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发表于1925年，是英国著名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代表作，描述了达洛维夫人和赛普蒂默斯一天的活动和想法。主人公克莱丽莎·达洛维，也就是达洛维夫人，是一位上层社会的家庭主妇，丈夫是国会议员。年轻时，她与有诗人气质的青年彼得相爱，但再三权衡之后，她舍弃了心思单纯、敢于幻想而却不谙世事的彼得，选择了平庸务实却在仕途上有发展前景的达洛维做丈夫。和达洛维夫人所代表的“正常”和“生”相对应，赛普蒂默斯是“疯狂”和“死”的代表。赛普蒂默斯·沃伦·史密斯是一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原的退伍军人，曾经为了浪漫的理想参加战争，却在战争中患上精神疾病。由于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和理解，赛普蒂默斯选择了自杀。当这个消息由威廉爵士带到达洛维夫人的舞会上时，她觉得自己也像在精神上死亡了。[1]
这部小说以其独特并且精湛的意识流手法在问世以来深受读者和评论界的推崇。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心理现实主义和人物中心理论的指导下，巧妙地运用了时空蒙太奇、间接心理独白等手法，游刃有余地将意识流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从尼采的悲剧理论角度重读《达洛维夫人》，能够挖掘这部作品更多的内涵和价值。
一.悲剧的本质：日神和酒神
尼采的悲剧理论认为，酒神和日神这两种人类艺术冲动的斗争结盟，是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日神和酒神两种力量：前者是梦境世界，它创造个体，是对人生痛苦的解脱；后者是迷醉现实，它消灭个体，是对大自然神秘统一性的感知。受它们的支配，每个艺术家要么是日神式的梦境艺术家，要么是酒神式的迷醉艺术家，而集二者之大成者，则是达到艺术最高境界的悲剧艺术家。他认为悲剧的实质是人性之中的两种精神——狄奥尼索斯（酒神）精神和阿波罗（日神）精神的对立和冲突。日神精神是趋向幻觉之迫力，酒神精神是趋向放纵之迫力。悲剧是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共同孕育下产生的，它的本质是非理性的，它的作用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2]
在《达洛维夫人》中，女主人公克莱丽莎代表着日神的力量。尼采的日神精神是借用日神来象征追求世界和人生的美丽外观的精神本能。日神精神就是要创造一个光明灿烂的梦幻世界的冲动。它的目的是要给人们到来安宁平衡和谐的精神状态，达到对个体生命的肯定。在日神所营造的梦境中，人们可以暂时忘却现实世界的苦难，随心所欲的编制美丽的幻景，为自身创造远离现实苦难的美妙境界。因此，日神精神的核心是：使人沉浸在梦幻般的审美状态之中，从而忘却人生的悲剧性本质。[3]她一方面还保留着年轻时代的文艺青年的幻想，思念着那个少女时代的自己；另一方面又满足于自己富足、荣耀的上流名媛生活。这样的生活让她不计较跟自己志趣并不相投的丈夫，误认为上流社会的舞会上大家的虚情假意是人之常情，也忘记了自己的女儿也跟自己并不亲近。但是，克莱丽莎要活着，要得体地塑造着议员夫人的形象。日神精神创造出来的是虚假的想象的梦境，虚假的东西是不能解释生命终极意义的问题的。
在人类的求知欲望的引导下，人们渴望摆脱虚幻的世界，把握世界的本质。于是，人们从虚幻的梦境中苏醒过来，进入到另一种状态，尼采称这种状态为迷狂状态。这就是《达洛维夫人》赛普蒂默斯中代表的酒神力量。酒神精神是人在面对痛苦时所采取的一种超越姿态。生命是悲剧性的，那活着还有什么快乐与意义呢。人在现实世界中被许许多多的俗事所累，只有在狂饮后的迷狂状态下才能稍获解脱，这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解脱方式。在迷狂状态下，个体的一切束缚都得以解除，从而在心灵深处领略到与世界本体相融合的满足。酒神精神是一种情绪高度亢奋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肯定人生的态度，而且是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生命是悲剧性的，酒身精神带领人们探索生命本原这悲剧性的东西，酒神精神是悲剧的本原。赛普蒂默斯在战争中失去了人生的信念，失去了挚爱的战友，这使他永远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于是他放纵自己的疯狂状态，沉浸在自己的幻象中不能自拔。