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简文帝萧纲（503—551）、梁元帝萧绎（508—554）兄弟，从後代看来，成就主要留在文学史上。而以宫体诗爲代表的萧氏兄弟留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历来所受到的评价贬大於褒，相关的 研究 尚不充分。在人类道德的阳光下，如何无需找一块阴影地带，就能够坦然面对倡导写作艳情的宫体诗思潮，对於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萧纲萧绎年谱》的编撰，是笔者应对前述挑战的一个步骤。
按照笔者的文学史理论，历史上的文学现象首先应该、也完全可以与其他历史现象作切割从而独立出来研究。独立的文学史自下而上由深层而表面呈现爲长时段的文学观念史、中时段的文学风尚史、短时段的作家作品史三个层次[①]。笔者过去所做的有关宫体诗的研究工作，大致按这一思路进行。然而，不可否认，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生动的文学与理论形态的文学研究之间即存在着类似关系。我们通过抽象与理论的方式刻划出文学史的真相，同时多多少少也使文学从它原本生存的那个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有所剥离。《萧纲萧绎年谱》编撰的初衷，试图换一种探讨宫体诗的方式，将这一文学现象放回到它本来所处的历史状态和位置上，然後我们尽可以再作观察。以这一方式处理研究对象，可以对一般理论性较强的研究方式容易産生的独断倾向有所补偿。也希望可以激发更多的想象力。
将宫体诗放回到它原生的世界秩序里面来观察，马上就有类似於“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出现，论者原来所信奉的教条就不一定那麽强有力了。比如，“宫体”在中大通三年（531）自东宫着名於世时，萧纲的父亲梁武帝的第一反应也是愤怒[②]。可是，爲什麽很快释然了呢？“郑卫之音”的宫体诗流行一时，难道是养德东宫的皇太子准备伤风败俗吗？不仅悠远的时间距离可以导致历史的隔膜，有时，观察问题的不同立场就可以导致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判断。《萧纲萧绎年谱》通过对宫体诗的两个领袖人物的行事及其环境作深入观察，以之爲一个客观对象，让宫体诗在它的原生的条件下进行自我解释。总之，以一种“文学史考古”的态度来对待宫体诗这一文学遗産，目的是尽量超越以研究者爲中心的“评价”的研究，达到以研究对象爲中心的“解释”的研究。
虽说《萧纲萧绎年谱》最初是爲了研究宫体诗而编撰，但是，鉴於“年谱”这一着作形式的体例、以及二谱主的特殊身份，他们的一生行事及交游，广泛涉及梁朝、特别是梁中後期五十年间 政治 、军事、社会、风俗、宗教、文化、文学等各方面内容，所以，本谱的范围事实上超出宫体诗这一单一对象不知几多倍，头绪繁多。以下试按萧纲的文学生涯、萧绎的文学生涯、萧氏兄弟的其他学术艺术成就、萧氏兄弟与梁朝政治的顺序敍述其大概。另外，由於本谱取“详谱”（按：非“广谱”）的方式，不搞“去粗存精”，力求将所有与萧纲、萧绎相关的材料，包括军国大事、日常琐事等[③]，都网罗进来，所以，既难免枝枝蔓蔓、也一定还有遗漏，盼读者多指正。
一
梁简文帝萧纲，字世赞，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萧统同母弟。初封晋安王，昭明太子卒，立爲皇太子，後嗣位。諡曰简文帝，庙号太宗。萧纲自幼爱好文学，因爲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爲主，围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鲜明的文学集团。随着萧纲於中大通三年被立爲皇太子，这一集团的文学影响逐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宣布并倡导文学史上着名的宫体文学，形成风尚，影响於文学史不止一个时代。
作爲宫体诗的主要倡导者，萧纲的文学观念，是在他的文学生涯中逐步建构完成的。追踪萧纲的文学生涯，最容易见出宫体诗挺然於世的次第。
第一、在幕僚的熏陶下成长。
萧纲六岁能属文，七岁有“诗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学少年。但是，萧纲不同於普通的贵族少年，因爲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学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样，从年幼出阁时期开始，就与衆多的幕僚联系在一起。七岁的这一年，晋安王萧纲正式出宫，爲云麾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开王府，选幕僚。晋安王侍读徐摛堪称萧纲诗歌与文学的啓蒙老师。《梁书》卷三○《徐摛传》曰：“晋安王纲出戍石头，高祖谓周舍曰：‘爲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爲侍读。”徐摛与宫体文学的关系，亦见於本传：“（徐）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段故事发生在萧纲初入东宫时。萧纲从七岁开始，文学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养；到萧纲二十九岁宫体诗出名时，徐摛仍被认爲是宫体诗的老师。由此可见徐摛对萧纲及萧纲文学集团的影响。
与徐摛齐名被後代论者称爲“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书》的观点，是萧纲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梁书》对萧纲文学集团文学成就与地位的论述，集中论述於《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梁书·文学传》本传记载庾肩吾，“初爲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晋安王萧纲初爲宣惠将军在天监十二年（513），庾肩吾於这年迁宣惠府行参军，可知他入萧纲幕府还在天监十二年之前。按照笔者对萧纲、萧绎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现象特别多。庾肩吾兄庾於陵於天监九年出任晋安王长史，疑肩吾随兄同入王府，“初爲晋安王国常侍”亦在天监九年，萧纲时年八岁。从此，庾肩吾亦跟随萧纲几十年。对萧纲文学趣味的影响可想而知。
萧纲早年的文学侍从之臣当中，张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据《梁书》卷三三本传记载，张率天监八年初入幕府，此後随府迁转，“在府十年，恩礼甚笃。”张率在府实际上是九年，天监八年至十六年，从萧纲七岁至十五岁，对於一个文学少年的成长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张率工於诗赋创作，有名於史，天监初年，颇受梁武帝赏识。曾经受敕撰集妇人事百余卷，令人缮写，以供给後宫阅读。张率的这一经验，究竟是否对萧纲後来倡导写作宫体诗的行爲有影响，也是一个有趣的论题。按照萧纲後来在《与湘东王书》中的评价，他认爲张率（按：张率字士简）的赋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刘氏是当时一个显赫的文学家族，刘孺、刘遵兄弟，刘孝仪、刘孝威兄弟都曾入萧纲晋安王幕府。《梁书》卷四一本传曰：“（刘）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刘遵至晚在天监十三年（514）即萧纲十二岁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爲止，在府二十多年。无疑也是见证过宫体文学理想孕育成长过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陆罩的事迹别详本文下文。其他出入晋安王幕府的文学侍从之臣，还有几十甚至上百人。总而言之，七岁至十四岁期间，围绕在文学少年萧纲周围的是他的晋安王府的衆府僚，萧纲在他们的熏陶与培育下成长；文学史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被他们塑造出来的。晋安王府的文学侍从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
