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是明代晚期的两部短篇白话小说集。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著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其中共收录了120篇小说。这些小说的素材大多来源于文言笔记、传奇小说、历史故事和社会传闻，经过冯梦龙的汇辑、整理和再加工，形成“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奇书。受到“三言”的影响，崇祯年间的凌濛初创作了被世人称作“二拍”的《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与“三言”一样，都是以广大的市民阶层为主角，对市井生活和风情进行细致的描绘，可谓“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既是以世俗社会为题材，自然少不了日常生活中女性的身影，无论是大家闺秀、民女丫鬟或是青楼妓女，她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簇都栩栩如生地跃然于纸上。在中国古代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地位都不高，即便被塑造得再生动传神，都是男性角色的附庸，起着铺垫衬托的作用。与此不同，“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大多以主角的身份登场，她们从“幕后”走上“前台”，有时甚至超越男性角色，在小说中大放异彩。“三言”、“二拍”成书于中国封建时代，为何能在男权当道的社会秩序下种植女性意识的萌芽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又是怎样表现出来的？笔者认为应从“女性形象塑造的特点”、“婚恋自由”、“尊重女性人格尊严”以及“对女性失贞的宽容”四个方面切入思考。
一、去伪存真，肯定女性角色的自主权。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角色具有很强的真实感，她们或是实有其人，或是原型取材于现实生活中。作家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她们的原貌，摆脱了主流意识对女性形象的规制、束缚与人为的重塑，这就承认了女性在文学作品中拥有自主权，可以任由她们的性格、思想精神、心理活动自由发展，不再千篇一律，而是个性多样、丰满生动。在《醒世恒言》的《苏小妹三难新郎》中，苏小妹在面对新郎时一改传统女性的羞怯、矜持和卑微之态，大方自信地展露自己的才华，用出题对诗的方式与新郎秦少游周旋，非要新郎对上后才能入洞房，在两性关系中明显占上风。而后又破解了佛印的书信，机智聪颖胜过苏东坡和秦少游等男性。苏小妹的故事是对优秀女性才思过人的承认，同时也体现了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这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二拍”中。《二刻拍案惊奇》的《硬堪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着芳名》记载了一位歌妓的故事。歌妓严蕊与太守唐与正结为好友，官员朱晦庵与唐与正结仇，想借此诬陷他嫖娼。严蕊被抓入牢房中，但她在官府的言行逼供下仍坚决反抗，不但没有屈打成招，反而道出了一个女子内心富有正义感的呼声：“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她身为歌妓，却没有自轻自贱，而是以其凛然侠气令狱官肃然起敬。“三言”、“二拍”采用去伪存真的方式，撕去了粘在女性身上的种种标签，赋予她们表现自我、袒露心声的权利，使她们真正地来自现实、来自生活，充满着无法拘限的生命力。
二、以“婚恋自由”作为观察女性的“万花筒”。
“三言”、“二拍”中有不少名篇都是以“婚恋自由”为主题的，例如：《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一则中，罗惜惜自幼与张幼谦相爱并私定终身，到了男婚女嫁之时她拒绝了父母的包办婚姻，一心想与清贫书生张幼谦成婚，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来捍卫自己的幸福。另有《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遇到心仪的男子范二郎便大胆活泼地表白：“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范二郎一听，便知“这言语跷蹊，分明是说与我听”，于是两人一来二往，结成姻缘。自古就有“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的说法，婚姻对于女性就如同事业对于男性，是一个决定人生命运的因素，传统思想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女性婚恋幸福和名誉贞洁的保障，明代晚期的正统思想也是如此。然而“三言”、“二拍”逆反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其中众多“婚恋自由”的故事其实是作家特意的筛选和建构，在“婚恋自由”的空间里，女性的心理像一出出戏剧一样上演着，她们大多是千方百计地追求心上人以争取自己的幸福，展现了女性细腻复杂的情思和活泼可爱的一面，颠覆了大部分古文学作品中女子顺从、被支配甚至是奴性的形象。作家对“婚恋自由”题材的选择和重视，也是“三言”、“二拍”中女性意识的有意体现。他借助于男女真情，对封建礼教的虚伪本质进行猛烈批判，将明末衰败的世风，黑暗的现实，和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的一腔牢骚，倾注于这些可爱的、具有新思想的女性形象中。[1]
