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民歌是徽州地区的古老的声音艺术。它用声音记录了徽州人民的衣食住行，用情感表达了徽州人民的苦辣酸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徽州民歌口耳相传，在劳动人民的生活中产生和传播，经受了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它的传承和发展，是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生不息和顽强乐观的精神状态的最好证明。
徽州民歌种类多样，除去常见的劳动号子，小调和山歌之外，还有佛教、道教歌曲，同时还有习俗中的仪式、戏曲中的歌舞等各种形式。
徽州民歌的内容丰富多彩，反映了人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有情感表达，有景色描绘，有家常小事，有人生哲理，是用声音记录和表现的徽州人情。
徽州民歌一般朴素典雅，细腻甜美，有着江南民歌的统一特征，也有着自身独特的鲜明烙印，曲调或悠扬婉转，或谐谑风趣，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欢欣向往，也体现于封建时代种种陋习的深重反思。
一、溯源
要了解徽州民歌的起源，就先要了解徽州这方水土的独特魅力。在风光秀丽、文风浓郁的徽州大地上，徽州民歌的诞生和发展与徽州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学术上，徽州文化（简称徽文化或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也称三大显学。
徽学作为其中唯一传承着中原民族特色的地域性文化，在当今中国崇尚国学、崇尚自信的背景下，有着更为独到的启示价值。徽州文化由程朱理学开始，贯穿了从宋到今的时间长河，涵盖了思想、经济、建筑、艺术等诸多方面，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集中体现。
在宋朝方腊起义失败后（公元1121年），朝廷改歙州为徽州，负责管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这六个县。这一府六郡的辖制，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未改变。个中缘由，大抵是因为徽州人少山多，文化交流和人流动规模较小，没有多少外力干涉。徽州历来有着“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的说法，在这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徽州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保存，徽州民歌就有了肥沃的土壤。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政府对于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开始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对全国民歌的收集过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徽州的音乐工作者开展了“挖掘、保护、抢救”徽州民歌工作，一改以往 “徽州没有民歌，至少是个民歌贫瘠地区”的观念，把他们的脚步深入了这片古老的大地，收集了丰富的徽州民歌资源，让这朵开放在深山里的小花，逐渐惊艳了全国各地。
二、采集
在徽州民歌采集过程中，工作人员深深的感受到“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徽州民歌数量繁多，不计其数，但由于各种原因，在收集的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让这些动听的旋律陷入了濒临失传的窘境。
这其中主观原因有：遭受文革的重创之后，国家百废待兴，普通大众思想中阶级斗争意识的禁锢了对文化、对知识、对人才的渴求。在这项任务中，工作人员就遇到过敷衍了事，不以为然的态度。另外，民歌收集工作主要针对老年人，他们生理上的衰老，给民歌搜集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有些老人相对拘谨，还有着“人怕出名猪怕壮”的思想，接受采访，还有犹豫，更有甚者担心这属于“四旧”问题，面对工作人员选择躲避。还有些民歌传唱者，在收集人员到达之前不幸撒手人寰，成为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客观上，徽州地区山路崎岖，交通闭塞，最纯正的山歌往往又在最偏僻的地方，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民歌搜集者就用双脚丈量着大山的维度，记录下一段段动人的旋律。另一方面，由于徽州方言种类多，差异大，有着“隔山不同音”的区别，在外来的音乐工作者听来，方言又是另外一项需要克服的困难。