第二，在文坛反思风气中形成独立的文学意识。
萧纲七岁出宫，七至十一岁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岁出远藩，先後担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个儿童少年，若说他已经具备系统的文学理想，不免夸大其词，最多只能说具有一定的趣味倾向。经排比萧纲生平事迹，笔者认爲，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间，萧纲返回京城的这段时间，对於萧纲文学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十五至十八岁，通常是一个人的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这段时间内扬州文坛的风气以及一系列事件，对萧纲的影响值得仔细 分析 。
衆所周知，萧梁政权是自萧齐政权禅让而来的，梁初的文学也与齐代文学一脉相承。对齐梁时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诗人谢灵运名气极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对的近代文学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谢灵运诗歌的缺点明显，亦人人看在眼里。已故齐代诗人谢朓的成就，当时已得到普遍认可。活到梁初的着名诗人当中，江淹（444—505）於天监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尽”，江淹的文学成就在他生前已经是昨日黄花，影响力有限。沈约（441—513）稳坐文坛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齐永明年间，沈约已经在所撰《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将发明诗歌声律的功劳揽到自己的名下[④]，沈约的诗风属於永明体。若就在梁初文坛的影响力而言，任昉或许比沈约还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於齐梁间，与沈约齐名，当时号“任笔沈诗”。但是，当时文、笔有所区分，诗赋是文学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对自己没有诗名引以爲恨，晚年倾力作诗。昉因博学，诗歌用事成癖，後进受此影响，文章殆同书抄，竟成一时风气[⑤]。天监年间刘孝标编《类苑》、梁武帝敕编《华林遍略》，编撰类事之书的竞争，虽然未必是任昉诗风的直接影响使然，但是，属文煊博的需要，一时风会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对於梁初十来年间的文坛风气，任昉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沈约次之。当时京城士子写作诗歌，用典的风气、讲究声律的风气，都比较盛。
任昉於天监七年、沈约於天监十二年相继去世之後，天监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岁的萧纲返回并留在京城任职，正赶上文坛对天监初年诗风进行总结与回顾的时期。真正是个历史的巧合。
天监十一年表上的萧子显所着《南齐书》的《文学传论》，可以想见萧纲必然是看到的。该论综述“今之文章”分爲三体，一则出於谢灵运；二则出於傅咸、应璩；三则出於鲍照。这三派文风，在梁初诗坛均有相应者，一则谢灵运体，二则受任昉影响者，三则受沈约影响者[⑥]。子显对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评，并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学。从时隔十年之後萧纲对萧子显的激赏，以及《与湘东王书》与《南齐书·文学传论》类似的立论倾向来看，萧子显对梁初诗坛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经打动青年萧纲的心。并且萧纲後来明目张胆倡导宫体诗，与《南齐书·文学传论》所揭发的“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文学史逻辑的啓示可能也有关系。
成书在天监十三至十六年前後的论诗名着锺嵘《诗品》对诗歌用事及声律说的猛烈抨击，也是衆所周知。天监十七年萧纲爲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锺嵘曾经任西中郎晋安王记室[⑦]，是萧纲的幕僚。这时，新撰成的《诗品》以及锺嵘对齐梁文学的分析、品评，萧纲更加不可能不了解。这里录《诗品》中品任昉、沈约二则评语：“彦昇（按：任昉字彦昇）少年爲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观休文（按：沈约字休文）衆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於经纶，而长於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虽文不至，其工丽亦一时之选也。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嵘谓：约所着既多，今翦除淫杂，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当词密於范（云），意浅於江（淹）也。”这里，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评说的对象，任昉博学用典，文体渊雅，但是，动辄用事，诗不得奇，末流则文章殆同书抄了。沈约的成就虽爲一代之选，但是，效法鲍照，长於清怨，虽爲闾里少年所重，然於雅丽有所不足。萧纲在《南齐书·文学传论》、《诗品》之类对近代文学分析与批判的风气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趋向与观念。
第三，沸腾的藩府文风。
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时间内，萧纲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扬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爲时最久，对於萧纲及其文学集团的活动来说，也最重要。虽然萧纲自幼即是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爲一个真正的核心和领袖人物，大概是从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再度自京城扬州出爲外藩时期开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内，萧纲与陶弘景、何胤这样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与幕僚之间则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集体游览唱和的诗歌活动可考。萧纲《往虎窟山寺诗》，治中王冏、记室参军陆罩、前臣刑狱参军孔焘、州民前吏刑狱参军王台卿、西曹书佐鲍至有应和之作。据鲍至和诗“年还节已仲，野绿气方韶”句，可知时令在仲春。则爲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