三、借女性的合理诉求展现其智慧与尊严。
中国古代女性在“三从四德”的规范下，许多合理的诉求是得不到实现的。先不论高门大户人家，平凡的女子就如同商品被娘家卖到婆家，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性无法受到娘家的庇护，就只能在婆家放下自尊、言听计从，遵守所谓的“三从四德”了。就算是天资聪慧的女子，也无法在男性面前展露其心智，否则往往被视作“妇人之见”。“三言二拍”中，男女之间的角色不再限于古典式的举案齐眉，也不是一味的“夫唱妇随”的模式，而更多的是具有平等意识的琴瑟和谐。[2] 例如，在《醒世恒言》的《卖油郎独占花魁》中，花魁瑶琴虽是妓女，但她没有放弃掌握自己未来的主动权，虽然秦重只是市井之辈，但对瑶琴却是情深义重，金二员外的凌辱更衬托出了秦重的尽心体贴，于是瑶琴毅然地选择从良，跟随他“布衣蔬食，死而无怨。”瑶琴抱有对心心相惜的爱情的渴望，因此她能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准确地把握住“方向盘”，她以“妓女”的身份完成了对自身的“救赎”，不仅没有失掉尊严，反而以尊严作为“盾牌”，抵挡住了男权的侵略。小说尊重了瑶琴的人格，逆转了女性悲剧的命运，这是一种两性平等的体现，女性同样可以选择生活、主宰命运，同时也表现出女性智慧的肯定和赞美，是小说女性意识的充分证明。
四、重审“女贞”问题，一种超越时代意识的宽容。
现代社会给予了女性完全的独立权和自主权，但仍然给女性划定了“守节”的底线，“女贞”似乎从一个封建社会两性不平等的问题上升到了如今的道德层面。就算是现代人也无法做到对女性“失贞”的完全宽容，但“三言”、“二拍”中却体现了这样一种超越时代的价值判断。在《喻世明言》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一则中商人蒋兴哥与美妇人王三巧结为夫妻，因不愿“坐吃山空”，蒋兴哥忍痛抛下爱妻，决意出远门料理生意。由于丈夫常年不在家，自己又生得美貌，王三巧引来了陈商的垂涎，经过薛婆的暗中撮合，居然与陈商发生关系，蒋兴哥发现后将王三巧休了，但最终还是冰释前嫌，将三巧带回家了。作者借蒋兴哥与王三巧的故事，表达了对“女贞”问题的重新思考，“只为蝇头小利，抛却鸳被良缘”指出了对女性的忽视，小说的情感偏向是对蒋兴哥行为的指责，而对“打熬许久”的“闺中少妇”三巧却表现了宽容和同情的态度。这一方面是承认了女性满足性欲的合理性，像王三巧这样的女性已嫁为人妇，情爱本有所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们的欲望被压制在底层;而一旦外界条件提供可能，她们自然要冲决礼教的阈限，催发出一次次崭新的等追求。[3]另一方面，“三言”并没有用恐怖的悲剧性结局来恐吓、警醒女性，反而给“失贞”女性设定了美满幸福的结局，这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一种宽容，更是一种对女性的关爱，在中国古代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中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三言”、“二拍”呈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但又与“女性主义”不同。“女性主义文学”是对女性问题自觉的、激进的思考，它是受到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是中国思想界、文艺界的一次对内自省、对外借鉴的产物。但“三言”、“二拍”中的女性身上所体现出的个性魅力以及对男权的挑战，则是为了反映市井生活而不自觉透露出的，从她们身上映射出的是晚明开放的时代风貌，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之际，新的社会价值观对封建礼教、三纲五常的一次叩问，既是晚明新儒家与新市民的新人性论、新价值观赋予她们的新的时代特点，也是时代文化潮流催生出来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女性形象。的冲击上。我们还应看到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地位的提升不仅是作家、时代的推动，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压抑和束缚后，中国女性群体自身思想的成长和力量的壮大也将她们送至“聚光灯”下。二是作家扩大了对创作素材的选择，他们注意到女性世界的丰富多彩，并将女性有别于男性的千种风情纳入到创作中去，这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
“三言”、“二拍”是两座中国古代女性的“博物馆”，在冯梦龙和凌濛初的笔下，女子不再是个个蹙蛾眉娇喘微微，人人泣沾巾泪光点点，我们能感受到即便身处封建时代，中国女性仍然有千般神采，万种风情。这两部小说集中所传达的女性意识，对女性的理解、宽容与喜爱，更是在中国文学、文化殿堂中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参考文献：
[1]王忠禄.《男权意识视野下的明代小说女性形象》[J].《小说评论》，2011年S1 期
[2]唐筱琳.《从‘三言二拍’看晚明‘爱情观’的变化》[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1期
[3]邓声国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探析[A]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9年
第30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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