三、成就
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但是徽州的音乐工作者们依然将这块宝玉从深谷幽壑中挖掘出来，散发出夺目的光采。它就像一朵小花，一滴泉水，在不经意间给人们带来惊喜。随着人们更多的了解，徽州民歌更加让人惊讶，让人感叹。
在出版方面，在20世纪80年代初，徽州民歌的一些代表作品就已经被灌录成唱片，如屯溪民歌《小石桥》、歙县民歌《牧牛花鼓》、《猜谜对歌》、《十二月花》等，销往世界各地。1994年，《小石桥》、《十二月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外播放，2005年《小石桥》作为徽州民歌中首屈一指的代表，被选入中学生音乐教材。这首作品无论是用屯溪方言还是普通话都很好听，行走在徽州著名的屯溪老街，白墙灰瓦，石板小路，不知哪条小巷传来的悠扬歌声都会令人心旷神怡。
2011年，安徽民歌教材编委编写的《安徽民歌教材·钢琴伴奏》出版，由安徽艺术职业学院曹玉萍、苗淼两位副教授将《小石桥》、《十二月花》两首作品通过钢琴正谱伴奏的形式出版，为音乐院校学生学习徽州民歌开辟了一个新途径。其中《十二月花》这首作品本身是七言句式，编曲发行后，加入了虚词，更加富有民歌的风味。反映了姑娘在家中一年四季对郎君的思念。
在传承人方面，本文受字数所限，不一一列举，选取两位代表人物略作介绍。
操明花，女，安徽歙县人，2008年成为安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歌传承人。在1988年获得黄山市青年歌手大赛一等奖之后，前往北京学习，中国音乐学院金铁霖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主任糜若如教授对她的民歌天赋大加赞赏，再加上操明花努力学习，刻苦用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她演唱的许多作品在省、市电台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中央电视台的演出机会其中就包括上文提及的《十二月花》。早在1992年，操明花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一口气录了12首徽州民歌和歌唱黄山风光的新民歌，被广播电台连续播放。2011年，操明花首次将徽州民歌中的“滚声——哈哈腔”的唱法带到了“首届中国原生态民歌盛典”的舞台上。同年11月，经黄山市文化馆组织了“操明花徽州民歌传习班”，让更多的人民歌爱好者学习她的成功经验。
另一位传承人凌志远，他将自己整理的徽州民歌编写成《徽州民歌100首》、《龙池湾民歌民谣精选》的书出版，同样也是歙县人的他还在2009年和新安学校开始合作，教唱徽州民歌，让学生们回去唱给爸爸妈妈听，爷爷奶奶听，这似曾相识的曲调，让家长们倍感亲切，让徽州民 歌有了更深厚的基础。凌志远作为徽州民歌的发掘人和传承人，从民歌发掘之初起，就奋战在这项工作的第一线。
还有很多其他的先进工作者未能进行介绍，如当时歙县文化馆任副馆长汪继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方有土等。他们为徽州民歌付出的艰辛劳动，传播全国各地，徽州民歌也给他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
四、特色
前文提及，徽州民歌有着中国南方鱼米水乡民歌小曲的统一特征，也有着依托于整片徽州大地的独特风格。
在歌词方面，一是相当保留了中国古汉语中的文字及韵脚。徽州地区因地理特征所造成的语言风格对徽州民歌影响很大，因为环境闭塞，有些方言中的词汇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句。在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不仅对于民歌，也是对古代汉语研究和方言研究有益的补充。
二是在内容方面，民歌往往记录了劳动人民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徽州人质朴善良，勤劳肯干，受着程朱理学的思想思想较深，这在徽州民歌的歌词也有着丰富的体现。对此，我们应该能够站在今天角度对其进行去粕存精的选择。例如作品《十别》中揭露了封建社会时期徽州地区妇女地位卑微的残酷事实，在当时 “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依旧盛行，现如今就不再适合宣扬下去。
徽州民歌还扮演着仪式音乐的作用，在徽州的田间地头，红白喜事都有民歌的旋律相伴。在当时歙县文化馆音乐干事汪继长介绍说，有一位民歌手方光彩，早年间是从事婚礼礼仪的主持人，在他的口中，婚礼就是从《接房》开始，接着喝《交杯》酒、在向天地《敬酒》、第二次《再敬酒》就对着养育自己的父母。一首又一首的歌曲记录了婚礼仪式中的各个环节，一对对新人就是在他的歌声喜结连理。汪继长回忆说，当时采访的地点是在一个青山环抱的小村中，方光彩的声音嘹亮通透，直上云霄，让他震惊不已。
在唱法上，徽州民歌有一种明显的标志：“滚声——哈哈腔”。古时称为“花花腔”、“笑笑腔”。这种唱腔，喜欢把民歌的结尾加入“哈”、“啦”等语气助词，让声音效果更加嘹亮从而带动演唱的感情，感染听众。
