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浅谈城市社会学理论对广州城市规划的启示
引言：
城市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受城市自然、经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城市人形成了有别于乡村人的社会特征，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塑造城市性格与城市文明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师综合性、技术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又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社会学历来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在研究城市规划时，从人文观与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来关心都市人群的生存生活方式。
一、城市社会生活
芝加哥学派将城市的人口特征总结为：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由此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
1.1天生的异质性
城市人的异质性是人类城市集居形式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经济与城市文明不断发展的基本动力。
在农村中，家属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等社会关系支配一切，人们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传统主义。而在城市中，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分崩离析，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甚至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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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总是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停地改变，城市人为了能够生存在这瞬间变化的都市空间里，不惜疲于奔命地追赶城市的步伐。在城市的快速变化中，城市人为了保护自己，唯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麻木地对待周遭的一切。于是，城市人的疏离之感、冷漠之情便由此而生。
1.2高密度聚居
人口密集无疑是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城市化不断发展，一些城市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城市人口的相对集中以及较高的人口密度，虽然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如住宅紧张、活动空间狭小、交通拥挤等。沃思认为，城市居民的高密度聚居无疑会给城市居民带来各种影响。高密度聚居带来的另一种心理影响是对差异的容忍。城市居民间空间距离缩小，精神距离却扩大，这极易导致如犯罪、自杀、精神失常等异端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发生。[1]
二、城市社会文化
人类的智慧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而城市则在物质上带给人们一种享受和满足，同时也带给人们一份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
2.1城市文化的阅读
自人类历史上城市出现以来，城市就为人类提供了新的聚集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城市是人类最新创造的并依赖其发展生存的文化空间。
理解城市文化，不仅城市的建筑雕塑、园林景观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标志和象征，而且城市本身所涵盖的时间和空间也是现代社会的象征系统。结构主义者雅各布森指出：“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和最迫切的符号系统显然以视觉和听觉为基础”，毫无疑问，城市包含了最丰富的现代性视觉和听觉的符号系统。[2]
2.2城市文化——以广州为例
在城市迅猛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人们不仅需要认识到城市的经济、政治意义上的功能，更加需要认识到城市的文化意义。就像“食在广州”的说法，足见广州的饮食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在广州，早上见面打招呼说的就是“饮咗茶未（喝了茶没有）”，以此作为早安的问候语，可见广州人对饮早茶的偏爱。因此，一直以来，羊城大街小巷的各种茶楼都是广州人款待亲朋好友、合家欢聚的好去处，是一般老百姓泛谈生活、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广州的早茶就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文化是深深打在城市上的烙印，久久不会褪色。广州的饮食文化，好象是百年老窖里的古酒，愈久愈香，愈香愈醇，因此，城市文化正日益成为城市竞争中最强有力的品牌。
三、城市社会学与城市规划——以广州为规划对象
世界城市规划的实践和理论已经有了久远的历程，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到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再到如今的生态城市、城市经营等理念……
3.1传统的广州古城
广州始建于周秦。南越、南汉、南明曾立为都，负山带海”的生态环境孕育着广州的文明。近年来在中山四路挖掘的南越王宫殿苑囿遗址，足以证明秦汉时广州就是一个古代“山水城市”。唐诗人高适用“海对羊城阔，山连象郡高”来赞誉广州壮丽，广州
城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三山、二湖、六脉、八氵豪、十闸，街道与建筑随地形而建，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城市风貌。[3]
然而，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广州已不可能是原始“山水城市”了，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重构新的“山水城市”就成了当前我们的历史责任。
3.2广州规划理念
在规划理念上，广州应该在体现“人文关怀”和“城市个性构建”的基础上，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3.3规划内容
1）搞好园林绿化
有绿才有生态平衡，才有鸟语花香的好风光。广州的白云山、芳村、万亩果园等地就是很好氧源。建议在大广州范围内从生态和社会效益出发营造上千个不同等级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森林公园、主题公园、专业公园、村镇公园、小游园……统筹安排、集生产、旅游、观光休闲和文化康乐于一体。在滨水地带不宜多建高层建筑，两岸应以自然景色为主，使人能与水接触，形成城市公共蓝带绿廊空间。
2）美化人居生态环境
按国外先进规划理念，旧广州是综合中心城市，应控制人口扩增，四周可规划发展和新建众多的大小卫星城，每一卫星城应定位定性，并各具特色，其外围布列下属乡镇，相互间用田野、森林、苗圃分开，之间用高速便捷的道路网络相联，大广州将是一个系列的、有序的、有机的、多层次的群星灿耀的文明生态城。[4]
在房地产开发时，提倡山水庭苑、花园居住区、生态住宅区等新宅小区、团组庭苑的布局，叠山理水，呈现天然情趣。
3）注重城市文化建设
