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佛教与 中国 正统文学
魏晋以后，佛教在中国成为势力最大的宗教，不少文人同佛教有密切的关系①，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中含有浓厚的佛教成分。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它 自然 也要受到佛教的 影响 。关于佛教在中国正统文学中所起的作用，要精确地估计是困难的。一个原因是，佛教教义经过长期的宣扬、传播，其中一部分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合到一起，成为影响人民生活的心理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可以是显露的，也可以是含蓄的；可以是强烈的，也可以是细微的。如果是含蓄的或细微的，那就比较难于辨认。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正统文学，从魏晋算起，有一千几百年的 历史 ，其中包括无数的作家，不同的文体，要将这些巨细不遗地指出来是做不到的。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对于中国的正统文学，佛教的影响是广泛的，深远的，持久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仔细 分析 ，许多表面看来与佛教无关的作品，其实是长期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在这方面， 内容 是丰富的，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能择要介绍一下梗概。以下分作三部分谈：一、诗，二、文，三、诗文评。
①其中有的是出了家的，如东晋的慧远、唐朝的皎然等；有的是深信佛法的，如南朝的谢灵运、唐朝的王维等；有的是同出家人有深厚交谊的，如东晋的孙绰、宋朝的苏轼等。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大声疾呼地辟佛，传说他也曾参谒大颠。
一、诗
对于中国诗歌，佛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的格律，二是诗的语言，
三是诗的内容。
（一）诗的格律
从体裁方面看，中国旧诗可以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古体诗，一类是近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古体和近体的分别，主要表现在格律的自由和严格上：古体比较自由；近体正好相反，除了句子的长短和多少，押韵有一定的规矩以外，在声音的平仄方面还要受严格的限制①。近体诗讲究平仄协调，同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字是方块的，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加以字音有声调的不同，所以易于讲求对偶，讲求
平仄协调。但是声律学说在南朝齐梁之际兴起，因而促成近体诗的迅速形成和 发展 ，却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在南北朝以前，文人写作，也重视声音和谐，但只是“始判清浊，才分宫羽”②。有关声律的比较细密的 理论 ，是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提出来的。《南史·陆厥传》说：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微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①扼要地说，就是上句（单数句）和下句（双数句）中对称的字，声调要平（平声）仄（上声、去声、入声）不同，例如“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李益），上句是“仄仄平平仄”，下句是“平平仄仄平”。
②《隋书·潘徽传》。
又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里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又《梁书·沈约传》说：
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沈约等人倡导的永明体，在中国诗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从此以后，中国诗才有意识地走向格律化。永明体关于格律的规定是所谓“八病”说，就是在诗句中要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病态①。八病说的理论基础是有关四声的知识，也就是“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至于四声的发现以及四声说的成立，据陈寅恪考证，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他说：
①避免八病，目的主要是求得平仄协调。据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考证：
“其实‘八病’之说也非全出于沈约。……且据《南史》所载，也只有四病
我们想，沈王之时还是草创，以后愈演愈繁，到李百药才完备。”（中册389页）所以适定为四声，而不为其他数之声者，以除去本易分别，自为一类之入声，复分别其余之声为平上去三声。综合通计之，适为四声也。但其所以分别其余之声为三者，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据天竺围陀之声明论，其所谓声Svara者，适与中国四声之所谓声者相类似。即指声之高低言， 英语 所谓pitchaccent者是也。围陀声明论依其声之高低，分别为三：一曰udātta，二曰svarita，三曰anudātta。佛教输入中国，其教徒转读经典时，此三声之分别当亦随之输入。至当日佛教徒转读其经典所分别之三声，是否即与中国之平上去三声切合，今日固难详知，然二者俱依声之高下分为三阶则相同无疑也。中国语之入声皆附有k、p、t等辅音之缀尾，可视为一特殊种类，而最易与其他之声分别。平上
去则其声响高低相互距离之间虽有分别，但应分别之为若干数之声，殊不易定。故中国文士依据及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声，分别定为平上去之三声。合入声共计之，适成四声。于是创为四声之说，并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 应用 于中国之美化文。①
六朝时期宣扬佛法，有导师，有经师。导师擅长唱导。“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②也就是用通俗的语言，随缘设譬，宣扬佛教教义。经师擅长转读。转读是用有韵律的语言歌咏佛经经文。“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
