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小兵，男，广西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与领导辩证法。
当今世界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生存危机，它是21世纪的“世纪问题”。对生态危机的追问无疑带有一种“末日思考”的意味。希望这种“末日思考”能为人类提供一个顿悟的契机，使人类能够痛改前非，重新理解生态文明对人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著名的哲学谚语所说：密纳发的猫头鹰黄昏时才会起飞[1]。但它的价值就在于当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时，我们就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昨日的前车之鉴，可以成为未来的先见之明。
一、生态危机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
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虽然出乎预料，但却不是人类的操作失误的结果。而是人类社会经济“正常的”、“合目的的”、“积极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要而发展经济的自然生态后果。这种事与愿违的人类发展状况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和特征。乌尔里希·贝克在他著名的《风险社会》中指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面临的威胁其生存的各种风险都是由人类社会所制造的。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危机都是人为的和社会内生性的。比如洪灾、干旱、地震、泥石流、全球气候变暖、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灰霾天气、河流污染、土壤毒化、沙漠化、生态环境恶化等，都是人类的行为直接引发的或间接诱发的。人类掉进了自己挖掘的陷阱 [2] 。
“风险社会”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呢？是人类的什么动机、什么行为制造了风险呢？这个制造风险的元凶，就是人类经济发展中的“负效用”。人类的经济发展并不像人类最初所想象的只具有“正能量”。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始终包含着两个背反的矛盾运动和两个相反的结果。一种是合目的性的，满足人类需求，有助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成果：即正效用；另一种则是破坏性的，不利于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结果：即负效用，如生态环境退化、空气水质污染、淡水减少、资源枯竭等。例如，人类在生产和使用汽车（传统汽油发动机汽车）的同时，也在生产着阴霾天气（PM2.5）。当人类为电子产品不断升级换代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未经处理的电子垃圾无处不在。其实这种双重结果一直存在于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只是直到目前才被我们感觉、体验和初步的认知。“负效用”每日每时都在大量地普遍的存在着，它在“暗中”积聚着全面系统性风险。人类经济增长的负效用的存在，使人类的经济发展陷入一种悖论：在合目的的经济发展追求中，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不合目的的结果——生态危机导致的生存危机。
人类的发展困境源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和经济发展的盲目性。盲目性就表现在不能正视“负效用”客观而普遍的存在，忽略了经济生产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矛盾性。当我们生产石油的时候，也生产着石油资源的枯竭；当我们砍伐森林生产木材的时候，也生产着森林的减少；当我们建造城市、机场、公路的时候，也造成了耕地的减少和各种巨量的建筑垃圾；当我们生产各种工业用品的时候，也生产着废气废水的污染；当我们生产汽车和快捷的运输、用火力发电的时候，我们也生产着温室气体和PM2.5；当我们用水泥硬化地面、建设各种广场和高楼大厦的时候，也生产着各种人工的荒漠化和石漠化、失去生态功能的土地等等，不胜枚举。在我们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清洁的空气、水和宜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果说前者是符合人类需要的、满足人类生活的正向发展和正向生产，那么，后者则是危害人类生存、生活，违背人类需要的负向发展和负效用。几乎人类的所有工业化生产都伴随着生态的破坏性。传统的经济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生态风险、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积累。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日常物质生活水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危机。
