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和译学研究甄别形合与意合异同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比较英汉语言在语言外在形态上的异同显微，而在于积极探索形成英汉语言显著形态差异的深层动因。语言学界所说的汉语意合重于形合，是阐说汉语民族在驾驭汉语时所运用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哲学传统和语言思维范式。讨论形合与意合问题时若背离这一出发点，只可能是缘木求鱼舍本而求末。鉴此，本文拟从哲学及思维角度，就英汉语言形合与意合的内在成因谈一点初浅看法以供探讨。
一、综合性思维是汉语意重于形的理性根源
综合性思维是指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认知对象特征，认识认知对象属性的思维认知方法。汉语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与中国传统哲学上的整体观是一致的。中国哲学史上注重整体观照的传统可谓根深基厚，源远流长。中国古典哲学中“一”的观念就是整体观的反映，它在我国古典哲学中具有本体论的涵义。道家贤哲从研究自然的角度对“一”多有阐述：“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阐明“一”是万物孳生之源，没有整体上的“一”就没有多样化的万物；庄子把“一”的观念推广至更为广阔的领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认为天与人，物与我皆可合而为一，万物、人间，乃至宇宙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整体性的观念得到弘扬。儒家诸子则从社会与政治的高度诠释了“一”的根本属性，即政治统一：《孟子·梁惠王》载，梁襄王问及孟子天下何以安定时，孟子答曰“定于一”。儒家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颇深，它既使中国哲学带有“人学”韵味，又为宋代理学运动中的“一元论”奠定了基石，也使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得以与人论等学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一”的观念与其他学科理论的融合形成了我国古典的系统论原则。可以说，中国哲学的整体观实质上就是系统观。古代贤哲们认为，研究天人关系时既须考虑天道对人的影响，亦必以人为本位重视人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即“天人合一”。依此推而广之，任何整体都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系统内部各要素依照一定的秩序和层次彼此联系且与其周围环境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就是任何系统都具有结构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系统的开放性必然要求研究事物时要对其进行整体考察和综合把握。
由此看来，中国哲学重视整体观照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旨在实现整体的最佳功能和对事物进行准确细致的认识。这种整体观照经历数千年的沉积、凝炼和升华，使汉语民族在思维运作上形成了长于综合，善于提纲挈领，以纲统领全局的“综合性”思维优势。用哲学语言表达就是“多元归一”。汉语语言表现的意合特征便是汉语民族综合性思维优势的有力佐证，也是汉语民族运用综合性思维对自己语言的演化和发展做出的理性选择：
(1)可如今，她受的苦太重，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地里没劳力，里外没帮手，不让五
兴退学吧，要吃要喝又要花钱，还加上侍候我这废人，一想到这，我心就碎了。(贾平凹《天狗》)
(2)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颗钮扣或补一个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钱锺书《围城》)
(3)王家的里外亲戚，人口不旺，正人也不多，爹娘下世后，大半就断绝了来往；小半的偶有走动，也下眼看天狗不是个能成的人物，情义上也淡得如水。(贾平凹《天狗》)
(4)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眼见着打井如挖金窖，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贾平凹《天狗》)
(5)他是舅家门上最大的外甥……可给舅写铭旌，做第一外甥的天狗，名字却排不上。
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在县银行当主任，有头有脸有妻有子，竟替换了天狗，天狗那时很生
气：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贾平凹《天狗》)
上述数例几乎无一使用纯粹语法意义上的连接词。以例(1)为例：整体语段由多重复句构筑而成，其中以因果关系为骨架，兼有并列、假设等关系。以例(4)为例，该句为三重复句，整句以转折关系为纲，兼容两重因果关系。余例亦可同样进行分析。在这些例句中，各种逻辑关系相互交织彼此映衬，形成一张脉络清晰而意义完整的网络。各小句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语句衔接自如，充当了各语句间的内在的连接纽带，因而语句必然呈现出意合的特征。诚然，以上各例中均可添补上某些连接词，以(4)(5)两例为例，括号中为所补连接词：(4)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因为)眼见着他打井如挖金窖，(所以)好多父母提了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然而)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
(5) 他是舅家门上最大的外甥，……可给舅写铭旌，做第一外甥的天狗，名字却排不上
。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因为)在县银行当主任，(又)有头有脸有妻有子，(所以)竟替换了
天狗，(因此)天狗那时很生气：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