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约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对於萧纲的政治军事文学生涯来说，都是最爲重要的历练。《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敍述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及其历史地位，大约即就雍府至东宫时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爲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於往时。”按：《梁书》此节所述诸人名，“陆杲”应爲陆罩。陆罩在雍藩，颇得晋安王器重。足与徐、庾、三刘并驾齐驱。《南史》卷四八《陆杲传》附子罩传：“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藩，爲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传》：“（肩吾）在雍州，被（晋安王）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衆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 萧纲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赋诗的记载可考。《三日赋诗教》：“二府州纲纪：今气序韶明，风云调谧，岂直洛格嘉宴，金谷可游，景落兴遒，舞雩斯在，咸可赋诗。”[⑧]教称“二府州纲纪”云云，“二府”指将军府、宁蛮府，自是在雍州时的称呼。因此可知该命令作於雍州。
萧纲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陆杲传》所述，由陆罩编撰。该文集八十五卷，编成於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书·经籍志》集部别集类：“《梁简文帝集》八十五卷，陆罩撰，并录。”文集编成之际，萧纲将文集示张缵，张缵有书谢示集，萧纲遂又有《答张缵谢示集书》之作。这篇文章的写作原由与行文方式，都有点依仿历史上曹植将所作文章示杨修并作《与杨德祖书》故事。二书分别都是作於曹植、萧纲二十五岁之年[⑨]。所以，如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一样，萧纲的这篇《答张缵谢示集书》其实是对生平创作的一篇总结性论述。书曰
纲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着於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爲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旦睛，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沈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⑩]
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认爲文章的地位天经地义，批评扬雄、曹植鄙薄文学的观点。“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节，自述自己的写作，春风秋雨、浮云明月，是 自然 季节与物色的感激；宾驾宴集、边塞征戍，则因事抒情。如果要将这段论述所反映的文学观念作一立场的定位，从积极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视文学的价值；从消极的方面看，萧纲的写作与风景、游宴、心情直接相关，所谓“寓目写心，因事而作”，显然反对爲文造情，与文学的“古典主义”最不相干。
雍府时期，徐陵、庾信先後加入晋安王幕，对於萧纲文学集团来说，堪称一项重大事件。徐陵入晋安王幕，时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岁。时陵父摛爲晋安王谘议参军。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随父肩吾入晋安王幕府，释褐爲国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晋安王萧纲。作爲萧纲文学集团的後进，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学成就，将宫体文学的理想发扬光大，後来成爲彪炳文学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宝十二载（753），论者举文词华丽，仍以“徐庾”爲首。《通鉴》记载，唐前进士刘乃上书中书舍人，批评当时以文词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处铨廷，考其辞华，则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贞元）、大历以前，皆尚其文。”[⑪]得其实也。
第四，划时代的宫体文学。
对於宫体，这里作一些辨析。所谓宫体，其实可以有狭义、广义两种使用与理解。狭义的宫体是“《玉台新咏》体”，即写美人与艳情的那种诗，这也是中大通三年宫体开始出名时的本义。鉴於狭义的宫体并不能概括以萧纲爲中心的文学群体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广之，用广义的宫体文学的概念，来作萧纲文学集团所倡导的诗歌风格体貌特徵的总称名。萧纲时代的广义的宫体文学，是对永明体的整合与发展，形成爲律体建构史上的关键阶段。萧纲文学集团的成就，以及萧纲的文学论述所反映的文学理想，总地说属於广义的宫体。并不限於狭义的“《玉台新咏》体”的范围。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萧统去世，萧纲正位东宫，从此成爲梁朝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晋安王文学集团成爲东宫文学集团，这时，湘东王萧绎虽然远在荆州，大略具有萧纲文学集团副领袖的地位。萧纲与萧统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纲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萧纲入爲太子之後，当时赋诗作文，常以“曹丕”比萧纲、“曹植”比萧绎。萧纲、萧绎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导建安文坛那样携手领导着当代文坛，中大通後期至大同年间，新文学的风气有声有色，流行一时。所以，隋唐之际的论者论宫体诗风的流行，必归罪於“简文、湘东”。魏徵《隋书·文学传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
对於萧纲东宫文学集团来说，萧子显（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视的事件。萧子显爲齐高帝之孙、齐豫章王萧嶷之子，与萧梁皇族同族，辈分与萧纲同，但年长十六岁[⑫]。子显已於天监年间撰成《南齐书》[⑬]，《南齐书·文学传论》表明当时子显对文学已经具有非常成熟的见解。将《南齐书·文学传论》与萧纲《与湘东王书》对读，不难发现萧子显、萧纲是一对文学知音。所以，萧子显特别受萧纲赏识，就不足爲奇了。子显与萧纲的交往， 目前 可考者，多在萧纲爲太子之後。中大通四年，子显作《春别诗》四首，太子纲作《和萧侍中子显春别诗》，湘东王绎更和太子，作《春别应令诗》。这组诗都见於《玉台新咏》，是典型的宫体诗。子显於当世有才名，颇自负。中大通五年，萧纲曾经赞叹子显爲“异人间出”。《梁书》卷三五《萧子显传》：“太宗素重其爲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太宗谓坐客曰：‘尝闻异人间出，今日始知是萧尚书。’”萧纲与子显交好，亦见张缵《中书令萧子显墓志》：“储君毓德少阳，情协陈阮。”[⑭]中大通六年，萧纲主撰的《法宝联璧》成书，湘东王萧绎爲作《序》，与修者，《序》作者湘东王绎以下，萧子显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萧子显於大同元年去世，与萧纲的密切交往虽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这一交往值得重视，不应该被文学史论者忽略。
萧纲入东宫之初，有着名的《与湘东王书》之作。该文爲《梁书·文学·庾肩吾传》所大段摘录，是宫体文学的纲领性文件。文中“比见京师文体”云云，说的就是返回京师不久时对京师文体的感想。萧纲此书作於中大通三年（531）冬季十、十一月间[⑮]，“玄冬修夜”，文中说得也是清楚的。文曰