人类的任何物质生产都不是只有正向价值，而是始终包含着破坏性的负面效应。这一破坏效应不是像一般人们认识的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产生，而是自人类诞生之日满足自己生存需要的生产劳动起就开始出现了。只是那时的劳动规模小，效率低，破坏性作用还在自然的自我修复、自我恢复能力和自我循环的承受阈限之内。从农业社会起，农业生产、畜牧生产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循环经济的范畴，但砍林造田，开荒造田，过度放牧，就已经对自然生态产生破坏，造成旱灾、洪灾、草场退化和沙漠化（如两河流域的沙漠化、古巴比伦文明的衰落，楼兰古国、复活节岛文明和玛雅文明的消亡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是它的破坏范围还是局部的，还属于量变的范畴，还未成为全球性的灾难，还未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工业革命之后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的生产能力、效率和规模爆炸性扩张，在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规模、程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极限，只是生态环境不可逆的恶化过程也是一个发展过程而已。生态危机已经不是 “黑天鹅”的小概率事件，而成为“白天鹅”的大概率事件。生态危机是人类生产的破坏性不断扩大，不断积累，不断加深，不断交叉互动的合力造成的。局部的生态破坏演变为整体的合成性荒谬，风险社会的级别在不断上升，全球系统性生态风险已经进入临界状态。
二、传统经济增长是一种癌模式
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一个深刻地困惑和悖论。一方面，人类社会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发展却使人类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使人类获得期望的生命的安全感。支持人类生活方式的不可再生资源正日渐枯竭；支持人类生命本身的资源如淡水、原始森林遭到过度开发和破坏。全球的生态状况正从“糟糕”向“更糟糕”发展。为什么人类越是发展经济，人类的生存危机却越发深重，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人类的经济发展没有成为一种解救反而成为一种诅咒？人类发展困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人类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一种自我毁灭的“癌模式”。即迅速的扩张，急剧的膨胀，结果盛极而衰，物极必反，在追求经济的繁荣中走向崩溃，在实现经济的增长中自我毁灭。人类的经济发展是用明天的时间换取今天的发展空间，靠牺牲明天的生态基础来换取今天的物质繁荣和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生产方式确实是一种癌的方式。但在传统的经济理性中这种深刻的见解被遮蔽了。传统的经济学范式无法权衡生态利益的得失利弊，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理性选择。日益加剧的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必然倒逼人类进行新的价值革命，对现时代的一切进行价值的重估，重新界定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这种价值重估是一种对新的发展可能性的集体思考，是一种从经济主义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的觉醒。生态文明发展最忌讳的就是用过去的价值观和眼光看现在的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存在着对经济发展的崇拜和对经济增长的心理依赖。经济的增长就意味着发展的合理性与政治的合法性。在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今天，也许应该是消解人类片面、狭隘、单向度的理解和迷信发展的时候了。经济发展并非人类生活绝对永恒的主题。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需要。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行为是一种发展的异化。经济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正向发展过程，同时也包含着负向发展和负效用。即经济发展=物质生活的正向发展+自然生态的负向发展。当经济发展危及人类生存和生活的时候，不发展就是一种最好地发展。经济的生产力往往同时也是生态的破坏力。真正的发展是具有正向价值的事物，而所有负效用的东西都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发展”。
由于人类经济增长中负效用的存在，就使人类的一切经济发展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生态破坏性。人类生活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的过程，就如生态系统中良性肿瘤向恶性肿瘤转变的过程。工业技术在满足人类日常需要的同时，却破坏了人类的长期生存的根本需要。在我们得到许多的物质财富的时候，也失去许多宝贵的自然生态资源。经济发展就像癌细胞一样，是一个耗散结构，在它的壮大和发展中不断消耗自然生态的养分，直至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枯竭死亡，人类也随之死亡。人类的经济发展不要像愚蠢的癌细胞一样无控制地膨胀自己，在表面的繁荣中走向自我毁灭。人类的经济发展需要理性的设计和控制，避免成为那种在追求所谓的经济繁荣昌盛中毁灭自己的“成功的傻瓜”——即达到自己的经济目标的时候，却发现经济发展成功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人类应该重新建立基于生态危机现实的经济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是一个辩证地统一体。良好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牺牲自然生态就是牺牲人类自己。
经济发展的负效用毁掉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支持系统。因此，经济发展不能高于一切，特别是当经济发展与人类生存相冲突时，经济发展必须向人类生存让步。经济发展不能迷失自己的终极目的。人类的生存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人类应该从对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中解脱出来，理性地降低经济预期，舍弃某些不必要的既得利益。因为发展的盲目乐观主义把人类引向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生态灾难的不归路。