广州是一个外来人口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城市。城市广场和公共设施是体现城市文化的一个标志，可从门牌、路灯、路标、邮箱、垃圾箱到桥梁、公园、道路以及政府、公司、商店、广场的符号、名称、标志均作为规划中城市景观的一部分来设计。
古村落和城中村作为广州传统历史文化古迹，不宜全数消灭。老城以保护为主，在改造中实施现代化，减少人口负担，转化成商业区和旅游区。历史建筑群、古文化街区、风景名胜区要重点保护，合理利用。
3.4规划目标
建设生态城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关系到将来广州生存与发展的长远大计。把环境保护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增加绿地面积，遵照“以人为本，崇尚自然”的原则，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来抓，并把“生态广州”和“文化广州”作为自己城市建设的目标，提升全民的居住环境质量。
五、结束语
城市社会学研究从理论出发，结合我国的社会现实，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我们应当放宽对社会学的视野、要在为城市服务的同时，努力发展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吸收国外先进的规划理念，结合本国实际，解放思想，创建中国的城市社会学。
作者：郑丽丹
第2篇：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
在城市研究中，空间一直是建筑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传统空间学科研究的对象，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视野，始于20世纪70年代亨利·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发现以及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不同于传统社会学根据群体、社会距离划分出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具有抽象意义的社会结构空间，而是将社会与城市空间紧密结合。从地理维度去阐释社会特征和社会结构，表达了对于传统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某种修正和拓展。我们必须认真地审视这个转向过程及其意义，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种新的理论和视角。
一、空间的发现：社会空间转向的早期奠基
城市社会学在萌芽时期，就不乏学者以空间的角度关注城市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述了城镇和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还比较隐晦，但视野转向可见一斑。Ⅲ迪尔凯姆在《宗教社会及其基本形态》中指出，—个特定社会里的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体现着空间，那么各个地区不同的情感价值使空间具有了不同的品质，空间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空间安排会折射出主导陛的社会组织模式。从而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的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恩格斯为了揭示城市内在的贫富现象，对19世纪曼彻斯特的居隹隋况进行研究，把英国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阶层，并将其投影到城市空间，描绘出曼彻斯特的住宅分离景观模式。芝加哥学派的伯吉斯(EBurgess)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同心圆城市结构模型的解释框架，描绘出城市内部人群的地带分异。其后霍伊特(HomerHoyl)又提出了扇形模式，指出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土地使用会沿交通线放射状延伸发展，成为扇形地区。贫民环绕在工商业地区，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沿道路、河道向外发展。这种将社会阶层和人群分布进行—种地理学想象的阐释模式，暗含了对于城市社会问题分析的空间语境。
这些早期的论述认为空间是城市社会存在和运行的既定处所，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客观的、既定的背景，肯定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空间作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一种视角被发现，这使得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空间路径”具有了认识论上的合法性，城市社会的空间性特征成为学科中的理论建设，城市空间性的确立为新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奠定了基础前提。
二、传统空间理论的局限：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
传统的城市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社会、心理、文化和经济进程的场所，社会行动的特征与分布不过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适应和利用，缺乏对于空间背后的社会动力因素的探析，即使是专门进行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也仅从生态决定论和环境均衡适应的角度来考察，吉登斯批评其“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在沃斯()、雷斯菲尔德(ld)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新城市社会学转入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正是在传统空间研究停滞和衰微的背景下兴起的。
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导致的城市间资本产业投资的重新配置、城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大量人口失业，加之城市郊区化使内城普遍衰落，欧洲普遍爆发了城市危机。把空间当作社会简单反映的传统理论，无法从更深层次去解读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因素，因此不能解释新形势下的问题。为了解决当下的城市危机和城市问题，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将城市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更加广阔的背景之中，探索城市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社会过程，将城市空间过程和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空间研究实现了完全的社会学转型。