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③慧皎《高僧传》为不少经师立传，说他们“响韵清雅，韵转无方”，“响调优游，和雅哀亮”，“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④至于经师转读为什么偏偏在南齐永明年间影响沈约等人创立四声说，陈寅恪认为：
①《四声三问》（《清华学报》第九卷第二期，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③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④慧皎《高僧传》卷十五。
建康为南朝 政治 文化之中心。故为善声沙门及审音文士共同居住之地。二者之间发生相互之影响，实情理之当然也。经声之盛，始自宋之中世，极于齐之初年。竟陵王子良必于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以前即已娴习转读，故始能于梦中咏诵①。然则竟陵王当日之环境可以推知也。鸡笼西邸为审音文士抄撰之学府，亦为善声沙门结集之道场。永明新体之词人既在“八友”之列，则其与经呗新声制定以前之背景不能不相关涉，自无待言。……与沈约一为文惠之东宫掾属，一为竟陵之西邸宾僚，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②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僧辩传》：“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
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因声发而觉。……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集第作声。”
②《四声三问》。
由此可见，在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是受到佛经转读的启发，才提出四声的理论；然后把四声的理论运用到诗的格律上，因而开创了永明体。永明体是唐朝严格的律诗的前锋，此后，近体诗迅速地成长、发展，不久就取得主宰诗坛的地位。推源溯流，这个影响是很重大的。
近体诗重视格律，限制多，流弊是引导人们重形式而轻内容，因而阻碍了诗体的自由发展。但是也要承认，格律的形成，是要求诗的声音具有 音乐 美的自然趋势。比较下面四首诗（前两首是齐梁以前的，后两首是唐朝的），我们就会知道，在词句的精炼方面，在音韵的铿锵方面，近体诗在诗的演化史上是向前迈了一大步。
1．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之一）
2．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阮籍《咏怀》之一）
3．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球空归夜月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之一）
（二）诗的语言
除了少量的民歌之外，中国的诗都是文人的赠答抒情之作。语言是文人习用的典雅的文言，要有辞藻，有韵味。佛典里有大量的叙事说理的颂赞，译成中文，成为语句匀称的质朴无华的白话诗。这样的诗，风格与中国本土的诗迥然不同，辞采、音律都不很讲究，但是内容深厚，语句通俗，有很强的劝说的力量。隋唐以来，佛教经典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于是就影响一部分诗人，用质朴的白话写一些明道言志的诗。这里面最出名的是唐朝初年的王梵志。他的诗集早已失传，近年来在敦煌的写本里发现了一些。下面举几首为例
1．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2．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3．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遨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其后还有传说的诗僧寒山。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东家一老婆，富来三五年。昔日贫于我，今笑我无钱。渠笑我在后，我笑渠在前。
相笑倘不止，东边复西边。
2．出身既扰扰，世事非一状。未能舍流俗，所以相追访。昨吊徐五死，今送刘三葬。
终日不得闲，为此心凄怆。
3．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①
①均见《寒山子诗集》。
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文人不喜欢通俗，致力写这类诗的不多。但是这类诗在民间相当流行，唐宋之际的村塾里甚至用王梵志的诗作习字课本。文人也有欣赏这类诗的，如宋朝江西诗派的大诗人黄庭坚就曾引王梵志“梵志翻着袜”的诗，说“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①；范成大的诗里有“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的句子，这显然是模仿王梵志的。②
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六。
②《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三）诗的 内容
魏晋以后， 中国 文人生在绝大多数人信仰佛教的 社会 里，不知不觉会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有的文人是虔诚的信徒，例如南朝的谢灵运，在《临终诗》里有“送心正觉前，斯痛久已忍，唯愿乘来生，怨亲同心朕”的诗句。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连命名都来自《维摩诘经》。有更多的文人同僧人有深厚的交谊，例如东晋的孙绰同支遁，南朝的宗炳同慧远，宋朝的苏轼同参寥，来往都很密切。这种情况 自然 要表现在诗作上。我们翻阅六朝以后的诗集，到处会嗅到佛教的气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
佛教 影响 诗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二是思想。
在题材方面：中国有大量的诗，内容是歌咏佛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2．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杜甫《游龙门奉先寺》）
3．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
