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1.77亿，中国老龄人口总量位居世界首位，并且超过一半生活在农村。农村不仅是我国老年人口最多的地区，也是老年抚养比例最高的地区。农村老年人大部分没有退休工资、劳保养老金和公费医疗保障，经济发展、医疗技术、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较城镇而言相对落后。我国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而农村养老也成为中国养老事业的关键问题。
二、城镇化与农村养老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农业劳动力转变为的非农劳动力。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的结果是：弱化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和进一步加重养老保障负担。许多子女远离乡村成为城市工人，代际空间距离的拉大也必然带来代际冲突，增加赡养方面的困难，家庭规模趋于小型化在农村形成“4—2—1”的家庭结构， 显然进一步加重了子女的赡养负担。同时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和高生活成本也使很多迁移农民家庭难以顾及身在农村的年迈父母，结果是家庭养老保障维系的基础发生变化而导致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持续弱化（刘昌平，2008）。并且老人长期养成的生活观念难于改变：城市生活是一种与乡土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很多农村老人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也有的农村老人虽然希望与子女居住在一起， 但觉得双方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方面存在差异， 为避免共同居住与子女产生冲突而选择返回农村居住。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留守老人健康产生的负向效应也不容忽视，尤其是随着农村家庭规模的逐渐缩减，在农村公共养老服务缺失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会给留守老人健康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王小龙，2011）。这无疑加大了农村养老难度。
三、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农村养老保障的存在基础，可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认识：经济基础主要表现在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社会福利差、医疗水平低等。社会基础反映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后、国家的非平衡发展战略和事实上存在的等级制度，农村老年人口多、文化程度不高，养老需要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等。
在养老模式的选择方面：首先，传统的孝道观念对于农村老年人选择养老院养老起到了阻碍作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更倾向于进入社会养老机构度过晚年生活，可能是老人年龄过大需要更为周全专业的照料；即机构养老的推力包括家庭照料资源的缺乏（Manfredini，2013）。其次，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弱化了家庭对他们的养老功能，同时农村社区资源的匮乏并未缓解留守老人所处的困境。最后，日常花费主要来源的自主化（ 由自己的劳动收入、储蓄、退休金等提供） 程度越高，老人越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主要原因是机构养老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王彦方，2014）。而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区域差异和新农保政策变量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养老选择偏好（封铁英，2013）。
孔祥智等在2007年的实证研究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职业状态、地区分布等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意愿存在显著影响，而老年人的家庭特征变量对老年人养老意愿没有显著性影响（孔祥智，2007）。个人因素中年龄和健康状况与家庭因素中家庭居住区域和家庭中子女数对农民的养老选择有影响（吴春宝，2011）。有关实证证明：具有在家务农、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自己或政府（救济）、参加养老保險（有养老保险）、担心自身老年养老问题等特征的老年人选择社会养老模式的意愿更强烈；女性、受教育年限少、子女数量多、同吃同住人数多、有配偶、健康程度较差、经济来源于子女、收入评价认为“不够用”、不担心养老问题等具有这些因素特征的老年人对家庭养老模式较为偏好；男性、受教育年限高、儿子数量少、共居人数少、没有配偶（或丧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自己，并且认为收入够用的人员偏向自我养老模式。（顾永红，2014）
综上所述，一般情况下经济条件、家庭人口结构、社会保障、个人观念等因素能够显著的影响养老模式的选择。
四、农村养老的模式与现状
在我国具体的养老形式中使用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居家养老、自我养老、机构养老、设施养老、集中养老、分散养老等不同的分类。
杨守宝认为，依据需求层次理论农村养老资源可分为生存型养老资源、相互关系型养老资源和发展型养老资源三类。生存型养老资源从物质方面保障老人的老年生活， 如自我养老资源、家庭养老、敬老院等。相互关系型养老资源保障老人基本的物质需求和基本的精神需求两个方面，如社区养老等。发展型养老资源是在相互关系型养老资源对老人精神方面保障的升华， 如老年学校等（杨守宝，2010）。朱劲松认为不靠子女和亲属（或无从依靠） ，又没有离退休金的社会保障而主要靠储蓄或劳动收入或其它收入（如租金、股金） 来维持生计的自我养老模式是农村一种非常有效的养老模式（朱劲松，2009）。孟艳春主要根据养老的经济资源来源不同，划分了3 种农村养老模式：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她认为这三种养老模式不是对立和互相排斥的，在大多时候是以一种养老模式为主，其他养老模式为辅，也有可能三种模式相互结合（孟艳春，2011）。在我国的农村养老面临着许多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老人引以为自豪的种田经验与生活智慧已不再适应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老年人的生活缺少经济扶持、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宋延生，2011）。
从当前情况总的来看，家庭养老仍是当前我国农村最主要、最普遍的养老方式。
五、简要评述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针对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以及社会养老的现状及问题做出了研究，并得出相对一致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家庭养老模式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加（宋青峰，2005）。有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 现代化的完全实现，我国农村未来的養老方式必将由家庭养老逐渐地过渡为社会养老（钟建华，2009）。现在农村家庭养老仍然占主体地位，但功能呈弱化趋势。而社区养老呈加强趋势，但处于起步状态，并需要稳定的经济支撑。最后，现在的社会养老覆盖范围小，保障水平低，很难满足现代农民的基本需求。
【参考文献】
[1] Manfredini，Matteo，Breschi， arrangements and the elderly： an analysis of old-age mortality by household structure in Casalguidi，1819-1859[J].Demography，2013（5）：1593-1613.
[2] 封铁英，高鑫.新农保政策主导下的农村养老方式选择偏好及其融合效应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06：10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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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杨守宝.“刘易斯转折点”上农村养老资源需求层次理论分析[J].农村经济，2010，01：86-89.
[13] 钟建华，潘剑锋.农村养老模式比较及中国农村养老之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09，04：58-61.
[14] 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08：79-81.
作者简介：夏婷（1994—），女，汉，江苏泰州人，研究生，单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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