三、社会空间的诸种阐释：从列斐伏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列斐伏尔(HenryLefebvre)是公认的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他致力于返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重新阐释城市空间的再生产机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化解读为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解阐释。列斐伏尔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现在获得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思想：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存续。空间长久以来仅仅作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地理环境或一种空洞的几何学背景。现在它已经成为工具。”空间被注入资本主义的逻辑，其形态和组织方式是社会关系、经济结构和不同团体间的政治对抗博弈的结果，并且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其后，深受列斐伏尔思想影响的卡斯特、哈维、索亚等新城市社会学学者，以空间视角对资本主义城市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空间转向这一新城市社会学的理论演进脉络之中。
卡斯特(ManuelCastells]认为，城市空间是人类根据一定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的，内在于经济活动的四个层面：生产、交换、消费和管理，并且体现在工业区位、住房、交通设施和都市治理这四个不同的维度。生产活动生产出土业和办公室，劳动力的消费生产出住房和公共娱乐设施，交换活动生产出交通和商业设施，市政管理和城市规划则统筹各项城市活动，深入城市空间的形成和变动。他还把意识形态系统加了进来，指出，意识形态用符号网络来组织空间，意识形态内容塑造了空间形式。
哈维(DavidHarvey)指出，城市空间的生产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紧密相联的。资本主义生产可以分为三级循环：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是初级环节。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运动的初级环节会出现商品和资本的过度积累，因此出现对次级环节投资，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资本进入第三级环节是指资本对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的投入。资本的投资生产了由道路、码头、港口、工厂、住房、学校、公园、停车场、办公楼、商店、污水处理系统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城市空间。
索亚(Soja)从空间结构和社会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角度人手，揭示城市社会的发展，提出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al-spatialdialetic)：“有组织的空间结构本身并不具有自身独立建构和转化规律的结构，它也不是社会生产关系中阶级结构的一种简单表示。相反，它代表了对整个生产关系组成成分的辩证限定。”城市空间是社会过程和生产关系的产物，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物质力量，它影响、引导、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在城市中的存在方式。
马克·戈特德纳(MGottdiener)则提出一个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视角——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perspective)，试图将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种族等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中。指出，城市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复杂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积累和阶级冲突，可以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
新城市社会学认为空间不单是承托社会的场域，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动因推动下形成的。空间和社会相互塑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局限于对城市空间形态和特征的客观描述，而是挖掘城市空间形态和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动因，这种将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的分析方法，使空间蜕变为一种“社会空间”，呈现出社会学的学科属性，这标志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研究已经脱离边缘、零散的状态，开始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畴。
四、空间的社会涵义：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新城市社会学试图建构起一种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因此，社会性是空间的核心属性。通过分析新城市社会学学者有关城市空间的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框架。
第一，城市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新城市社会学所说的空间不是数学概念中的三维空间，也不同于地理学意义上承载物质的实体空间，而是社会的产物。城市空间是由建筑、道路、医院、住宅、学校、公园、办公楼、商店等物质设施组成的，具有一定地域界限的实体空间，但城市疆域的形成，物质设施的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人们实践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具有深刻的社会涵义。“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具有层次性和政治性。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进行的实践，以及行动者的“生存心态”，行动者在权力斗争和较量中所产生的结果生产出城市空间，城市空间能动地、全面地反映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利益等社会关系。同时，城市空间不是片断式的社会图景再现，政府、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使城市空间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过程推动下的动态发展过程。
第二，社会具有空间性。新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空间具有明显的地域意义，列斐伏尔曾说，空间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社会生产创造出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通过土地所有、空间占有、场所秩序而存在并得以维系，在生产城市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因而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城市社会是有地域载体的，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构建，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社会结构体现于不同人群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生产方式表现为生产、消费建设所组成的空间模式，城市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生产方式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就是社会存在的物化。
