文学与社会生活）间能指的互文关系，这才是西方自结构主义以来过犹不及式的偏颇。
由此可见，藏策的超隐喻理论虽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中汲取了丰厚的养分，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解构主义，而是针对汉语的具体语境另起了炉灶。但这也并不妨碍我们说藏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解构论者。藏策的超隐喻理论，来源于西方却又超越了西方，且植根于汉语的本土语境，这在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上，也是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的，理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而对于他今后的进一步理论探索，我们正拭目以待。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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