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监视与惩罚》的一个基本论题是权力装置(dispositifsdepouvoir)。我认为它在三个方面是基本的：第一，就其自身和“左派主张”而论，这是关于权力概念的深刻的政治革新，与全部国家理论相对立。
第二，对米歇尔（德勒兹通篇称呼米歇尔•福柯之名，足以表明他们之间的深刻友情――译者注）来说，这个基本论题能使他超越《知识考古学》中仍然具有的论说构成（formationsdiscursives）与非论说构成（formationsnon-discursives）二重性，得以解释这两种构成何以被分类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依次连接（既不互相简约又不相似，等等）。问题不在于消除它们之间的区别，而在于找到它们相互关联的理由。
第三，我们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结论：权力装置既不通过压抑也不通过意识形态发生作用。因此，与我们或多或少接受了的抉择发生中断。《监视与惩罚》所建构的不是压抑和意识形态概念，而是标准化和罚诫概念。
2．这个关于权力装置的论题，我认为具有两个并不相互矛盾但相互区别的方向。无论如何，这些装置不可还原为国家机器(appareild’etat)。然而，根据一个方向，它们包括扩散的异质的多样性和微观装置（micro-dispositifs）。根据另一个方向，它们求助于一种图表、一种内在于整个社会领域的抽象机器（诸如敞视式监狱主义，它由看见而不被看见的全部功能所规定，可用于任何一种多样性）。这曾经是如同两个同等重要的微观分析方向，因为第二个方向表明米歇尔未曾满足于“扩散”。
3．与《监视与惩罚》相比，《求知意志》迈出了新的一步。观点完全如是：既不是压抑，也不是意识形态。但是，为了加快步伐，权力装置不再满足于成为标准化的，而倾向于成为（性欲的）构成因素。它们不再满足于形成知识，而是真理（权力真理）构成者。它们不再涉及某些“范畴”，不顾及一切否定范畴（癫狂、作为监禁对象的犯罪）但与上述的肯定范畴（性欲）相关。这最后一点由《文学半月刊》（№247，1977年元月1－15日开头第5页）的访谈录得到确证。因此，在这个方面，我深信《求知意志》的分析所取得的新突破。危险之处在于：米歇尔回到了“构成主体”的同类吗？即使他使真理成为一个新概念，他为什么也感到需要使它重新出现呢？这些不是我对我自己提出的问题，可是，我认为，只要米歇尔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两个假问题迟早都会提出来。
4．对我来说，第一个问题曾是米歇尔自《监视与惩罚》以来就建立起来的微观分析的本质。在微观装置涉及到一些小型组织（家庭与其他一切组织具有相同的扩展范围）的意义上，“微观”与“宏观”之间没有明显差别。既然存在着一些国家机器的内部微观装置，并且国家机器的一些环节也渗透到了微观装置（这两个向度的整个内在关系），关键问题便不再是外在二元论。那末，应当理解这种差别有梯度吗？《求知意志》第132页明确抛弃了这种解释。但是，这一页好像把宏观移转给战略模式，把微观移转给战术模式。这一点使我感到局促不安，既然米歇尔所谓的微观装置在我看来完全具有整个战略向度（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它们不可分离的这个图表）。另一个方向是如同决定微观的“种种力量关系（rapportsdeforce）”方向：特别要参见前面提到的《文学半月刊》的访谈录。但我认为，米歇尔尚未发展如下观点：他关于“种种力量关系”的原创性概念，他称之为“力量关系（rapportdeforce）”，并且和其他一切概念一样，它也应当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无论如何，微观与宏观之间都存在着本质差别和异质性。这绝不排除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我的问题在最大限度上是这样的：这种本质差别容许我们谈论权力装置吗？国家观念不可适用于微观分析层面，因为恰如米歇尔所言，关键不在于使国家微型化。可是，权力观念更加可适用于微观分析吗？难道它也是总概念的微型化吗？