三、经济发展“负外部性”的“飞去来器”效应
任何经济发展都伴随着“负效用”。“负效用”的普遍存在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自反性。昨天，人类在世界上种下生态破坏这个“因”，今天人类就必须承受生态危机这个“果”。正如蕾切尔·卡逊所说的那样：“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是人们自已使自已受害。”[3]22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社会经济片面发展导致的“自然的报复” 。
人类经济发展与自然相互的物质交换是不对称、不公平的。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是生存所需要的空气、水等自然资源和自然财富，而人类经济发展还给自然的却是各种物态的有害物质。人类以经济发展的名义，破坏着自然生态，也压缩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不再是人类的外部问题、未来问题，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人类社会的内部问题、现实问题。外部负效用、外部不经济，最终都将转化为内部不经济。人类过度关注经济的增长，却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外部不经济，即生态的不经济，未来的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在短期可能在给污染制造者带来暂时经济效益，给他人带来了成本的同时，其实，也给自己的未来带来了成本，带来了不经济。所以，外部的不经济，最终会变成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内部不经济。例如，现在某些地区由于土壤毒化本地种植的粮食不能食用，需要高成本的从外国进口粮食；还有的地方水质严重污染，无法饮用，不得不从其他地区，甚至从其他国家高成本进口，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人类的经济发展需要生态的“帕累托改进”。因为，今天的经济将变成明天的不经济、未来的不经济。
随着人类经济发展节奏的加快和生态破坏的风险积累，人类经济发展的负效用的恶果将越来越会由外部性成本转换为内部性成本，由未来性成本转化为现实性成本，由隐性成本转变为显性成本。在过去，人类生态破坏行为效果的时滞性使人们难以摆脱短视与贪欲，？行为效果的时滞性使得生态的破坏成为理性选择。为了满足私欲，人们常常不惜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利益、牺牲整体利益换取局部利益。人类大量的经济发展的利益所得都是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里的“即期”与“远期”并不是一两年内与三五年后的区别，而是一两年内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的对比。随着生态风险的长期积累，已经开始演化为生态危机、生态灾害和人类的生存危机的时候，生态破坏与自然的报复之间的时滞性已经大大缩短，远期风险已经开始成为即时风险，外部成本已经成为现实的内部成本。自然已经不再有“免费的午餐”和“可以赊账的午餐”，达到现时现报的程度。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引用卡逊的话说：“现有的体制是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利益，获得近期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近期利益是相当短的。”[3]15人类关注近期利益很敏感，关注长远利益却迟钝麻木。未来成为了一个人类集体不负责的、时间上的“无主之地”，必然酿成“公共地的悲剧”。这就是人类的有限理性和人类的 “片面理性”。有限理性指的是知识信息的局限，而片面理性则是人类的价值判断偏好的有意无意的非理性选择。本意只是想不对别人和未来负责，实际上却是对自己和现在的不负责。污染别人就是污染自己，未来就是现在。不要说这是我的船，那是你的船，全球自然生态是人类共同的船。人类需要一种智慧的共赢思维。
四、生态文明需要系统思维，需要超越传统发展观狭隘的思维模式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一个人要是尚未认识到自己在做错事，他是不会有改正错误的愿望的。生态文明要超越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超越传统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对发展进行整体性、动态性系统的思考。传统发展观的局限在于它只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中思考问题，而没有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整个系统思考问题，缺少系统的长远的终极思考。传统经济学的许多规律只有在它一定程度上远离自然生态规律时才是“规律”，但当它同自然生态规律发生矛盾时，它就不再是真正的规律，而是歪曲规律的谬误。只有把事物放在整个生态系统中，才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效应获得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生态保护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不同的。巴里？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说：“任何在自然系统中主要是因人为引起的变化，对那个系统都有可能是有害的。”[4]子系统的过度发展，会损害整个母系统的平衡，协同，因而导致整个系统崩溃。人类经济社会就是整个地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子系统，一个寄生者。在独立封闭的经济社会系统中看来是经济理性的东西，放在更大的生态系统来看，却是非经济理性的。