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运六气瘟疫推算(由五运六气推断仲景宗族遇疫时间)

【摘要】 　　《伤寒论序》中所云，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宗族遇大疫流行，这也成为张仲景发奋著书的原因之一，然而其遇疫具体时间史家众说纷纭。本文以 历史 文献 记载的大疫流行时间、仲景遇王仲宣的历史记载、日本文献记载等史料为佐证，重点从五运六气的 理论 出发，仲景所遇为太阳寒水疫病的事实以及所述霍乱的病理等 问题 逐层展开 分析 ，得出结论：《伤寒论》之编集，完全是根据仲景 治疗 所遇太阳寒水的疫病经验，所以《序》云“伤寒十居其七”，此“伤寒”指的是太阳寒水的疫病。而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此次的疫病时间，必是太阳寒水司天的疫病，亦即在建宁年间，而非建安年间。

【关键词】 五运六气 《伤寒论》 疫病 大司天

　　建安与建宁年间的大疫

张仲景《伤寒论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笔者注：196～220年）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一时之间，死亡人数如此之多，除了传染病，即瘟疫之外，是不可能的。而考《后汉书·五行志·献帝纪·刘表传》、《三国志·魏书五帝纪·刘表传》及其《醒阶传》、《蜀书·先主传》、《吴书·孙权传》、《晋书·食货志》、《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及《建安二年》、《建安三年》、《卷六十三·建安五年》、《卷六十四·建安八年》等得知，汉献帝自建安元年到十年，并无大疫的记载。只有《后汉书·袁术传》记载：“初平三年，术据南阳，建安二年（笔者注：197年）僭号自称仲家，时天旱岁饥，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一事，死亡较多，然非大疫。

至于灵帝建宁元年以来9年中，即从公元168年到公元179年，就有3次大疫。《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人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人大疫，传使者巡行致医药。”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人大疫，使常侍、中谒者致医药”，合乎仲景《序》所云“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之瘟疫流行状况。所以，洪贯之《张仲景郡望生卒之推测》一文，直云：“建安之‘安’字，应据医史作‘宁’字之误。”

仲景见王仲宣的时间

王粲(字仲宣)生于东汉熹平六年丁巳（177年），卒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丁酉，卒年41岁，各书均同。至于仲景见王粲，并为其开五石汤一事的时间有二说。

(1)《太平御览·七二二卷》引《何别传》云：“王仲宣年十七（笔者注：194年）常遇仲景，仲景曰：‘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后三十（笔者注：224年，黄初五年）当眉落。’仲宣以其长也，远，不治。后至三十，病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于世。”若据此说，仲宣死年为四十七岁，与史实不符。

(2)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

若《甲乙经序》所言为确，则仲景见仲宣之年为建安二年（197年），时仲宣年二十一。此时之仲景既能诊知仲宣将死于二十年后，并开立五石汤治疗，则知仲景此时之医术已是才高识妙，对于人之五脏五常，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已能探其理致。亦即：仲景此时的医术，当已成熟到可以治疗大疫，并乘此经验著作《伤寒论》。

然而今本《伤寒论序》云：“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意谓：建安初年，天生大疫，仲景自伤无能救治。若建安二年即能预知仲宣将死于20年后，并立五石汤以为救治,却又无法救治宗族之大疫，岂非矛盾?

若建安二年仲景已医术精熟，著《伤寒论》，则“感往昔之沦丧”，此“往昔”必是数十年前尚未精通医术之时。依前论，仲景宗族之逢大疫，若果为建宁元年以后，即公元168年以后，则是建安二年的30年前。30年前的仲景 自然 尚未精熟医术，只能“伤横夭之莫救”。再者，仲景总角(笔者注：《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拂发总角。”既冠为二十，故总角尚未二十)造访何时，何已称其“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御览·卷七二二》引《何别传》），可知仲景在近20岁时，虽尚未精通医术，即对大疫之凌虐，有志救治，言谈之间，救世之心溢于言表，何才会称赞他“后将为良医”。

再依史实，仲宣年21岁，建安二年时正居荆州依刘表，此时仲景既常与见面，则仲景此时亦必居荆州附近。而据郭象升《张仲景姓名事迹考》一文考张羡即张仲景，曾于建安三年任长沙太守。长沙与荆州有水路可通，见面不难。《后汉书》记张羡于建安三年叛表。又记太祖与袁绍连年战争，“军未得南，而袁急攻羡，羡病死。”而袁绍在建安七年死，则张羡当死于建安七年以前。若果如此，则建安二年仲景见仲宣时已晚年，必距著《伤寒论》的时间十分接近，绝非不通医术的幼年。

日本医史文献的佐证

日本南丰秋吉氏于公元1849年，孝明天皇嘉永二年（即 中国 道光二十九年）著《温疫论私评》［1］，于《原病》条下按云：“长沙《伤寒论》自叙曰：‘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又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宁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若其不流行，不传染者，何为死者之甚多也?”可见秋吉氏所见之《伤寒论》版本，其中《序》“建安”即作“建宁”，而且断定仲景宗族死于流行病。他并引史实证明云：“按《后汉书·五行志》曰：自建宁四年，至光和二年，相云仅九年，大疫三流行，与仲景自序相应。”