他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生活的意义，无法摆脱对战友的思恋，只能采取非理性的态度。因此，赛普蒂默斯与妻子也生活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里。人们都认为他只要从自己封闭的精神世界中走出来，采取行动就意味着“康复”的希望。但他选择停滞，他只愿意呆在过去的生活和理想中，唯一与他人的联系，就是他与死去的战友埃文斯的灵魂之间的对话。这正是迷醉的酒神精神，是尼采学说中悲剧的精髓。赛普蒂默斯终于通过自杀找到了精神的出路，摆脱了自以为是的医生和无法排解的不融合，这也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解脱方式。
二.悲剧快感和悲剧英雄
尼采认为，悲剧快感是一种在酒神精神激励下产生的生命力扩张的狂喜，它源于生命个体毁灭的恐惧，但又超越了恐惧。的确，悲剧英雄在各个方面都超出常人，但英雄作为生命的个体他们终究逃脱不了被毁灭的命运。观众与悲剧英雄同呼吸共命运，超越了现象只能感受到生生不息的强力意志（生命意志），摆脱了自身的个体化世界，在悲剧中找到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获得了宝贵的悲剧快感。[4]
死亡意识是人类特有的自我意识，史密斯以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死亡，在他这种为价值感而献身的行为中，体现了悲剧英雄精神。克拉丽莎也通过对死亡问题的沉思，将精神主体的情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克拉丽莎能够在死亡的自觉意识中挣脱一切束缚，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也唯其如此，她才能找回被日常生活背后的现实，找回失落在社会中的自我。但是，她没有勇气在现实中选择死亡。但是实际上，她已经在精神上死亡了，所以，她也是一个悲剧英雄。赛普蒂默斯曾是一个有高尚理想的人，但理想越高，破灭后其失望就越深。他的罪孽感从自我扩展到世界，酿成他对人世普遍罪恶的一种愤世嫉俗态度。令人窒息的社会体制使得精神上已经伤痕累累的赛普蒂默斯更加不堪承受，尤其是当他发现他战斗了四年要加以保卫的竟然是这样的社会体制。赛普蒂默斯常常会产生幻觉。在赛普蒂默斯的潜意识里，他已经无法逃离这种强权体制。战争后遗症和体制迫害一步步把赛普蒂默斯推向死神。他的痛苦和失常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对于生命真理的执着，源自于他的信念与这个世界的尖锐对立。他热爱自然，热爱和谐，热爱美。赛普蒂默斯于半疯半醒中顿悟了，生命的意义在于“普遍的爱”，而这“爱”的真谛就是同情、沟通和理解。他用自杀表示了对这个无爱的世界的抗议。[5]在赛普蒂默斯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悲而可敬的悲剧英雄形象。他做到了达洛维夫人做不到的事，做了很多现代人做不到的事。在他得到解脱的同时，他对于社会体制和不平的现实做出了他的反抗，也用自己高尚和爱给了读者悲剧的快感。
三.结语
从尼采的悲剧理论看来，《达洛维夫人》是一曲现代社会的悲歌。无论是女主人公克莱丽莎还是男主角赛普蒂默斯，都是这个悲剧中英雄。在他们与命运、社会和自己的斗争中，既体现了悲剧精神，也给读者带来了悲剧快感。用尼采的悲剧理论为出发点重读《达洛维夫人》，不仅能进一步挖掘这部作品的价值，也能让读者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以便净化自己的心灵。
参考文献：
[1]孙梁 苏美译，弗吉尼亚·伍尔夫《达罗威夫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2]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北京：三联书店 1981：108.
[3]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4：290-291.
[4]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09.4：308-309.
[5]蔡斌，从赛普蒂默斯看伍尔夫的主观真实论和人物中心论.[J]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2 （4）：32-35.
王延慧，吉林建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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