传统发展观的有限理性就表现在它视野的狭隘性。所以说，在经济学上是正确的东西，在生态学上可能是错误的；而在生态学上是错误的东西，最终在经济学上也是错误的。生态学是从整个系统看问题，而经济学往往只是从一个局部的子系统看问题。消费主义在经济学上是好的，在生态经济学上则是破坏性的。例如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破窗谬论”认为：破坏创造财富。假如小孩打破了窗户，必将导致窗户的主人不得不更换玻璃，由此产生一连串新的需求，引起了一连串经济活动，从而推动社会就业，拉动经济增长。但这一理论在生态学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人为的制造需求，刺激经济的背后是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无谓的消耗与破坏。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达斯教授曾对一棵树的身价专门做出估算，他指出，一棵长了50年的大树，通常按木材产出计算值625美元，到市场上出售只能卖50美元至125美元不等，要知道这大约只有其真正价值的0.3%。其综合生态价值（如调节气候，保持水土，净化空气等）接近20万美元，但是人类往往因为几百美元的市场价格而将它们砍伐卖掉。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似乎知道每一棵树、每一块土地、每一个水面的市场价格，却不懂得每一棵树、每一块土地，每一条河流的生态价值。局部微观上正确的东西，在整体全局上看则完全可能是错误的。每个微观上似乎不起眼的生态破坏，集合起来就会变成巨大的合成性荒谬。就如每部汽车所排放的尾气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汽车排放却能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效应。人类社会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下利益与根本利益、生活利益与生存利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某种对立关系。生态文明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是不同的，生态治理难以完全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引导，因为市场背后的人类欲望本身往往是盲目的和非理性的。所以，必须提高人类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自控力。
传统经济学的封闭思维是致命的缺陷。因为它无法认知自己的不合理和片面性，它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然生态破坏成为传统经济学一个认识死角，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成本”。许多时候并不是世界错了，而是我们人类自己错了。所以，传统经济学作为人类重要而普遍的思维方法，需要创造性的转换和价值层面的超越。在整个人类的生活系统中完善一个学科的认知模式，或许是纠正思维偏见的最好方法。一个理论学说如果不能全面客观地理解人类生活世界，也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认知是否正确，自己是否带着偏见在看世界和自己。
协同论认为，客观世界各个系统间都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又相互合作的关系，相互干扰和制约。大量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由于子系统相互作用和协作，可以找出影响系统变化的控制因素，进而发挥系统内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人类就是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矛盾的控制因素，人类具有主导性。人类如果控制了人类自身经济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的规模，人类就能控制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协同关系。
五、科技并不万能，生态文明不能完全依赖科技发展
科技不是万能的，人类的生态文明不能完全依赖科技发展。也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科技主义的假设：如果人类的科学技术能够完全人工制造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生活的生态环境，那么，今天我们提出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一种杞人忧天的可笑行为了。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认为科技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常常成为经济发展盲目乐观主义者轻视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依据。无疑，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地推动作用。但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也必须承认，科学技术的不合理或过度地使用，也会使它成为第一破坏力。它无论做为生产力还是破坏力，威力都是巨大的。它在为人类经济发展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矛盾和问题。科技是个好东西，但科技不是万能的。科技无法创造和修复、替代自然生态。传统工业技术解决了人类一些日常生活问题——生活的满足、便捷、舒适，但同时却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人类的生存危机。一些传统的工业技术应用在微观上是正确的，但在宏观上却是错误的，或者可以形成合成性荒谬。许多传统的工业技术的缺陷在于，它能给人类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但也同时带来长期的生态风险。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升级，需要适应生态文明时代要求，它不仅需要提高生产效率，它还需要提高生态的安全性，最大限度地降低生态的破坏性。