从五运六气之理来看

由大司天的理论来说，公元184年，运交厥阴风木，公元183年以前60年为太阳寒水。即：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到光和二年（179年），9年间的3次大疫，其性质均为太阳寒水之气。故《伤寒论序》才说：“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例》也说：“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此当为其所经验之事实。

若依此论，则知仲景宗族所受之病为太阳寒水的时行之病。《伤寒例》云：“凡时行者，春应暖而反大寒，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夫欲候知四时正气为病，及时行疫气之法，皆按斗历占之。”

若依斗历占之，从建宁四年以来的3次大疫，其运气的性质如下。

辛亥年三月之疫：辛亥年的司天为厥阴风木，正化太过，中运为水。中运生司天为小逆。风木更盛，故克己所不胜，湿土流行。故整年之气机为寒湿流行。三月主气为少阴君火，本当火热之令，然其客气为太阳寒水，寒气更重，故夏应热而反寒。再加上大司天的寒水之气，天地之间，一片寒湿之气，火热潜水，民病太阳寒水与太阴湿土之气。

癸丑年春正月之疫：司天为太阴湿土，丑为对化，土不及，木来克，中运为火不及，水来克，寒气反胜，故风寒行令。中运生司天，亦为小逆。然大司天为寒水，司天克大司天，以下克上，乃天刑之岁，岁气不相得，故生大疫。正月为初之气，主客之气皆为为风木之气，故生风寒之疫。

光和二年己未年之疫：己未的司天为太阴湿土太过之年，中运土运不及，为天符岁会之年，春天初之气主客皆为厥阴风木之气，加上大司天之太阳寒水，故形成风寒湿土之令。

由上之推算可以了解：仲景宗族所遇之大疫，气以太阳寒水为主，风木湿土之气夹杂。为此，形成仲景著作《伤寒论》的特色。

仲景所遇为太阳寒水疫病的事实

《素问·天元纪大论》：“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意谓人身五脏六腑运化变化之规则，疾病生死的关键，都受阴阳的规范。阴阳即三阴三阳。此阴阳的道理，依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素问·五运行大论》）故云：“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三阴三阳上奉之。”天的阴阳之气就是寒暑燥湿风火，推在人身，就是三阴三阳的六气，与三阴三阳的六经。用此推之，所以太阳经即上应太阳寒水之气。若是太阳寒水的大司天或司天，以及太阳经所生之病，即称为太阳病。阳明司天所生之病为阳明病，少阳司天所生之病即为少阳病，以此类推。假若仲景著作《伤寒论》的时间是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由建宁四年到建安二年，共发生5次大疫：建宁四年（171年），熹平二年（173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而自公元124年到184年为太阳寒水司天，故共有4次属于太阳寒水之气。因此，虽然《伤寒论》中六经病均有，但太阳病最多，共178条，占47%。另一次，中平二年的疫病，公元185年为阳明燥金司天的疫病，所以仲景对阳明疫病也有一年的经验，而且是最近的经验，是未来60年中的主要病状，需特别加以说明，故阳明病的 内容 居第二，共84条。再由于阳明司天即少阴在泉，仲景尚未遇上，然在后30年，即17年之后将遇到，故少阴病的内容居第三，共45条。至于太阳寒水司天即太阴湿土在泉，为何太阴病只有8条？因为，仲景认为寒湿同气，难以区分，所以并入太阳经。在太阳经中与湿土有关的条文共有32条，约占五分之一。

可见，《伤寒论》之编集，完全是根据仲景 治疗 所遇太阳寒水的疫病经验，所以《序》云“伤寒十居其七”，此“伤寒”指的是太阳寒水的疫病。而仲景所遇的疫病时间，必是太阳寒水司天的疫病，亦即在建宁年间，而非建安年间。

从《伤寒论》所述霍乱的病理来看

《伤寒论》之“伤寒”二字乃广义之伤寒，所有六气所伤之时行与非时行（疫病）诸病皆包括在内。此承《素问·热论篇》所谓：“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亦即所有会发热的病，无论时行的四季寒热所伤，或当寒反热、当热反寒的时行疫病，乃至霍乱、痹病、痰饮等杂病，都是六气所伤。

兹以霍乱而论：有太阳寒水之气所伤的霍乱，有阳明燥金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少阳相火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少阴君火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太阴湿土之气所伤的霍乱，有厥阴风木之气所伤的霍乱，并非专属于寒。

以《伤寒论·辨霍乱病脉证并治》而言，篇中所用的方剂，四逆加人参汤乃治太阳寒水所伤之霍乱痊愈后调理之方，理中丸与五苓散乃治太阳寒水霍乱下焦有寒饮之方，桂枝汤乃治太阳寒水霍乱愈后，调理荣卫之方。“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之四逆汤证乃太阳寒水中经络，表寒之霍乱。“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之四逆汤为太阳寒水中脏腑，内寒之霍乱。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乃阴盛格阳之霍乱。总之，《伤寒论》所记之霍乱，乃太阳寒水所伤之霍乱，亦即王孟英所谓之寒霍乱。由此可以证明：《伤寒论》乃著作于太阳寒水司天之时，此霍乱即建宁纪元以来10余年间的霍乱疫病。

【 参考 文献 】
　　1 日·南丰秋吉.温疫论私评.见：皇汉医学丛书第8册［m］. 台湾 ：台北新文丰出版社公司，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