实际上，我与米歇尔之间的第一个差别就出现在这里。如果我与费利克斯•伽塔利谈论欲望装配（agencementdedésir），正是这个概念我不敢肯定能以权力的观点来描述微观装置。在我看来，欲望装配表明欲望从来不是“自然的”规定性，也不是“自发的”规定性。例如封建制度是一种装配，它与动物（马）、土地、解疆域（骑士竞赛、十字军东征）、女人（骑士爱恋）等等建立了新型关系。一些装配完全疯狂，却往往在历史上是可确定的。至于我，我认为欲望在这种异质装配里和在这种“共生”中循环往复：欲望总是一个装配和另一个装配相结合，一种共同作用。当然，欲望装配将包含一些权力装置（例如封建权力），但应该把它们置于装配的各个不同的组成部分之中。根据第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在欲望装配中区分事态与陈述（在米歇尔那里，这符合两种构成或多样性之间的区别）。按照第二个方向，我们会区分疆域性或再度疆域化与卷入装配的解疆域运动（例如一切卷入教士、骑士团、农民的解疆域运动）。权力装置无处不在，一些甚至抽象的再度疆域化在此实现。因此，权力装置是各种装配的构成体。但是装配也包含一些解疆域高点。总之，这不是装配和构成的权力装置，而是遵循其中一个向度分散权力构成的欲望装配。这容许我回答这个对我必要而对米歇尔不必要的问题：所希望的权力何以可能？因此，对我而言，第一个差别为权力是一种欲望情感（即是说欲望从来不是“自然的现实”）。这一切太约略了：具有比我没有在解疆域和再度疆域化双重运动中指出的东西更加复杂的关系。可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欲望是基本的，是微观分析的因素。
5．在这个观点上，我在不断追随米歇尔，这个观点，我觉得是根本的：既非意识形态又非压抑，例如陈述（énoncés）更确切地说是说明（énonciations）与意识形态毫不相关。欲望装配与压抑完全是两码事。但显然地，就权力装置而论，我不具有米歇尔那种坚定性，感到迷离恍惚，由于它们对我来说具有模棱两可的地位：在《监视与惩罚》中，米歇尔指出，它们使事物标准化也使我们遵守纪律；我认为它们将事物译成电码且再度疆域化（我在此也假定存在着不同于词语区分的东西）。但由于我给予权力欲望首要地位，我认为权力装置具有第二性，权力装置的操作富有压抑作用，因为它们压倒的不是作为自然因素的欲望，而是欲望装配高点。我援引《求知意志》的一个最漂亮的论题：性欲装置（dispositifdesexualité）遏制性器官的性欲（性别差异性欲等等，精神分析学正好处于这种遏制行动之中）。我在这里看到了压抑作用，确切地说，这种作用介于微观与宏观的边界上：性欲作为历史上变化无常且可确定的欲望装配，与其解疆域、消长、联合的高点一起将在克分子要求“性器官”方面受到遏制，同时，即使这种遏制行为不是压抑的，作用（非意识形态的）也是压抑的，因此，装配不仅在其可能性中而且在其微观现实中遭到毁坏。那么，它们仅仅作为幻影（幻影完全改变和转移它们）而存在，或者只是作为可耻的东西等而存在。如下这个小问题引起我的充分注意：某些紊乱为什么在羞耻层面比其他紊乱现象（诸如遗尿、厌食在羞耻层面是不太可理解的）更加能够让人理解甚至依赖于羞耻呢？因此，我需要某种压抑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在以自发性为支撑的压抑的意义上，而是在具有许多向度的集体装配的意义上，与此同时，我需要权力装置只是这些向度中的一个。
6．另一个基本观点是：我认为论题“既非压抑又非意识形态”占有相关关系的一方，也许这个论题本身依赖于此相关关系的一方。社会领域不是通过矛盾得以确立的。矛盾观念是一个总体的不适当的观念，它已经意味着权力装置中的“矛盾各方”的强有力的共谋关系（比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事实上，我认为，米歇尔权力理论的一个巨大创新之处是，社会不或几乎不自相矛盾。其答案却是：社会自行决定战略，它决定战略。我感到这很美，我清楚地看到巨大差别（战略－矛盾），在这个方面，我应当重读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可是，我在这个思想中感到不自在。
至于我，我认为，虽然一个社会，一个社会领域不自相矛盾，但基本的东西是逃逸的，首先是从各处逃逸的东西，即是那些基本的逃逸线（即使“基本的”不是按年代的）。远在社会领域之外或者远远超出社会领域，这些逃逸线是此领域的根茎或地图绘制术。逃逸线与解疆域运动几乎是一回事：它们一点也不意味着回归自然，这是欲望装配中的解疆域高点。封建制度中基本的东西是它假设的逃逸线；对于10－12世纪来说同样如此；资本主义的构成也是如此。逃逸线不一定是“革命的”，相反，正是它们，权力装置将趋向于堵塞和连结。大约在11世纪，一切解疆域线猛然降临于世：诸如最后的入侵、掠夺集团、教士的解疆域、农民迁移、骑士团的改造，城市变迁越来越抛弃了区域模式，货币变革注入新的流通领域，妇女状况变化与艳情爱恋主题甚至打破了骑士爱恋，等等。相对于逃逸线及其联合、方向、汇合或发散而言，战略只是次要的而已。在此，我还发现了优先欲望，因为欲望正好处于逃逸线、发止的联合与分裂线上，它与这些线条相汇合。