吾辈亦无所游赏，止事披阅。性既好文，时复短咏。虽是庸音，不能阁笔，有惭伎痒，更同故态。比见京师文体，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爲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顔、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则古文爲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爲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爲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方六駮於仁兽[⑯]，逞却克於邯郸。入鲍忘臭，效尤致祸。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铣，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核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劄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譬斯袁绍，畏见子将；同彼盗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全文可以分爲三节来理解。第一节（“吾辈……大传”）论京师文体儒钝复古，远离文学常规。文学应以《风》（《诗经·国风》）、《骚》（《离骚》、《楚辞》）比兴爲典范，但是，京师的文体却学《内则》、《酒诰》、《归藏》、《大传》等殷、周的古典。搞得文章“儒钝殊常，竞学浮疏，争爲阐缓”，萧纲爲此愤然难平。第二节（“吾既……於此”）续论京师文体，着重批判谢灵运、裴子野二派，并以之与历代文学典范作家作比较。汉魏晋宋以来历代的文学正宗，与京师文体的趋向毫无相通之处，但是，谢灵运体的末流、以及裴子野体，竟然在京师文坛流行，简直是一塌糊涂，作践纸墨。第三节表达心中的希望。盼望兄弟携手，继承沈约、谢朓以来的好传统，领导文坛走上正确的道路。这篇文章比较透彻地反映了萧纲的文学理想，对京师文体的批评，也到了锋芒毕露的地步。文学的本原，在萧纲看来，是《国风》与《楚辞》及其所代表的比兴传统；历代文学的典范作者司马相如、扬雄、曹植、王粲、陆机、潘岳、谢灵运、顔延之，以及近代的沈约、谢朓的成就，萧纲都是表示尊重的。既然以儒钝、浮疏、阐缓爲敌对，则所追求的文学风格大致是简明、锋利、创新的。对於谢灵运的成就，如前文所述，齐梁作者都充分认识到其地位。但是，谢灵运体的末流，最大的毛病就是“阐缓”，作体不辨首尾。锺嵘《诗品》论谢灵运“颇以繁芜爲累”（评语）。《南齐书·文学传论》论“今之文章”三体，其一曰：“一则啓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等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这是天监十一年前後文坛的一体，时至今日，中大通三年，京师文坛仍然有此一体，因此萧纲评论说：“谢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 ，时有不拘，是其糟粕。……是爲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京师文体的另外一体，看来似乎是当时势力更大的一体即裴子野体，萧纲认爲，从文学的角度看，裴子野的文体毫无可取之处。“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裴子野只是一个史学之才，文学上没有任何价值。比照《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述“今之文章”三体，其二曰：“次则辑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爲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在天监初年，这是任昉影响下文章用典的一派；裴子野的文章，《梁书》卷三○本传曰：“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丽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可知，裴子野文章法古，与任昉的多用古典，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倾向古典方面，可称爲“同路人”[⑰]。《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述“今之文章”三体，其三曰：“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天监初年，这是沈约影响下的一派；诚然，萧纲所倡导的文学与鲍照的文体是显然有差别的，但是，“宫体诗”当时就被称爲郑、卫之音，所以，若就与萧子显所述三体的关系亲疏而言，萧纲的文学趋向略微接近鲍照一派。更应再加上并强调萧子显所述的“三体”之外的理想的文学的构想：“三体之外，请试妄谈。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谢体、裴体在当时的流行，在萧纲看来，都是危害文学的发展的，所以，他呼吁湘东王萧绎与他一起力挽狂澜。参照《南齐书·文学传论》的论述，萧纲《与湘东王书》所全力阐发的新文学观念，其基本立场非常清晰：反对“阐缓”（谢体），主张新修辞主义；反对复古（裴体），主张新自然主义；反对质朴（裴体），主张美文学。
中大通三年（531），在梁朝历史上是个敏感的年头。那一年皇太子萧统去世，因爲太子弟萧纲擢升非次[⑱]，萧统、萧纲两任皇太子兄弟又都是有文学热情的，所以，论者容易倾向於将萧纲对当代文学的严厉批评直接或间接地与已故皇太子萧统的文学立场联系起来作对立较量的考察。如果寻求对《与湘东王书》的历史的解释，这种联想能得到的支援并不多。首先，萧纲於普通二年（521）出爲外藩之後，至中大通二年（530）入爲扬州刺史，已九年在藩，尤其後期在雍州七年，远离京师；初回京师，对京师文体看不顺眼，大加鞭挞，可以从文学观念与趣味的差异上得到理解。其次，若就《与湘东王书》所猛烈抨击的谢体[⑲]、裴体而论，今可考知爲谢体作者的王籍[⑳]、伏挺[21]，均与萧统东宫无关。王籍、谢灵运曾孙谢几卿、庾仲容三人失意任诞，一时相互追随於京师，《与湘东王书》所讥京师谢灵运体风行，此三人或爲其中一支力量。王籍之外，谢、庾二人虽曾任职於萧统东宫，但爲时短暂，亦非萧统文学侍从之臣的主要人物。裴子野虽与萧统有来往，但是，他的影响力主要是普通、大通年间担任中书通事舍人期间，因爲爲皇帝撰写诏令受到赞赏而发生影响的。所以，很难说谢体、裴体与已故皇太子萧统有什麽重要关系。有趣的是，王籍等三人及裴子野，与湘东王萧绎的联系似乎更多[22]。还可以作爲对照的例子，萧统东宫文学集团中的代表人物刘孝绰、王筠，当时在文坛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与湘东王书》没有对他们作任何批评。事实上，刘、王都是永明体的传人，论文学理想的派别，与萧纲应该大致相同。再次，萧统名下所编撰的《文选》与萧纲影响下所编撰的《玉台新咏》的差异，某种程度上或许也会给论者一些误导，仿佛兄弟二人的文学观念有多麽的不一致。事实上是二书的体例不同，《玉台新咏》本来就是爲倡导艳情诗而编的。如果通选历代各类别文章，即使由萧纲授意来选，从《与湘东王书》推崇扬、马、曹、王、潘、陆、顔、谢、谢朓、沈约的文学史观来看，结果大概不会与《文选》有多大差距，毕竟《文选》所选的绝大多数文章皆爲当时传诵已久的名篇。
《玉台新咏》十卷是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开始倡导宫体诗时的一个配合的作品。该书由徐陵於中大通六年（534）编撰成功[23]。