科技发展是一个不确定的变量，而且许多科技也包含着不确定的潜在风险。我们不要片面的估计科技对自然的改善能力，有一利必有一弊。过去科学技术确实帮助人类解决了许多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将来可以解决生态破坏带来的恶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物圈2号”生态实验的失败证明，人类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依靠科学技术人工创造一个适于人类生存的生态系统。现在人类能做的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好我们日前拥有的、唯一适于人类生存的地球。
乌尔里希？贝克一再强调：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反省自己。 在工业文明中，科学就像手电筒，批判反思的矛头从来都没有指向自身。科学的规则被当成天经地义的法则，科学成为政治和伦理批判范围之外的独立王国。“科学的进步”先天获得合法性。在“进步”的魔咒庇护之下，在可能引起社会风险的变化之中，科学却似乎毫无责任。实际上，科学技术恰恰就是人类成为风险社会的始作俑者。这种独断的科学技术发展模式不再适应风险社会的要求，必须将科学的批判和理性精神应用到科学技术自身，使科学技术成为善于反思的科学技术。《寂静的春天》的作者蕾切尔？卡逊通过对DDT的调查分析，向人们证明了科技引发的生态危机的确存在，它指明了一种人类从未意识到的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必须立即有所选择的迫切处境。人类遭遇的生态困境恰恰就是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的一个合成性荒谬。蕾切尔？卡逊说：“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完全不同类型的灾害——这一灾害是在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引入人类世界的。”[3]174现代工业文明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究竟为什么把人类社会变成一种风险社会呢？原因就在于工业文明对科学技术过度的迷信与崇拜。科学万能、唯技术主义的流行已最大限度地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联系。科学技术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生态的危机。这就是科学技术的二重性。真正的问题不在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人类对科学技术不恰当、不合理、没有限度地使用。普希金讲述的《金鱼与渔夫》的故事，包含了对人类、科技、自然的隐喻。金鱼代表科技，大海代表自然。人类就是通过科技向自然索取财富，当这种索取超过自然容忍的限度时，人类最终得到的将是破旧的草屋和木盆。物极必反，过犹不及。
六、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我节制
地球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有限性。人类的经济发展是有限度的。人类的经济不可能也不必要无限制的增长。经济发展存在它的外部自然极限和人类内部的心理和生理极限。经济增长不能无度和过度。任何真理再向前多迈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人类需要更加合理的发展定位。在自然生态的限制之内发展自己。
人类经济发展的外部约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应该以客观自然承受能力为经济发展设限，而不能仅以人类的欲望设定经济发展的主观目标。当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自然生态环境无法承载，超过自然生态的生产周期和自我恢复能力时，破坏了人类自己生存的生态阈限时，毁灭的不是自然，而是人类的自我毁灭。而自然可以在没有人类破坏的情况下自我恢复。人类的发展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和自然生态承受阈限内，实现合目的性与和规律性的统一。在物质生活水准上，人类追求的不可能是一个最佳值，而只能追求满意值。因为人的需要不是单项选择，而是多项选择。人的需要是一个系统的立体结构，是多样性价值的整合。所以，人类追求的是整体最优，而不是物质主义的局部最优。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总是无意识地与自然规律背道而驰，总是自发地产生“不合理活动”。著名的瑞士科学家琼·多斯特说：人类总是破坏，而且还在继续破坏大自然。以往消失的人类文明都是因贪婪、疏忽以及衰退的过失而自食其果，走向死亡。而新的人类文明又步其后尘。人类人口无限度地繁殖，无限度地增加生产和消费是产生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康芒纳教授说：“如果我们人类要生存下去，生态上的考虑必须指导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考虑。”[5]156除非改变传统的发展惯性，否则生态灾难必将威胁人类的生存。
人类经济发展需要节制现在，以保护未来。前苏联著名科学家沃耶科夫说：“如果个人暂时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持久利益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的话，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改变，将是协调的。”[5]64虽然，人类生产活动的负效用并不与人类的生产规模同步扩大，甚至由于科技的进步负效用在生产中的比率会有下降趋势，但由于人类整体生产规模急剧扩大，使人类生产活动负效用的总量持续增加，经济发展负效用的叠加效应、合成效应、恶性循环效应都使人类的生态危机日益深重。