那么，我以为米歇尔遇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具有完全不同地位的问题。因为如果权力装置在某种意义上是构成的，那么可能只是一些“抵抗”现象，该问题支撑在这些现象的地位之上。其实，这些现象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也将不再是反压抑的。从米歇尔在《求知意志》中的两页所指出的重要性看，人们不赞同我认为这些现象是诱惑物……可是，他将赋予它们何种地位呢？这里有如下几个方向：1）在《求知意志》里（第126－127页），这些抵抗现象如同一个颠倒的装置形象，具有相同的特征、扩散、异质……等等，“面面相觑”；但我觉得这个方向和发现了一个出口一样阻塞了所有出口。2）《政治周刊》的访谈方向是：如果权力装置是真理的构成要素，并且存在权力真理，那么应该存在着一种作为反战略的真理权力，它反对权力。从米歇尔所谓的知识分子作用问题看，这是他重新导入真理范畴的方式，因为在使这个范畴依赖于权力时完全更新了它，他将在这种更新中寻找到反对权力的可变理由吗？而我在此不明白为什么。应当期待米歇尔在其微观分析层面论述这个新的真理概念。3）第三个方向就是快感（plaisir）、身体及其快感。这里对我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期待，那便是，快感何以激活一些反权力？他何以构思这个快感概念？
我以为存在着三个概念：力量关系、真理、快感，米歇尔在一种全新的意义上使用却尚未发展它们。
对我而言，存在着某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米歇尔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通过他的探索已经预先得到解决。相反，为了自勉，我感到另一些问题对我来说不存在，但因其论题与观念的必要性而对他是存在的。逃逸线与解疆域运动，如同历史的集体决定，在我看来，在米歇尔那里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我认为，不存在抵抗现象的地位问题：因为逃逸线是原始决定，欲望是安排社会领域，所以，正是权力装置因装配而产生、同时又压倒或堵住这些装配。我分担米歇尔的恐惧，他为此感到生活在社会边缘：癫狂浪漫主义、违法浪漫主义、反常浪漫主义、麻醉品浪漫主义，诸如此类的浪漫主义使我越来越不能容忍。但对我来说，逃逸线即欲望装配不是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创造的。相反，这些是渗透社会的客观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居于社会的这儿或那儿，以便生成回转线、形成盘旋、进行重新编码。因此，我不在乎抵抗现象的地位：如果一个社会的首要条件是一切都从中逃逸，那末一切都在其中进行解疆域。从知识分子的地位看，政治问题，对米歇尔和我来说，在理论上不会相同（紧接着，我试图讲述我如何看出了这种差异）。
7．我们最后一次相见时，米歇尔十分亲切而友爱地对我说，大致是：我不能忍受欲望（désir）这个词；即使你在别的含义上使用它，我也不禁认为或感受欲望等于缺乏（manque），或者欲望用来形容受压抑者。米歇尔补充说：那么，我所谓“快感（plaisir）”，即是你所说“欲望（désir）”；可是无论如何，我需要一个不同于欲望的词语。
显然，这又是有别于词语问题的事情。既然我又几乎不容忍“快感”这个词。但为什么呢？我认为欲望不包含任何缺乏；这也不是自然条件；它仅与发挥作用的异质装配变成一种东西；它是一个过程，与结构或发生相反；它是情感，与感觉相反；它是“个体性（haecceité）”（一天、一季、一生的特征），与主体性相反；显然与物或人相反。它特别意味着内在场或“无器官身体”的构成，这一构成仅仅依凭一些紧张地带、开端、梯度、起落而得到确定。这种身体不仅是生物的，而且是集体的和政治的；正是以它为基础装配才得以形成和拆除，正是它支撑着装配的各个解疆域点或各条逃逸线。它千变万化（封建主义的无器官身体异乎资本主义的无器官身体）。之所以我称之为无器官身体，是因为它与一切组织层、机体层相对立，也同与一切权力组织相对立。恰恰是全部身体组织将会摧毁内在平面或内在场，也在每次层迭无器官身体时会把另一种“平面”强加给欲望。
之所以我谈论如此混杂的一切，是因为我与米歇尔之间产生了如下几个问题：1）我不能赋予快感任何积极价值，因为我觉得快感阻断了欲望的内在过程；我觉得快感居于层级和组织方向；正是在同样的运动中，欲望在规律内部表现出服从而在外部通过快感得到加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欲望所固有的内在场的否定。我感到，如果米歇尔重视萨德（sade），而我看重的是马佐赫（masoch），就并非偶然。这不足以认为我是受虐狂者，而米歇尔是施虐狂者。这是恰当的，却不是真的。在马佐赫那里，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不是种种痛苦，而是如下观念：快感的目的是中止欲望的实效性及其内在场的构成（同样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另一种方式上，在骑士爱恋里，内在平面的构成或者无器官身体的构成，正是在此，欲望什么也不缺乏，还尽力避免与意在中止欲望过程的快感旗鼓相当）。快感，在我看来，是人或主体在某一个过程中弄清自己的惟一手段，这个过程使人或主体无法应对局面。这便是再度疆域化。我的看法是，关乎缺乏规律的欲望和关乎快感准则的欲望出自相同的方式。