大同元年（535），萧纲又有“文章且须放荡”一说提出。《诫当阳公书》：“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24]《南史》卷五四《梁简文帝诸子·寻阳王大心传》：“（大心）幼而聪明，善属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孙封当阳县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时年十三。简文以其幼，戒之曰：‘事无大小，悉委行事。’”从《南史》这段史文来看，前揭《诫当阳公书》与“事无大小，悉委行事”一句应同出一书，爲大同元年萧大心出爲郢州刺史时皇太子萧纲的诫子书，当时，大心年十三岁，是初次出爲远藩。梁朝历史上，年幼的王侯初次出远藩，父亲对王侯本人都要叮咛鉴诫，对随行长官亦作仔细吩咐。梁史对此的记载较多，让人多少感受到隐藏在封建 政治 背後的亲情。比如，天监十三年，年仅十二岁的晋安王萧纲出爲荆州刺史，以孔休源爲长史，《梁书》卷三六《孔休源传》：“高祖（按：梁武帝）谓之曰：‘荆州总上流冲要，义高分陕，今以十岁儿委卿，善匡翼之，勿惮周昌之举也。’……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天监十八年，湘东王萧绎年十二岁，爲会稽太守，以到溉爲长史，《梁书》卷四○《到溉传》：“高祖敕（湘东）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在这样的历史氛围里，解释萧纲在对十三岁初出远门的幼儿的诫子书中提出“文章且须放荡”的见解，确实应当谨慎。
萧大心自幼爱好文学，《三国典略》曰：“萧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与大器同年。十岁并能属文。尝雪朝入见，梁武帝咏雪，令二童各和。并援笔立成。”[25]所以，萧纲所谓“文章且须放荡”提出的是一个文学写作方面的意见。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放荡”到底是什麽意思。《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爲模则。”《高僧传》卷四《竺道潜传》引孙绰曰：“潜公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刘伶肆意放荡，以宇宙爲小。”《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竹林七贤论》曰：“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荡越礼。”《晋书》卷七一《熊远传》：“今当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尽礼爲谄谀，从容爲高妙，放荡爲达士，骄蹇爲简雅。”《南齐书》卷三五《高祖十二王·武陵昭王传》：“（武陵王萧）晔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爲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综合这些用例，可见，“放荡”原本是就行事而言的，庄子是个放荡的原型和模范，其实就是行爲不按礼教检束的典型。竹林名士都是庄子的追随者。引申到文章方面，齐高祖萧道成认爲谢灵运的诗歌“放荡”，是说他作诗“不辨有首尾”，也就是结构不太严谨的意思。萧纲对《庄子》精熟，他用“放荡”论文章，是指写文章不要象礼教约束行事那样拘束。萧纲对谢灵运诗歌“放荡”不辨有首尾也是不赞成的，所以他论文章要“放荡”，用法与前揭萧道成的不一样。总而言之，只是说写文章不要象立身行事那样拘谨、拘束而已，试图将“文章且须放荡”往艳情诗、宫体诗方面理解，可能与原意相左。萧纲表达文学观点的资料还有不少，因其难以准确系年，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萧纲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张率、刘遵、陆罩等幕僚的文学趣味的熏陶。天监十六至普通元年间（517—520），年轻的萧纲（十五至十八岁）正处於形成文学观念的关键时期，又受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锺嵘《诗品》等的影响。晋安王府的文学风气的特色也许早已有之，但是，晋安王萧纲成爲文学活动的真正的核心，晋安王府的文学集团因此可以称爲名符其实的萧纲文学集团，大约开始於普通二年（521）十九岁的萧纲出爲南徐州刺史之时。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时期，萧纲文学集团的活动逐步达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萧纲入主东宫，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一个最高层次，萧纲成爲京城也即梁朝文坛的中心人物。令人瞩目的宫体诗风是在这时得到正名的，所谓宫体即“东宫体”。萧纲文学集团从这时开始以湘东王萧绎爲副领袖，又得着名文人萧子显的加盟。虽然徐摛、庾肩吾这两位早期健将在东宫初期曾先後离开过东宫，但是，宫体诗风愈演愈烈，终梁之世，又不断有新人加入。
写作宫体诗的主张除了与“新变”的文学观念有关之外，与当时整个的历史氛围、与永明体以来文学史发展的趋势也并不矛盾。宫体诗的倡导、宫体新文学观念，与当时文学史实际是可以衔接得上的。宫体诗的基本观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张“新变”，所以反对复古；主张修辞，所以反对“阐缓”冗长；主张文娱审美的倾向，所以主张“放荡”，主张美文学。
以萧纲爲中心的文学群体的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对於律体的建设及唐诗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雍府时期成长起来的萧纲文学集团的後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爲梁朝之後二百多年间文学的偶像。直至九世纪初叶，唐元和年间“元和诗变”的推动者们树立杜甫的典范地位时，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二
梁元帝萧绎，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梁末大乱，寇没京师，受密诏爲司徒承制，後即皇帝位。諡曰孝元皇帝，庙号世祖。所生母阮修容讳令嬴。
如前节所述，中大通三年萧纲正位东宫之初准备倡导新文学之际，萧绎受邀出任副领袖。萧纲《与湘东王书》曰：“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这一波宫体诗的浪潮，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涛。萧绎的文学生涯，以宫体诗爲标志来划分段落，大致也可以分成四节。
第一，文、学并重的早期 教育 。
自天监十三年（514）受封出阁起，至普通三年（522）入爲丹阳尹止。七岁至十五岁的阶段，湘东王萧绎所受的早期教育，与萧纲比较，大同小异。萧绎亦文才早着，六岁能爲诗，《金楼子·自序》：“余六岁解爲诗，奉敕爲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因尔稍学爲文也。”萧纲、萧绎文才早慧相似，出阁之後所受的引导略有不同。萧纲的早期核心幕僚多数是文学之才，比较而言，萧绎的早期核心府僚在文、学两方面，似乎“学”更有专长；同时，萧绎还受到母亲的教诲。
萧绎两位侍读贺革、臧严，前者出自经学世家，通《三礼》，後者精於班《汉》史学，都不以文学着名。贺革爲梁初名儒贺瑒之子，《梁书·儒林·贺瑒传》附子革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 此後，革多数时期随湘东王出镇，以至卒官。湘东王在荆州立学，以贺革爲儒林祭酒，讲《三礼》，荆楚士夫听者甚衆。臧严自初爲湘东王侍读，在王府也几十年之久，直至卒官。《梁书·文学·臧严传》：“严於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 萧绎年十二勤读史书的掌故，经《金楼子》、《顔氏家训》的一再敍述，是广爲人知的。《金楼子·自序篇》：“吾小时，夏日夕中，下降纱蚊綯，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爲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比以来三十余载。泛玩衆书万余矣。”《顔氏家训·勉学篇》：“梁元帝尝爲吾说：‘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帏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萧绎爱读书聚书，重视经、史之学，特别是史学，这一趋向与他的早期教育颇有关系。他的文学趋向，也总是不废“学”的方面，这是他的特色。