但是，由于汉语民族具有综合性思维优势，善于运用整体观照从句读的整体层次上体察
语词的涵义，从语段的整体层次上把握各分句的功能，语句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以各分句相对
于整个语段的功能均可得以确认。读者以此可意会句间的各种关系，因此连接词的增补便成
为画蛇添足，毫无必要。
西方哲学也讲求“一”，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基留伯提出的以自然为本位的“原子说”。西方哲人认为，“一”就是单个的，纯粹的“一”，是机械可分离的“一”。正如基留伯所说，“从真正的一绝不能出现多，从真正的多也绝不能出现一：这是不可能的事。”(罗素，1981：102)这一点与中国哲学中的“一”是大相异趣的。中国哲学上的“一”是有机整体的一，“一”既是“一”又是“多”，它比西方哲学原子说的“一”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和更高层次上的辩证性。分析考察事物时，西方哲学家们擅长于或更愿意把被考察对象从其所在环境系统中分离出来，自然学科如此，人文、绘画等学科同样如此，其实质在于突出和强调个体。 分析英语等语句时，若运用分析性思维方法抓住语句的主谓主干，辅之以对其他形态标志的辨析，句意便昭然若揭。分析得愈是细致入微，对语句整体上的理解就愈透彻。申小龙
(1988)曾总结道，如果说西方语言的一句话是视点上固定、形态上自足、关系上完整的一句
话，那么汉语的一句话则是视点上流动、形态上松散、内容上完整的一句话。
二、模糊思维是汉语意重于形的客观要求
模糊性思维亦可称“浑沌”思维。“它既是一种经验直观的反馈思维……亦具有一些知性思维的形式。同时，它也是把一种浑沌、无序的认知转换成系统有序的认知的思维。”(陆宗明，1993：66)模糊性思维与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哲学是相辅相成的。“礼”、“德”是儒家人本政治思想的根本原则。这一思维在《大学》中得到全面概括，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从表面上看似漠视政治，实质不然。班固曾对道家作了中肯的评价：“道家者流，盖出于吏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因此道家同样关心政治而非“出世”之辈。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古代贤哲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的种种辩证关系，探求人际关系的稳定和和谐以求“平天下”的最终目标。人际关系的丰富灵活性和模糊多边性使模糊性思维得以孕育与发展，同时模糊性思维顺应了表述模糊多边的实际人际关系的客观要求。
模糊性思维在语言表述上多倾向于采用“非逻辑化”的方式。以汉语为例，“非逻辑化
”表述方式具体表现在被描述的事理间虽然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但语言的表述形式上却缺乏甚至没有表示逻辑关系的表征词，即缺乏严密的形式逻辑。例如上述所举第(4)(5)两例：
(4) 堡子里的人没有不对他热羡的，(因为)眼见着打井如挖金窖，(所以)好多父母提了
四色重礼，领着孩子拜师为徒，(然而)这井把式，却断然拒绝。
(5) ……已经死去的三姨的儿子(因为)在县银行当主任，(又)有头有脸有妻有子，(所
以)竟替换了天狗，(因此)天狗那时很生气：(若)人没了本事，辈数也就低了?
括号中是补充的逻辑关系表征词。就例(5)句意而言，其内部虽然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和假设关系，但句中字里行间并未使用诸如“因为”、“假设”等外在表征词。相反，逻辑关系词的缺省更能真实地反映生活实际中的辩证关系。例如下述几例：
(8) 天不变，道亦不变。
(9) 吃一堑，长一智。
(10)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例(8)一句既可表示假言判断，其逻辑形式可以抽象为p→q，即“若天不变，则道亦不变”，也可表示推理判断，其逻辑形式为pq，即“天不变，故道亦不变”。同样，(9)一句既可表示“若吃一堑则长一智”，也可表示“因吃一堑故长一智”。关联词的缺省使得语句可以表示更为广延的逻辑关系，从而具有更高层次的辩证性。除此之外，汉语中受事主语句也是汉语“非逻辑化”表达方式的又一例证：
(11) 成谋不说，覆水难收。(《伍子胥变文》)
(12) 施恩勿记，受恩勿忘。
(13) 子胥狂语，何足可观，风里野言，不须采拾。〖htk〗(《伍子胥变文》)
(14) 这件事张岚有看法。
以(12)一句为例，句中“施恩”和“受恩”分别是“勿记”和“勿忘”的逻辑宾语。再以(14)一句为例，该类句子申小龙称其为“主题句”。句中除“张岚”和“这件事”之外，其他几个名词性成分之间都不是一般的逻辑关系。若依形式逻辑法则来判定，“张岚”和“这件事”二者既可视为“二目关系”命题，即“张岚”和“这件事”各为一个主目，“对…有看法”为关系谓词，也可被视作“合取命题”，即将其看作“张岚”考虑过这事和“张岚有看法”的合取。
由此说明，汉语语言在表述时，被描述事理之间的多重内在逻辑对语言的表述产生极大的压迫，使语言在表述上呈现出极大的弹性，逻辑关系词在运用上呈现出灵活的特性及简约的趋势，因而语句间表现出意合的外在特征。这种特征是与汉语民族的模糊性思维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因为从根本心理上讲，汉语民族自发地排斥着“是则是，非则非”的思维方式，对逻辑形式的明确化缺乏内在的兴趣，而更注重认识本身与生活实际的关系。
相比较而言，西方哲学更注重逻辑的外在表述形式，因而在语言表述上倾向于采用周密
的纯“形式逻辑”的表述风格。以形式判断为例，“施恩勿记，受恩勿忘”的逻辑形式可抽
象为“p→q”，即假言判断，该句用英语表述则是：
if you confer a benefit，never remember it；
if you receive one，remember it always.中两个“if”为增补的逻辑关系词。逻辑关系词的增补目的是使英语表述形式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保持严格一致。上文所提(3)(4)两例的英语译文也证明这一点：
(3) the house of wang was not exactly overflowing with issue， and although there were a few relatives about，direct descendants were scarce.