从生态破坏的横向传导机制看，传统的“先破坏，后治理”的生态治理模式已经过时。一种解决思路是否合理，在于它是否契合具体的实际。原来少数发达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通过污染产业向落后国家转移来缓解本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紧张关系的治理模式，已经不适于现代人类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因为，它们的污染是在外部世界大部分还处在农业社会，污染破坏自然生态总体水平还较低的背景下进行的，生态危机还未达临界状态。而现在，全球性的自然生态破坏都非常严重，生态负效用的总体水平已经饱和，已经接近或已经超过自然的承受能力和临近崩溃状态，自然再也无法承受最后一个稻草。另外，发达国家先发展后转移的治污模式，已无法进行，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外部的”落后国家可以转移，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只要靠自己内部调节解决。人类是一个全球生态的利益共同体，只能集体降低经济发展预期水平。实行生态社会主义模式，公平分享经济发展的利益，才能共同承担自然生态的责任和成本。
总之，人类已经处在发展路径选择的转折点上。人类不能继续狂热地发展，应减少发展的盲目性和盲目的发展。人类必须理性的控制经济的增长——生产、消费和人口，只有保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均衡协调，才能避免生态灾难的发生。正像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所说：全球系统无节制地发展，最终将向其极限增长，并不可避免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随着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带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全球均衡状态是解决全球性环发问题的最终出路。纯粹技术上的、经济上的或法律上的措施和手段的结合，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增长”。
七、简约的生活，将是人类未来可行的生活模式
在生态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刻，人类仍然念念不忘的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但我们认为，比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人类可持续的生活。怎样才能可持续地生活呢？就是简约的生活。在发展与保护两难的选择中，人类必须舍弃一些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人类所有的选择都是一定约束条件下、资源稀缺下的选择，经济发展并不具有绝对的合理性。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已经危及人类生存的时候。圣雄甘地警示人类：“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6]要富裕还是要生存？这需要理性的选择，而理性就是一种人类智慧战胜人类愚昧的内在征服。没有这种内在的征服，就使人类对自然的外在征服陷入盲目性和非理性。人类避免生态灾难的发生是可能的，如果人类能及时全面地限制自己的盲目过度的经济发展。人类的消费水平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经济发展的水平取决于科技的发展水平和自然生态的供给能力，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自然的承载能力。人类生活的满足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但是人类生活的满足和幸福不是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堆积。有研究表明，物质财富的增加在人类的幸福感中的影响呈边际递减效应，趋于为零。因此，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人类需要采用“奥卡姆剃刀”的方式，凡不必要的东西都应该舍弃和割舍，重新理性的设计人类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生活方式。适度的发展，合理的生活，真正保持可持续的生活。
经济主义的发展观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这种发展观不走到尽头，那么走到尽头的将是人类自己。经济主义的发展观把人类带到了进化的死胡同。1988年1月，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会议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的发言得出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7]人类需要返璞归真，重新过上一种稳定简朴和谐有序的可持续的生活。生态危机留给人类的“时间窗口”已经很小，时至今日，仍然固执地不顾一切地追求所谓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明智的，人类不应该成为自己欲望的奴隶。人类生活需要从“做加法”转向“做减法”，这是人类未来生活路径的必要选择。简约的生活就是在保证人类日常必要物质生活保障的前提下，精神生活与文化生活将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追求。而不是无限制的追求物质上的贪婪和占有。简约的生活与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层次变迁的心理规律也是吻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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