4．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枫桥夜泊》）
5．普慈寺后千竿竹，醉里曾看碧玉椽。倦客再游行老矣，高僧一笑故依然。久参白足知禅味，苦厌黄公聒昼眠。惟有两株红百叶，晚来犹得向人妍。（苏轼《书普慈长老壁》）
也有不少的诗是投赠僧人的。下面举几首为例。
1．三乘归净域，万骑饯通庄。就日离亭近，弥天别路长。荆南旋杖钵，渭北限津梁。
何日纤真果，还来入帝乡。
2．我闻隐静寺，山水多奇踪。岩种朗公桔，门深杯渡松。道人制猛虎，振锡还孤峰。
他日南陵下，相期谷口逢。（李白《送通禅师还南陵隐静寺》）
3．随缘忽西去，何日返东林。世路无期别，空门不住心。人烟一饭少，山雪独行深。
天外猿啼处，谁闻清梵音。（钱起《送少微师西行》）
4．萧然一世外，所乐有谁同。宴坐能忘老，斋蔬不过中。无心为佛事，有客问家风。
笑谓西来意，虽空亦不空。
5．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苏轼
《赠龙光长老》）
以上这种性质的诗，作者未必都信奉佛法，但是诗的题材都来自佛教，其为受到佛教的影响是显然的。
在思想方面，佛教影响中国的诗，情况比较复杂。思想的内容不同，影响的程度不同，因而表现在诗作里也就有种种情况——有的明显，有的隐晦；有的直接，有的间接。为了简明扼要，这里分作两类：一类是明显表现佛教教义的，可以称为佛理诗。这类诗，有的是出家人作的，例如
1．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月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向空心了，长如影正圆。
（皎然《南池杂咏》）之一）
2．灯引飞蛾拂焰迷，露淋栖鹤压枝低。冥心坐睡蒲团稳，梦到天台过剡溪。（齐己
《默坐》）
3．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利争名愁煞人。必竟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贯休《偶作因怀山中道侣》）
也有很多是一般文人作的，例如：
1．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谢灵运《净土咏》）
2．晚知清净理，日与人群疏。将候远山僧，先期扫敞庐。果从云峰里，顾我蓬蒿居。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燃灯昼欲尽，鸣磬夜方初。已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思归何必深，身世犹空虚。
3．整顿衣巾拂净床，一瓶秋水一炉香。不论烦恼先须去，直到菩提亦拟忘。朝谒久停收剑佩，宴游渐罢废壶觞。世间无用残年处，只合逍遥坐道场。（白居易《道场独坐》）
4．雪山马口出琉璃，闻说诸天与护持。此水遥连八功德，供人真净四威仪。当时迦叶无尘染，何事阌乡有土思。道力起缘非一路，但知瓢饮是生疑。
5．合成四大本非真，便有千般病染身。地火水风都散后，不知染病是何人。（范成大《题药篇》）
另一类是山水诗和隐逸诗。这类诗是六朝时期释道思想融合文人雅士的生活的反映，所以虽然没有明白宣扬佛教教义，却也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下面举几首为例。
1．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
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秋菊
兼糇粮，幽兰间重襟。踌躇足力烦，聊欲投吾簪。（左思《招隐》之一）
2．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
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菱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3．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暧阡阡，生烟纷漠漠。
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谢朓《游东田》）
4．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5．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李白《寻雍尊师隐居》）
此外，神韵派的诗曾受到佛教顿悟说的影响，以下“诗文评”部分还要谈到。元明散曲大多是表现隐逸思想，也可说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里从略。
附说“词”
词是花间尊前的乐歌，一般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之类，所以内容受佛教的影响很少。但是间或也有歌咏佛教或者表现佛教思想的，例如
1．大圣堂，非凡地，左右盘龙，唯有台相倚。岭岫嵯峨朝雾起，花木芬芳，菩萨多灵异。 面慈悲，心欢喜，西国神僧，远远来瞻礼。瑞采时时岩下起，福祚当今，万古千秋岁。
上中台，盘道远，万仞逍迢，仿佛回天半。宝石巉岩光灿烂，异草名花，似锦堪游玩。 玉华池，金沙泮，冰窟千年，到者身心颤。礼拜虔诚重发愿，五色祥云，一日三回现。（敦煌曲子词《苏幕遮》五台山曲子之一、之四）
2．归依众，梵行四威仪。愿我遍游诸佛土，十方贤圣不相离。永灭世间痴。
归依法，法法不思议。愿我六根常寂静，心如宝月映琉璃。了法更无疑。
归依佛，弹指越三只。愿我速登无上觉，还如佛坐道场时。能智又能悲。
三界里，有取总灾危。普愿众生同我愿，能于空有善思惟。三宝共住持。
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二、文
佛教影响中国正统文学中的“文”，情况同诗有相类的地方。六朝时期的骈体，到隋和初唐更加兴盛，格调更加讲究，这也是四声 理论 推波助谰的结果。禅宗盛行以后，士大夫模仿语录的语言，创造了与文言迥然不同的语录体。这都是文体方面的事情。对于一些作家的文章的气势、神理之类，佛教也有不小的影响。中国文人有不少是熟读佛典的，佛教教义的广博精微，行文的繁衍恣肆，自然会使他们的文笔受到熏染。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朝的柳宗元，苏轼说他“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①苏轼自己也是这样，钱谦益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心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②
关于这方面的情形，因为形迹不很显着，这里不能详说。以下谈谈另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文的题材，二是文的思想。
①《书柳子厚大鉴禅师碑后》。
②《初学集》八十三《读苏长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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