第三，空间和社会是辩证限定的。城市空间是人创造的，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尽可能地改变和调整环境，并逐渐将属人的特性施加于空间，同时，空间又以其特有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着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使人适应于周围的环境。此外，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更大的社会空间，不同社会群体在其所处的地域进行集体实践，将各种社会关系投射于空间。空间反映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同时又制约着资本、权力、财富、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连续的双向过程，即个人、社会群体、社会组织和社会过程在改变城市空间的同时，又被所在的空间以各种方式控制着，空间和社会不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实体，而是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
第四，空间是一种社会的隐喻。空间是社会实践和差异性建构起来的符号象征体系，具有表征社会意义的特性，即能够表达和理解物质空间活动的所有日常性或专业陆标志、符号和知识。“空间特性可以表达‘建构环境’的相对固定的性质，用物理的结构，用土地使用的地图标志，来表达经济财富、文化认同、阶级差异和都市居民的个体与集体属性、关系、思想和实践的全部范围。”社会空间和城市结构是相互对应的，社会空间研究表面上是在处理城市空间，实际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程序，处理日常生活世界创造的过程。社会过程与空间位置、结构紧密相连，各种空间隐喻，如中心、核心、区域、边缘、地域、边界、门槛等，无不透露出政府、公共领域与个人的抗衡和边界，权力、资本、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边界的机制。社会空间理论形成了独立的逻辑运作机制，其背后有—套特殊的象征系统相对于社会现实。
五、新城市社会学视野下的空间研究
城市是社会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空间。但由于社会学研究惯常的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地理学的霸权消解了空间的社会性，长期以来空间与社会在城市社会研究中一直处于并行不悖的发展状态。城市空间在以前仅仅被视为“自然”存在，为地理学所主宰；城市社会学的研究则缺乏空间维度，只关注城市事件和问题的前因后果。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通过空间的线索将城市社会现象串联起来，空间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得以清楚呈现。社会空间进入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野，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空间是一种新的实践路径、分析策略与理论视野，对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起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理论建构上，社会空间转向从城市社会现象、城市社会发展动力等不同研究方面，累积和吸收理论，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了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社会学的意义，社会空间成为理解城市社会特征和过程的出发点，一个全新的城市社会知识系统从空间的角度发展出来。
在研究方法上，社会空间转向使人类聚集的邻里、社区成为城市社会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阶层、社会阶级、性别、族群等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分析角度，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人们可以借助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和行动意义，透过空间模式来分析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并通过考察身体和社会在空间中的状态来赋予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这种研究方法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出一个理解社会本质的认识系统。
在实践应用中，社会空间转向使城市问题有了新的分析工具，社会空间转向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城市问题推动的结果。在实践中发展的社会空间研究，融合了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同时挖掘社会发展的动因，将空间和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一历史—空间”的三方辩证关系，使新形势下的城市问题有了正确合理的分析工具。同时完善和丰富了城市问题的研究视角，进而可以深入以前研究忽略的领域，以新的方法获得城市经验研究的进展。
六、结语
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转向是全球化时代城市重要性凸显的结果，城市成为人类聚集、生产活动和社会运行依存的重要载体，城市空间表现为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或社会建构的过程，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将空间结构、社会组织和人类地理结合起来，并推进到理论的高度，社会空间由此出现。要指出的是，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社会性的研究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的某些局限，成为当代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分析范式，但也因此导致了其在研究中对于时间性的忽略，许多学者批评新城市社会学对于空间的重视已成为一种“空间拜物教”。其实时间的思索始终暗含在新城市社会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时间、空间和社会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索亚就曾经指出，将历史、地理和社会结合起来，以辩证的视角来解释城市社会。只是新城市社会学过度强调“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自身研究中一直隐藏的时间思维，没有将社会空间分析中的历史脉络系统明确地阐述出来，新城市社会学社会空间研究的历史的维度应当成为今后我们研究、反思的重要方面。最后，新城市社会学通过空间对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进行的分析、比较和抽象，以及社会空间的具体意义也存在着差异和分歧，如何为社会空间研究提供更精确和统一的思路，也是下一步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作者：张品
第3篇：城市社会学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外围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作者：李晓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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