梁武帝没有立皇后，萧纲的母亲育有包括昭明太子在内的三个儿子，住显阳殿，通常充当的是皇后的角色，不可能随萧纲出藩。而萧绎的母亲只育有一子，正常随萧绎出藩。萧绎所受的早期教育，还包括他母亲的教诲，《金楼子·杂记篇下》：“余好爲诗赋及着书。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勖之。’”母亲希望他作爲王侯要首先重视政治，不急於诗赋着述，这种教诲，在萧绎成长的早期也是起作用的。起码不会过於偏重诗赋文学。
当然，萧绎府中也有王籍这样的文学名流，名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即写於萧绎的会稽太守任。《梁书·文学·王籍传》：“除轻车湘东王谘议参军，随府会稽。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以爲文外独绝。”着名诗人王筠也做过萧绎的长史，少年萧绎的文学才华事实上也没有被耽误，但是，总地来说，与萧纲相比，萧绎的早期教育更有文、学并重的特色。这也可以从他後来学术事业的发展中看出来。
第二，声名卓着的丹阳尹。
普通三年至七年（526），十五至十九岁的萧绎任丹阳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关键时期。当年，十五岁的萧纲回到京城时，读到的是《南齐书·文学传论》、《诗品》这样的新出的新颖的文学评论着作。事隔五年之後，湘东王在京的这五年，文坛的风气大致趋於多元。昭明太子的东宫文学侍臣扮演着文坛领导者的角色，从文学史演变的角度看，刘孝绰、王筠是“永明体”的继承者。而文学复古的派别，从湘东王的朋友裴子野的渐趋活跃来看，已经逐步发生影响。另一拨学习“谢灵运体”的作者，以随湘东王府再回京师的王籍[26]爲例，也有所行动。
年轻的萧绎优游於各种风格之间，他与刘孝绰唱和[27]，与裴子野结交，也写作艳体诗。据本谱考证，萧绎、何思澄、孔翁归《班婕妤》诗唱和，应成於湘东王任丹阳尹时期。此一时期，萧绎受邀撰写许多碑铭，可以证明他的文章之名已经显着。
萧绎在丹阳尹任时，广泛交结朝士与名流。《梁书》卷四一《王规传》：“湘东王时爲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爲酒令。规从容对曰：‘自江左以来，未有此举。’特进萧琛、金紫傅昭在坐，并谓爲知言。”特别是他结交了一批博学的硕儒级的人物，爲他日後的着述事业打下了重要基础。这里以《金楼子·序》所称的四知己及阮孝绪爲例。《金楼子·序》：“裴几原（子野）、刘嗣芳（显）、萧光侯（子云）、张简宪（缵），余之知己也。” 裴子野出自南朝着名的史学世家，齐末已着有史学名着《宋略》。子野博学，爲衆所推服。据《梁书》本传，普通七年，子野经理梁朝国家大手笔，“自是凡诸符檄，皆令草创。……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裴子野文体於普通末、大通、中大通初影响京师文坛甚大，激起萧纲《与湘东王书》的强烈反拨。已见前节所述。湘东王萧绎与裴子野交好，又於中大通二年子野去世後爲作《墓志铭》，对子野的学术、文章成就均致褒美。但是，这未必表示萧绎一定是文章上的“裴子野体”的信徒。刘显博学闻名於时，尤精於《汉书》，有“《汉》圣”之名[28]。萧子云书法盖代，又勤学有文，年二十六便撰成奏上《晋书》一百一十卷[29]。《南史》卷五六《张弘策传》附张缵传：“元帝少时，缵便推诚委结。” 缵博学，受裴子野推重[30]。《南史·隐逸·阮孝绪传》：“湘东王着《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研神记》，并先检孝绪而後施行。”亦见萧绎与阮孝绪的交谊。此节文字又表明，萧绎当时已撰成《忠臣传》、《丹阳尹传》、《研神记》、《内典碑铭集林》诸书。
湘东王任丹阳尹，有良政之名，吏民作“善政碑”，裴子野撰文[31]。在任的最後一年，他还一度代理扬州刺史。
第三， “前在荆州”前半段。
萧绎於普通七年至大同五年（526—539）、太清元年至承圣元年（548—552）两度出任荆州刺史。他在《金楼子·聚书篇》中将前一段十四年驻荆时期称爲“前在荆州”。中大通三年宫体诗兴起之前的五年时间之内，萧绎十九至二十四岁，他的诗赋着述，可考的事迹不多[32]。总体上大致继续丹阳尹任上的方式，礼贤、立学、结交、养士、着述。衡山侯萧恪的讥讽，可以从旁证明当时湘东王萧绎勤心着述，一心想传名後世。《梁书》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王传》附子衡山侯恭传：“恭善解吏事，所在见称，而性尚华侈，……尤好宾友，酣宴终辰，座客满筵，言谈不倦。”又曰：“时世祖居藩，颇事声誉，勤心着述，卮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人曰：‘下官历观世人，多有不好欢乐，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着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第四，宫体诗副领袖。
中大通三年以後，自二十四岁开始，萧绎在文学史上扮演的是“宫体诗副领袖”的角色。萧纲正位东宫之後不久，即邀请萧绎与他一起倡导一种新文风。详情已见前文所述。萧纲所以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者，萧纲、萧绎自幼兄弟情谊特别好[33]。二者，湘东王萧绎在文章、学术两方面已经具有出衆的才能与名声。所以萧纲要推他作领袖。
对於萧纲邀请他加入推动新体诗的写作，萧绎的回应非常积极。中大通四年，兄弟俩先後作诗和萧子显《春别》。中大通六年东宫学士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其中作者有湘东王府的徐君蒨、鲍泉、刘缓等人。大同初年湘东王府僚萧淑受命编《西府新文》诗集，《顔氏家训·文章篇》以之爲“郑卫之音”，显然是一部类似《玉台新咏》的着作。可能就是爲了配合《玉台新咏》而编。今传《玉台新咏》收有萧纲《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和湘东王三韵二首》、《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武陵王萧纪《和湘东王夜梦应令》，庾肩吾《和湘东王春宵应令》，刘孝威《奉和湘东王冬晓应令》，鲍泉《杂咏湘东王三首》。仅从这些诗题，就可以看出，在大肆写作宫体诗的活动中，湘东王萧绎非常活跃与积极。此外，萧纲东宫的文学劲将如庾肩吾、徐陵、庾信，都有往来东宫与西府之间的记录。
也许论者可以从萧绎的理论论述中发现他的文学观念有与萧纲不一致之处，但是，事实上，梁中大通、大同之後的新文风，是由萧纲、萧绎兄弟联袂领导的。
三
萧梁皇室儒雅重文，萧纲、萧绎在文学之外的其他学术与艺术方面也颇有成就，其中又以纲绎兄弟的玄学、萧绎的史学、萧绎的绘画、纲绎兄弟的五行之学比较重要。
第一，玄学。
文、义之学并称南朝的显学，义学即玄学。与对待诗歌类似，萧氏兄弟在玄学上投注的热情也非常大。历史上的梁大同年间，宫体诗风与玄谈讲学之风之盛，大致并驾齐驱。萧纲、萧绎兄弟与其父梁武帝萧衍一起，充当了大同玄风的重大推手。《梁书·武帝纪》曰：“大同中，於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袪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於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於京师矣。”《顔氏家训·勉学篇》回忆说：“洎於梁世，兹风（引按：玄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爲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 《金楼子·杂记上》记载大同五年萧绎自荆州还京师，“其日赋诗”,“其晚道义”。正是一时风气的写照。京师、郡国其他讲学玄辩的事迹，可以参看本谱的相关内容。这种风气，至太清、承圣国难之中仍在延续，萧纲的太子萧大器临刑之前仍在讲《老子》；西魏大兵压境、江陵势如危卵之际，萧绎亦频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真正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或许如前揭《顔氏家训》所说，“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玄谈也有消除紧张恐惧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闻名於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学，佛学的理论，而非实践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荣的佛学，梁武帝一再开讲所推动的佛教讲经的风气，某种意义上，亦可以与玄学的发展联结起来。以本谱所述天监十八年昭明太子萧统讲真俗二谛义，以及萧纲等人的谘问爲例，其实就是一场玄学辩论。
