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与《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读后
钱穆（字宾四，1895-1990，江苏无锡人）先生被称为一代国学大师，无疑当之无愧。钱先生一生著书百余种，撰文逾千篇，约一千五百万字，远溯先秦，下及晚清，经、史、子、集四部，皆有深究。读钱先生之书，不仅令人叹服其学问渊博淹贯，尤令人深有所感的更是其中所蕴涵的精神气质，那种精神气质，正是中国古典文化陶铸而成的博大精深与宽裕温柔。
今年七、八月份，北京商务印书馆连续分别重印出版了钱穆先生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和《先秦诸子系年》。这两部书是钱先生早年的成名作。《系年》1935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平议》初版则在1958年8月，出版者为香港新亚研究所。这次重印之前，两部书初版后都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再版。《系年》1956年6月由香港大学出过增订版，1986年2月又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过再版。《平议》则由东大公司分别在1971年8月和1978年7月两次再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钱宾四先生全集时，也理所当然将这两部著作包括在内。但由于初版在49年前，后来的几次再版也均不在大陆，鉴于改革开放前极左思潮造成的文化阻隔，在大陆的文化界，除非业内的精专之士，钱先生这两部书恐怕是鲜为人知的。因此，在目前已逐渐摆脱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极端思潮的情况下，北京商务印书馆重印《系年》与《平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值得推介。
《平议》一书由四篇专论构成，包括《刘向歆父子年谱》、《两汉博士家法考》、《孔子与春秋》和《周官著作时代考》。四篇文字分别成文并发表于不同的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最初刊于1930年6月《燕京学报》第七期，《周官著作时代考》初刊于1931年6月《燕京学报》第十一期，《两汉博士家法考》初刊于1944年7月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二卷第一号，《孔子与春秋》初刊于1954年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的《东方学报》第一卷第一期。该书初版虽然晚于《系年》，但《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周官著作时代考》的发表，其实在《系年》之前，最早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更是钱先生积学多年而在学界奠定地位的第一部作品。1927年顾颉刚先生由中山大学转赴燕京大学任教途中，返苏州家中小住，曾与钱先生见过两次面，并阅读过钱先生《系年》的手稿，极为赞赏，1930年6月《燕京学报》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便是时任《燕京学报》主编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的。当时国内各大专院校开设的经学史和经学通论一类的课程，多主康有为的今文家言，而《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仅指出康氏《新学伪经考》一书曲解史实、抹杀反证二十八处之多，更由于举证详密、立论坚确而震撼了当时整个北方的学术界，被誉为划时代的杰作，以至有“南钱（穆）北胡（适）”之说。《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的同年秋后，各大院校便几乎都停开了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的课程，足见此文在当时学界影响之深远。不过，在当时承继清儒余绪，今文经学（康有为为代表）和古文经学（章炳麟为代表）聚讼不已的情况下，钱先生并非执此废彼，而是兼辟两家之谬，力探两汉经学实况，建立一家之言。事实上，无论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还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博士家法考》以及《孔子与春秋》，都既显示了钱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钱先生不立门户而学有宗主的立场。诚如先生在自序中所谓“本书宗旨，则端在撤藩篱而破壁垒，凡诸门户，通为一家。”“本书之用心，则不在乎排击清儒说经之非，而重在乎发见古人学术之真相。亦惟显真相，而后伪说可息，浮辨可以止。诚使此书能于学术界有贡献，则实不在尽为经学上之今古文问题持平论、作调人，而更要在其于古人之学术思想有其探源抉微、钩沉阐晦之一得。读吾书者，亦必先自破弃学术上一切门户之成见，乃始有以体会于本书之所欲阐述也。”《平议》的出版，不仅在一定意义上终结了晚清百年来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更重新梳理了经学发展的历史，成为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典范和治中国经学史的必备参考书。