once tiangou’s parents passed away，his contact with family members had more or less stopped; those who occasionlly got in touch saw him as a man with few prospects and so his family ties had worn thin.
(4) in the fort everyone saw his well digging as a kind of gold mine and everyone envied
him. laden with presents，parents would take their children to him as prospective apprentices， but the well digger rejected them all without a moments hesitation. (the heavenly hound trans. by li rui)
可以看出，在例(3)中增补了表示让步关系的连接词although和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so”；在例(4)中增补了表示因果关系的连接词“and”和表示转换关系的连接词“but”。
增补连接词的原因，是因为连接词本身就是逻辑成分。例如在复合判断中，“每一个复合判断都由支判断和联结词构成，”“联结词就是联结支判断以构成一个复合判断的逻辑成分”。(郁慕镛、俞瑾，1992：126)联结词是复合判断形式结构中的逻辑常项，它的性质直接左右复合判断的真假。在命题逻辑中，“任何复合命题形式都是由表示各支命题的变项和将各支命题联结起来的构成复合命题的逻辑联结词这两部分组成”。(郁慕镛、俞瑾，1992：307) 值得注意的是，逻辑“联结词”与语言上的“连接词”并非等同的概念：前者是一种逻辑抽象或逻辑符号，例如“→”是蕴涵词，它是对语言中表示假言判断或假言命题的关联词语“如果……，那么……”，“只要……就……”，“……，则……”等等的逻辑概括和抽象。但毫无疑问，逻辑“联结词”与语言中表述逻辑的关联词或连接词存在着对应关系。换言之，西方语言中表述逻辑的关联词或连接词是逻辑关系表述时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
因此推断，英语等西方语言在按照严格的“形式逻辑”演绎方式进行表述时，必然使用及依赖可表示各种逻辑关系的连接词，因而必然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这种形合特征是西方民族“形式逻辑”式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和客观反映。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上的整体观和汉语民族的综合性思维优势使汉语逐渐
朝着具有显著意合特征的综合性语言的方向发展，而西方的原子观哲学和分析性思维使英语
等西方语言朝着具有显著形合特征的分析性语言的方向演化。中西方在哲学观念上的差异是
形成各自对应语言形态特征差异的能动的理性根源。汉语民族的模糊性思维客观上要求其语
言在使用连接词或逻辑联结词时具有灵活、简约的特性，因而使该语言必然呈现出意合的特
征；而西方民族“形式逻辑”式的思维则客观上要求其语言在表述逻辑关系时必须依赖于语
言连接词或逻辑联结词，因而使其语言必然呈现出形合的特征。在英汉比较和互译时，译者
应自觉遵守两种语言各自的规律，以及注意两种语言各自迥异的外在特征。更重要的是，只
有透彻了悟中西方在哲学观及思维范式上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尊重中西各自的语言事实，深
入细致地理解和运用各自的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并非绝对的意合，英语等西方语言也绝非纯粹的形合。意合与形合
均见于这两种语言。相比较而言，汉语意合重于形合而英语则形合胜于意合。同时还值得注
意的是，在探究汉语意合重于形合根源时尚有其他一些因素，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触及，
留待另着他文予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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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宓庆，“思维方式，表现法和翻译问题”，载杜承南、文军主编《中国当代翻译百论》，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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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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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申小龙，《语文的阐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谢龙，《中西哲学文化比较新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郁慕镛、俞瑾，《形式逻辑纲要》，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张柏然、许钧主编，《译学论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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