历史上西晋亡国，一直有一种说法认爲是玄学清谈导致的结果。清谈废事，对於梁朝的灭亡，也有史籍记载直接与玄谈的风气联系起来。《梁书》卷三七《何敬容传》载，太清元年，何敬容迁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频於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爲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徵也。”又有托名陶弘景的诗歌预言玄风再盛终将导致侯景之乱、断送梁朝：“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34]
与文学藉文字以传不同，玄学重在谈论，多是口头之学，保存不多。萧氏兄弟的玄学着述与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书·简文帝纪》记载萧纲《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着录，书名、卷数稍异。萧绎有《周易义疏》三十卷，《老子义疏》十卷，《金楼子·着书篇》自述，主要奉述制义，即演述其父梁武帝对《周易》的见解。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老子》，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讲疏》，……世颇行之。”证明隋唐之际萧氏《老子》义仍流行。唐人着述也有引用梁元帝萧绎有关老、庄的论述。参见本谱附录《萧绎着述考》相关部分。
第二，萧绎的史学。
萧绎自幼爱读史书，《金楼子·戒子篇》叮咛子嗣读正史：“正史既见得失成败，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萧绎注《前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是一部精心与费力的着作，可惜不传。萧绎可考的着述中，史书的比例也较大。有《孝德传》、《忠臣传》、《丹阳尹传》、《怀旧志》、《全德志》、《繁华传》、《古今同姓名录》、《研神记》、《晋仙传》、《贡职图》、《荆南志》、《江州志》等。《古今同姓名录》全书今存。
第三，其他学术。
萧纲的着述事业，除了前述文学、玄学的成就之外，体现出对杂艺、阴阳五行两方面的较多兴趣。杂艺有《马槊谱》、《投壶经》、《棋品》、《弹棋谱》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经》、《竈经》、《新增白泽图》之作。两部大书《长春义记》、《法宝联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编着。顾野王《玉篇》系受萧纲之命而作。
萧绎的着述事业，除上述文学、玄学、史学之外，《金楼子》爲传世名着，已佚兵书《玉韬》萧绎自我评价较高，其他亦以阴阳五行之书居多，有《洞林》、《连山》、《筮经》、《式赞》、《梦书》等。与萧纲文学才能比较特出的特徵比较，在学术上萧绎着述领域广泛，几乎是个全能的作者（唯不好杂艺）。
萧纲、萧绎较多的阴阳五行着作，大多今属道教领域。反映了一时风气。唐初贞观年间，鉴於阴阳五行杂书太多，唐太宗就曾经下令太常集合诸术士一起进行大肆刊定[35]。
第四，书法与绘画。
萧纲、萧绎二人的书法，虽然唐人都有好评[36]，但是，萧氏诸兄弟中，书法之名以邵陵王萧纶最高。萧绎是梁朝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尤以人物画最出色。陈姚最《续画品》评湘东王曰：“天挺命世，幼禀生知，学穷性表，心师造化，非复景行所能希涉。画有六法，真仙爲难，王於象人，特尽神妙，心敏手运，不加点治。斯乃听讼部领之隙，文谈衆艺之余，时复遇物援毫，造次惊绝，足使荀、卫阁笔，袁陆韬翰。图制虽寡，声闻於外，非复讨论木讷可得而称焉。”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以萧绎爲中品，着录画五幅。今存名画《职贡图》究竟是否萧绎原作，学者有异说，莫衷一是[37]。
四
萧纲、萧绎初爲王侯，後来先後登帝位，其一生事迹与梁朝 政治 的关系不言而喻。以下仅就接触的史料分别论述其大概。
第一，萧纲与梁朝政治。
萧纲在雍州刺史任上，曾经发教原减民间资费[38]、又发教革除贪惰[39]。在东宫时，视察京师监狱，同情囚徒配役既枉且滥，上啓论事[40]。从这些事迹来看，他能够体恤民瘼。至於他的政治业绩，主要是在雍州刺史任时，北伐有攻城略地之功。《梁书·简文帝纪》曰：“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衆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这里是综合萧纲普通、大通北伐业绩而言的，详细的内容，本谱普通六年、大通二年有考证。
萧纲养德东宫十八年，与通常的太子一样，没有特别的政治业绩。在攸关梁朝生死的侯景之乱当中，萧纲最初虽然积极投身救亡，但是，从范桃棒事件的处理，可见他个性优柔寡断。台城攻陷之後，先作俘虏，再当傀儡皇帝，最终仍死於敌手。
论萧纲与梁朝政治，萧纲与朱异近二十年的矛盾不应忽视。在梁朝的中後期，朱异是最受梁武帝宠信的权臣。中大通三年萧纲继萧统之後任皇太子，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初入东宫，萧纲就非常不快乐。他在《与湘东王书》中透露过心中的压抑与郁闷。朱异因爲嫉恨自萧纲小时就随侍的徐摛受梁武帝赏识，马上将徐摛排挤出京城。奸臣擅权，对於经历过边镇辛苦的萧纲来说，很看不惯。他答书在新安太守任的徐摛，感叹自身虽居监抚之任，不能去朝之奸臣。文曰
山涛有云，东宫养德而已。但今与古殊，时有监抚之务。竟不能黜邪进善，少助国章，献可替不，仰裨圣政，以此惭遑，无忘夕惕。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备更之矣。观夫全躯具臣，刀笔小吏，未尝识山川之形势、介胄之勤劳、细民之疾苦、风俗之嗜好，高阁之间可来，高门之地徒重。玉馔罗前，黄金在握，浞訾栗斯，容与自熹。亦复言轩羲以来，一人而已。使人见此，良足长叹。[41]
大同年间，萧纲亲信的侍臣韦粲又被朱异排挤外放。侯景之乱爆发之前，相关事件的处置失当，与朱异颇有关系。侯景之乱爆发，叛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诛杀朱异等奸臣。据《梁书·朱异传》，侯景叛军包围台城时，城内文武百官皆怨恨朱异弄权，皇太子萧纲作《围城赋》直指朱异爲招祸之首；又据《南史·朱异传》，萧纲作《愍乱诗》也指斥朱异误国。这一现象值得读史者深长思考。萧纲其实也是因爲受父皇宠爱才被越次拜爲皇太子的，贵爲王储，仍要身受一位权臣几十年的挤压，直至国家灭亡前夕才能一吐心中的愤怒。可见君主****政体的严重弊端。
第二，萧绎与梁朝政治。
萧绎藩政的业绩，任丹阳尹，吏民爲树“善政碑”；在荆州任，总督过中大通六年的北伐；在江州任，平定刘敬躬叛乱。然而，在侯景之乱中的表现，才是评说萧绎千秋功罪的关键。这又涉及(到)萧绎个人的政治品德(的)问题。