这是徽州民歌中最古老声腔。说来这种唱腔形成这充分证明了民歌来源于生活，在当地，水坝是人们生活的集散地，在当地的坝上，人们洗衣，劳作，嬉戏，交谈，热闹非凡，各种音响效果融为一体，最终汇成了优美的歌声，“滚声——哈哈腔”就这样出现了。后来，“滚声——哈哈腔”进入了被艺人们借鉴进入了徽戏，随着明朝徽商的崛起，徽剧跟随着徽州商人的脚步游历了大江南北，与各地方戏种不断融合，变幻出更多更新的戏剧表现形式，这也是徽剧进京进而演化出京剧之外，徽州人艺术智慧的又一贡献。
徽州民歌还能集中反映了当地生活的状态，这首《宁愿嫁给种田郞》就袒露了一位妻子对长年在外经商的丈夫的怨恨。在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盛极一时，很多男子成家之后就出门在外从商，留妻子一人独守空房。再如《送郎》，通过对枕头、床沿、窗槛、石榴、牡丹花等生活中俯首可见的事物的描述，寄托了妻子对远行之人的担忧和相思。这些歌词或长或短，或雅或俗，都倾吐了一旦嫁给商人，饱尝商人妇离别而积郁于心的愁苦。
五、发展
徽州民歌以其独特而质朴的风格为自身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2008年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从开始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进程。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徽州民歌的发展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问题。根据2013年黄山学院教师史一丰、孙四化发表的《徽州民歌现状调查与分析》一文的数据显示，徽州民歌歌者老年化，曲目失传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徽州民歌的未来蒙上了沉重的阴影。究其原因，和中国近代城镇化膨胀发展，乡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有关，也有着经济发达地区文化渗透的因素。不过，主要还是在于徽州固有的风俗习惯。
徽州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不愿抛头露脸。凌志远就在采访中说道，徽州人“他们喜欢听戏，却反对自己的子女学戏，当时的普遍认知是学戏唱歌为三教九流一类，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所以影响了徽州民歌的传承。”
徽州方言也造成了民歌流传的一种障碍。在黄山各区县中，方言差别让不同地区的民歌无法直接传播。金毅歙县方言为例，歙县分为两个方言区，但是每个乡镇方言就有不同。在不足50万人口的情况下，如此差异全国也不多见。
尽管形势不够乐观，但是黄山人依旧做出了许多努力，除了上文提及之外，黄山市文化委在2009年举办了“徽州民歌大赛”，凌志远编写的《徽州民歌》被列为歙县乡土教材。笔者建议，在黄山市“打好黄山牌，做好徽文章”的政策下，对徽州民歌进行新一轮的传播弘扬：
一是继续强化在各媒体上的演出、宣传，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形成电视、广播、报纸、网站全方位的宣传架构。
二是不断内化徽州民歌在当地百姓中的心理地位。让民歌不再是“土里土气”的形象，而是与徽派民居，徽雕，歙砚，茶叶一样，享誉全国，乃至可以产生经济效益的途径。
三是应该积极推动徽州民歌和旅游事业的紧密联系。在黟县、歙县的古民居景点，安排民歌演出，推动旅游产业的多样化，一更加直观的向游客介绍徽州的风土人情。还可在当地几部重要的舞台剧中（如《徽韵》、《宏村·阿菊》等）加入民歌元素，让徽州民歌拥有更加多元化的展示渠道。
徽州民歌自身具有的鲜明特征，具备了在中国民歌艺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的能力，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客观原因，徽州民歌还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当地政府的政策下，在有识之士努力下，徽州民歌将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4安徽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MIDI技术在徽州民歌保护中的应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AH2014103753140。
参考文献：
朱蕾，史一丰.徽州民歌研究报告.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03）.
曹玉萍，苗淼.安徽民歌精选.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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