如果说《平议》是钱先生“以史证经”的杰作，作为“以史证子”的典范，《系年》在《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之后5年的正式出版，进一步奠定了钱先生当时中国学界一线学者的地位。事实上，顾颉刚先生之所以推荐《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于《燕京学报》，正是由于先前已经阅读过《系年》的手稿，通过这部书稿而了解到了钱先生的学术造诣。《系年》主体分考辨与通表两部分，“考辨详其立说之根据，通表著其结论之梗概”（通表例言）。考辨有163篇，分为4卷，共30万言，1923年秋始着笔，历四五载而成，所谓“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示于人也。”（自序）通表为1930年撰成，分4节，与考辨部分相对应。目前商务印书馆重印的这部《系年》，根据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的增订本，除考辨和通表之外，还有附表3节以及先秦诸子生卒年表。据钱先生书前新版增订本识语，该本较之1935年初版有所增益，钱先生视之为定本。《系年》一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有全盘的交代，同时也将幽暗了两千年的战国史真相发掘而出。钱先生自述该书有如下三点贡献：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二、“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辑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三、“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对于这样一部学术著作，蒙文通先生曾盛赞其“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而陈寅恪先生1934年5月16日对杨树达先生言《系年》“极精湛”、“至可佩服”，更可谓客观的评论，因为那既是陈寅恪与杨树达的私人谈话，且当时陈寅恪并不认识钱先生。这样看来，钱先生弟子余英时先生称《系年》一书“为诸子学与战国史开一新纪元，贡献之大与涉及面之广尤为考证史上所仅见”，便绝非虚誉而是的评了。1978年国内左倾思潮尚未完全解冻，而余先生当年访问大陆时遇到一位先秦史专家，居然能将钱先生《系年》卷首的自序熟读成诵，尤可见此书之引人入胜。
以上对《系年》与《平议》的介绍，对于治先秦两汉学术的精专之士而言，或许卑之无甚高论，其“门道”也只有真正的内行才能彼此心领神会。不过，如今重印重读钱先生这两部专业性极强的考据著作，所思所得当与往日不同。联系目前学界的情况，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启示值得申论。随着地下材料的不断出土，钱先生两部书中的具体结论容或有所损益，但以下两点启示则超越了先秦两汉学术史以及考据学的专业范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目前史学界的主导方向可以说是“走出疑古时代”。作为对当年“古史辨”派极端疑古思潮的回应，这一方向可谓八十年代以来反思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既更为理性，也获得了考古材料的支持。在当今史学界反对“疑古”倾向，可谓大势所趋，可是在“疑古”思潮风行，“古史辨”派当令的三十年代，若能不为风气所转，客观地从事古史重建的工作，便属难能可贵。而从这一学术大势变迁的角度来看，《系年》重建先秦诸子的学脉，恢复战国史的本来面目，正可谓力抗时俗，着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先鞭。其实，随波逐流，为世所转，固然难以在学术思想上卓然自立，而刻意不与人同，动辄逆势而为，好为标新立异之说，也不免因“我执”太重而同样不能海纳百川、真正有所成就。钱先生自谓有时“疑古”更甚于顾颉刚，所谓“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舜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但钱先生之所以终不偏于一味疑古，发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声，正在于一种平情、客观与深入的态度，所谓“疑古终当考”，根据考的结果，当疑需疑，当信则信，“疑”与“信”并非对立不容。而只要本此态度积学深入，不凌躐蹈虚，象钱先生撰写《系年》那样，终能真正有所建立，既不为世风流俗所裹挟，亦不为其所反激。这种平情、客观与深入的态度，不惟治史所需，恐怕是研究各门学问都应当奉行的。
有人曾说九十年代以来学界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突显”，指出学界的重点由思想转趋学术。此说不失为正确的观察。而作为纯粹考据学的著作，《系年》与《平议》目前的重印，似乎也恰恰印正了这一说法。提出此说者或许不纯然是事实描述，而有不以为然的价值判断。但依笔者之见，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热固然新见迭出，但由于尚缺乏中西学互动交融基础上的深厚积累，以至在许多方面遭受尚未超越“五四”之讥，亦在所难免。如今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广泛，学者不忙于造论立说，而先植学问根柢，为思想上真正的综合创新奠定基础，实可谓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事实上，学术与思想本非截然两途，学术有待于思想的提升，思想则需要学术的充实。缺乏学术上的严格训练与深厚积累，很难真正提出睿见卓识以度越先人、外人，不免以管窥天。钱先生后来著《国史大纲》，晚年撰《朱子新学案》，与胡适、傅斯年等人所代表仅重考订史实的所谓科学史学异趣决裂，批评后者“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国史大纲》“引论”）正说明钱先生不以单纯史料考订的学术为旨归而流为乾嘉余绪，而是关注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终于成为“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语）的学术思想大师。但最初奠定其学界一线地位的，却恰恰是《系年》和《平议》这两部曾被科学史学派引为同调的考据杰作。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专事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不求思想的发明，尽管难以承担民族精神继往开来的使命，但尚可有其独立的价值。而欲在思想上有所创发，却终究离不开深厚的学植。若目前学问家的突显是为将来造就真正的思想大师积蓄力量，则学问家不妨多多益善。象《先秦诸子系年》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这样的著作，笔者也盼望能够不断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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