侯景之乱爆发，举国震惊，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先後派五路大军，亲率第六军下援京城建康。尽管如此，史籍的许多记载仍指萧绎没有倾尽全力救君国之难。这是否是事实呢？梁元帝中兴梁朝，所建立的江陵朝廷只有短短的两年就覆亡了。历史上短命王朝因爲历史由别人书写，所以，大多难免背负不少诬蔑不实之词。而联合西魏军队消灭梁元帝江陵政权的萧詧（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一系又在後来隋唐之世独大，理论上来说，成书多数在隋唐之际的梁代史籍的记载不利於萧绎，是有可能的。但是，《梁书》作者姚察、姚思廉的先人历事萧纲、萧绎，所以，《梁书》不太可能诬蔑萧绎。而根据《梁书》的记载，在侯景之乱爆发後的乱局中，梁朝的诸侯们一方面声援京师，另一方面又自相争斗，武陵王萧纪、河东王萧誉均爲湘东王萧绎所灭，邵陵王萧纶受湘东王的军队逼迫，走投无路，最终爲西魏所害。国难当头之际，兄弟叔侄骨肉自相残杀如此，虽说理由种种，但是，萧绎作爲其中力量最强的一方，是负有推卸不掉的主要责任的。顔之推出生并成长於萧绎西府，是西府的後代，他对府主萧绎应该是尊敬和有感情的。对於骨肉残杀这一点，他也难爲萧绎讳隐。《观我生赋》曰：“行路弯弓而含笑，骨肉相诛而涕泣。周旦其犹病诸，孝武悔而焉及。”[42]以周公诛管、蔡和汉武帝害戾太子爲喻，所讽的当然是萧绎。
至於萧绎是否故意不尽全力下援建康，殊难对质。当时建康援军已有十余万之衆，但是，侯景叛军生怕湘东王下荆州兵，确属事实。湘东王萧绎本人的性格暴躁、忌刻，也是事实。萧绎虽然读书万卷，多才多艺，满腹经纶，但是，才略恐不如他自诩的那麽高。我们考察萧绎在侯景之乱中的表现，也要考虑到当时政治制度方面的因素及东晋南朝的政治游戏的惯例。南朝诸侯争夺皇位的较量总是特别残酷。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要求诸侯藩王不争战厮杀，简直就象要求乾柴不燃烧一样困难。
萧绎最大的的历史功绩是平定侯景之乱，再造梁朝。《陈书·文学·何之元传》引之元作《梁典·序》曰：“洎高祖晏驾之年，太宗幽辱之岁，讴歌狱讼，向西陕不向东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礼乐，归世祖不归太宗。拨乱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属。”庾信《哀江南赋》对萧绎不无微词，但是，也承认他爲国报仇的功劳：“中宗之夷凶靖乱，大雪冤耻。”
[①] 关於这一理论，拙文《中国诗史实录大纲》有论述，见《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②] 《梁书·徐摛传》。
[③] 按：将日常小事、遗闻轶事与军国大事同样对待，笔者是经过一番考虑的。所谓小事，无非是说它们在时空范围内意义不重大、微不足道，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指出：“当你缩短观察的时间跨度，你看到的就只是个别事件或者种种杂事；历史事件是一次性的，或自以爲是独一无二的；杂事则反复发生，经多次反复而取得一般性，甚至变成结构。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爲方式上刻下印记。……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施康强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92），页27。
[④] 《宋书·谢灵运传论》：“自骚人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
[⑤] 《南史》本传曰：“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爲病。晚节转好着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爲穿凿。於是有才尽之谈矣。”
[⑥] 《诗品》以沈约源出於鲍照，则《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谓“鲍照之遗烈”一派，应以沈约居首。
[⑦] 《梁书·文学·锺嵘传》。
[⑧] 《文馆词林》卷六九九。
[⑨] 参见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90页。
[⑩] 《艺文类聚》卷五八；《初学记》卷二一；《全梁文》卷一一。
[⑪]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921页。
[⑫] 按：《梁书》卷三五本传所载萧子显卒年有误。本谱大同元年有考述并订正。亦参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574—575页。
[⑬] “南齐书”本名即爲“齐书”，撰述时间约在天监十一年岁末。参见本谱。
[⑭] 《艺文类聚》卷四八；《全梁文》卷****。
[⑮] 具体考证参见本谱。
[⑯] “六駮”，原作“分肉”，据中华书局点校本《梁书》“校勘记”说改。
[⑰] 裴子野、任昉二人是表亲，但是，居然是有矛盾的。《梁书》卷三○《裴子野传》：“天监初，……乐安任昉有盛名，爲後进所慕，游其门者，昉必相荐达。子野於昉爲从中表，独不至，昉亦恨焉。”
[⑱] 按：论常规次序，皇太子卒，应续立太子长子爲皇太孙。而非立太子弟。
[⑲] 萧纲对於谢灵运，是爱而知其恶。对於学习谢灵运的成功之作，他是非常欣赏的。王籍是梁代学习谢灵运诗的名流，《顔氏家训·文章篇》记载：“王籍《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爲文外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
[⑳] 《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王籍传：“籍好学，有才气，爲诗慕谢灵运。”
[21] 《梁书·文学·伏挺传》：“（伏挺）有才思，好属文，爲五言诗，善效谢康乐体。”
[22] 王籍爲湘东王幕府旧人。谢几卿等失意落泊，湘东王致书安慰，参见《梁书·文学·谢几卿传》、《梁书·文学·庾仲容传》。裴子野更被湘东王引爲四个学术知己之一；湘东王在丹阳尹任，裴子野爲作《善政碑》；子野於中大通二年去世，湘东王爲作墓志铭。
[23] 关於《玉台新咏》成书於中大通六年的考证，参见日本学者兴膳宏《〈玉台新咏〉成书考》一文，见所着《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中译本。
[24] 《艺文类聚》卷二三；《全梁文》卷一一。
[25] 《太平御览》卷六○二引。
[26] 《南史》卷二一《王弘传》附王籍传：“籍好学，有才气，爲诗慕谢灵运。至其合也，殆无愧色。时人咸谓康乐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严周。”
[27] 萧绎作《理讼诗》，刘孝绰作《和湘东王理讼诗》今存。
[28] 《隋志》史部正史类小序曰：“梁时，明《汉书》有刘显……爲名家。”《陈书》卷一八《韦载传》：“（韦）载少聪惠，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答，曾无疑滞。”《顔氏家训·书证篇》：“《汉书》：‘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
[29] 《梁书》卷三五本传。
[30] 《梁书》卷三四本传。
[31] 《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类聚》卷五二；《全梁文》卷五三。
[32] 据萧纲《与湘东王书》“十八日晚”，可知中大通三年萧绎注释《汉书》的工作颇有进展。参见本谱附录《萧绎着述考》“注《前汉书》”条。
[33] 有一种传闻说，萧绎的母亲当年是因萧纲母亲的帮助，才有机会接近皇帝而生育萧绎的。参见《南史》卷五三《梁武帝诸子·庐陵王传》。
[34] 《南史·隐逸·陶弘景传》：“弘景妙解术数，逆知梁祚覆没，预制诗云……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阳殿。”
[35] 《通鉴》卷一九六《唐纪》贞观十五年。
[36] 唐李嗣真《後书品》评萧纲爲下中品，萧绎下下品。见《法书要录》卷三。
[37] 参见本谱附录《萧绎着述考》“贡职图”条。
[38] 《临雍州原减民间资教》，《类聚》卷五○；《全梁文》卷九。
[39] 《类聚》卷五○；《全梁文》卷九。
[40] 《隋书·刑法志》，《隋书》，页701。
[41] 《类聚》卷二六；《全梁文》卷一一。
[42] 《北齐书·文苑·顔之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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