2）相反，米歇尔的基本观念为，权力装置与身体具有直接而正面的关系。而对我来说，权力装置恰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强加到身体上。可是无器官身体就是解疆域化的地点或因素（在此为欲望的内在平面）、一切组织、米歇尔所称“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整个体系。生命权力对身体施行再度疆域化。
3）我所谓“无器官身体欲望”的东西与米歇尔所说“身体快感”的东西是相通的，我能够思考这一类型的等价吗？米歇尔给我指出的“身体肉欲”的区分能够与“无器官机体身体”发生联系呢？《求知意志》第190页论述了为抵抗力提供可能地位的生命，非常重要。对我来说，这种生命，即是劳伦斯（lawrence）所谈论的生命本身，根本不是大自然，却穿越一切确定的装配，完完全全是欲望的可变性内在平面。劳伦斯的欲望概念与积极的逃逸线相关（一处细节：米歇尔在《求知意志》书末利用劳伦斯的方式与我对他的利用方式截然不同）。
8．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诸如保持所有微观分析权（扩散、异质性、分成小部分的特征），却又发现并非“国家”、“政党”、总和、表象之类的统一原则，米歇尔为此取得了进展吗？
首先在权力本身一边：我回到《监视与惩罚》的两个方向：一是微观装置分成小部分和扩散的特征，而另一方向也是遍布整个社会领域的曲线图或者抽象机器。我感到，《监视与惩罚》有一个遗留问题：这两种微观分析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问题在《求知意志》中发生些许变化：在此方面，微观分析的两个方向，更恰当地说，将是微观律训（micro-disciplines）和生命政治过程（processusbio-politiques）（第183页及以下各页）。这恰是我在本文第3部分想要指出的。不过，《监视与惩罚》的观点提出不可还原为国家总体诉求的曲线图也许对微小装置进行微观统一。现在应该理解这些将是发挥这种作用的生命政治过程吗？我承认在我看来曲线图概念显得很精妙：米歇尔在这块新领地重新发现了它吗？
然而，在抵抗线上，或在我所称作的逃逸线上，如何构想关系或者结合、连接、统一过程呢？我会认为集体内在场也具有一个真正的曲线图，在此，装配在一定时间产生并标出其逃逸线。那么，通过对解疆域化的线或点进行连接，应当寻找到能够确定这个曲线图的复杂装配。我正是在此意义上议论完全不同的战争机器、国家机器和军事机构，以及权力装置。因此，我们可能会拥有两样东西：一是权力的国家曲线图（国家是摩尔机器，创造作为组织平面的曲线图的微观条件）；一是战争机器－逃逸线的曲线图（战争机器是装配，创造作为内在平面的曲线图的微观条件）。我到此为止，既然这可能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平面去冒险，一种超验性组织平面与内在性装配平面相对立，并且我们还会重新陷入先前的问题。就米歇尔目前的研究而论，在此，我再也不知道如何确定我的位置。
（附记：在平面或曲线图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形中，使我感兴趣的是它们在各种形式上的历史交锋。在一种情况下，我们拥有一个隐藏在自然背后的组织和发展平面，但它显现了一切可以看见的东西；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拥有一个内在平面，这里仅仅剩下迅速与缓慢，没有发展，一切都在此看得到听得见……第一个平面异乎国家，却又与之相联；第二个平面反而与战争机器、战争机器幻想关系密切。例如，在自然方面，居维叶（cuvier）与歌德（goethe）都构想了第一种平面；荷尔德林（hölderlin）在《许贝利翁》中以及克莱斯特（kleist）都构想了第二种平面。同时还存在两种知识分子和米歇尔在这方面所说（与米歇尔关于知识分子所说相比较）。或者在音乐方面，两种音响平面概念互相对立。正如米歇尔分析的权力－知识关系能够得到这样的解释：权力意味着第一种平面曲线图（例如希腊城邦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可是相反地，在抗衡权力和或多或少同战争机器相关方面，存在着另一种平面和几种“次要的”知识（阿基米德几何学；或者将被国家反击的大教堂几何学）；某一门全部知识是为抵抗线所特有的，哪一门知识与另一门知识具有不同的形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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