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早在距今约九千年的后李文化时期，既已出现较早的原始农业类型，是我国重要的文明起源地之一。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商周文化时期几千年发展进步，至汉代该地区的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自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山东，特别是近50年来，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工作，在几代考古人的艰辛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为我们全面系统的研究汉代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本文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并兼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试从农耕、水利、农作物、储藏与加工、家畜家禽等方面，对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进行初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出土资料概述
农具是衡量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对农具发展史的研究，是研究农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各个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测量器”和“指示物”(1)。山东出土的农具非常丰富，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1、农业生产工具：
依据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证实，山东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汉时期的铁制农具，从器型看：农具类有犁、铧、镢、锸、双齿镢、三齿镢、五齿镢、铲、锄、镰诸类；工具有斧、锛、锯、锤、夯锤、凿、刀、削、钻、钎等类；铁制农具占有主导地位，不仅数量多，农具种类也很齐全，已非常普遍的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在山东地区多有发现。
铁锸：其形制均为凹口形，圆弧刃。出于于临淄商王墓地中，属西汉前期的铁锸有4件。汉后期也为4件，分二型。1型，3件。大小形制相同，分出于M18、M13。凹字形，长方形銎，弧形双面刃，两端外撇。M13：01，高7.3，刃宽7.6、銎端长5.5、宽2厘米(2)；在微山县汉墓(3)、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4)；章丘东平陵城(5)、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6)、山东沂水县(7)等地均有出土。
耒耜，2件，微山县汉画像石墓出土(8)。
铁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至今已发现数十件。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二号汉墓发现1件，出土于前、中室之间的石门梁上。凹形，内侧有三角形槽，内残留有木痕。长14、高10、厚1.6厘米(9)。在高密(10)、临淄商王墓地(11)、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2)、微山县东汉墓(13)等也有出土。
锄草画像石，山东泰安汉墓出土(14)，使我们看到当时除草景象。
铁镢，是汉代时期的主要农具之一。镢，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黑石屯出土。该器身正面铸有阳文隶书“莱一”二字铭-，汉属东莱郡，应属1作坊(15)；济南东平陵城汉遗址，出土双齿镢2件，三齿镢，2件(16)。另外，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7)、沂水何家庄(18)、巨野红土山西汉墓(19)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20)沂水汉墓(21)也有发现。
铁镰，是我国古代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滕县柴胡店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其近直身（形如刀），柄部微向里，长23厘米；标本2，弯身，柄部向里扭卷，长20.5厘米(22)。莱芜县西汉墓中出土双镰范，一盒两件(23)；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的铁镰，为弧形，残长19厘米(24)。
犁，是中国古代农业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至汉代已广泛使用。标本铁铧：长48厘米，宽45厘米，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当时的铁犁也有进步，那种主要用于豁沟开渠的巨型铧，在山东许多地点发现，比战国使用的更普遍了。在曲阜等处也有出土(25)；于山东高密城阴城出土的铁犁，呈三角形，尖部，刀部锋利，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通长27厘米、最宽处在肩部，宽19、厚2.5厘米(26)。另在章丘东平陵城(27)滕县长城村和莒南县(28)也出土汉代铁犁。
铁铧，在沂水县(29)东平县芦家屯(30)安丘(31)等汉墓中均有出土。枣庄张山子镇出土铁V形铧冠，共15件(32)；在平陵城遗址也出土铧冠4件，范铸，形制大小相同，器作“V”字形，刃端隆起成脊，一脊之上铸有一“”铭文标志。标本0205，两翼各长23.7厘米，宽3.6―4.7厘米，裆距30.2厘米。经电子探针测试分析，确认此铧冠有珠光体为锻铸铁制成(33)。
犁范，也有发现。莱芜出土汉代铁范二合四件，还同出犁1件，是“山”字犁范铸件。“V”型，前端近直角，有凸脊，两侧有孔。犁高13、宽22.5厘米，重0.3公斤；犁阳范，3件，耙范1件(34)，它们的出土丰富了铁犁的研究资料。
不仅汉代铁犁实物多又发现，而且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展示。枣庄市发现的一块画像石(35)，此石呈横面，残长180乘80厘米，自左向右为一兽，兽背上似有一人做技艺表演；后一人牵一牛一马并驾一犁，有扶犁手一人随后；最后另有一人荷镢持斧。牛马上空有二鸟飞翔，画面右侧似有一开明兽。
在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发现牛耕图像。香城土固堆出土汉画像石，该石刻右格上层为牛耕图(36)。东汉画像石中，有“一牛挽犁牛耕图”，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当时牛耕技术也有进步，出现了一牛挽犁，说明犁具本身的分量有所减轻，操作起来比两牛抬杠更灵活方便(37)。特别令人惊喜的事，邹城面粉厂出土画像石中，有牛耕、人物、牛车在一起的图案。其牛耕为二牛拉一犁、一人扶犁；后有农民抗镢、锸，并有一牛车，车上座一人；下层有气功、斗牛、骑驼、钩象、狩猎的画面(38)；牛耕生产图，为邹城出土，画像石中两牛同拉一犁，一农夫在后扶犁(39)，另有多人肩扛生产工具或挑壶提箪，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场面附图。
铁凿，汉代的手工业工具。于莱芜(40)、邹城市(41)曾有发现。
铁斧，为当时的砍伐器具。济南长青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铁斧，器身较薄，一端平，一端有刃，中间有方形空。长13、8、宽7、6、厚0、8、刃厚0、2厘米(42)。另在沂水(43)也有铁斧出土。
三齿耙，是农业生产工具。临朐县王家圈出土的三齿耙，左齿残，齿尖稍钝，上部有横向圆角长方孔，通高11.8宽18厘米(44)；另在山东临朐三家圈(45)、枣庄市(46)等地也有出土。
铲，为当时的掘地工具。枣庄出土有铁铲(47)；另在东平陵城(48)、临淄金岭镇(49)、安丘(50)、和临沂庆云山(51)、莒南(52)也采集到铲。铁镐，也为汉代的生产工具。镐，莱芜城子里出土(53)，全器呈楔形，上端为圆角方形，向下徐徐内收为钝尖，背微鼓，上端有方形直銎，中部有一竖向椭圆形孔。
锯，是手工业工具。济南东平陵城出土2件，缎制，仅残存一段，柄较短，柄与锯身间弧折，锯身宽3、6厘米、残长23厘米、厚2厘米；斧，9件(54)。
锛，为农业加工工具。临淄金陵镇发现1件(55)；铜锛，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56)；寿光县三元孙墓地(57)也发现锛。
济南双乳山一号汉墓(58)出土铁楔、凿、钻、锸等农具。
锄：中国古代的中耕除草工具。标本为滕楼村出土的长柄锄(59)；另在济南东平城、长青小王庄汉墓(60)也有发现。
2、水利设施方面：当时农业已出现灌溉，此类文物在汉墓文物中多有发现，数不胜数。
汉代水井1座，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其位于T5712东北部，开口于3层B下，被H27打破。上口已残，填大量碎砖瓦片，下部有两节陶井圈，第一节井圈上部等距离立九块残砖。井底是锥形，井口直径1、5、深约3米。井圈为尼质类草灰陶，直径0、9米，身0、22米，一端壁较厚0、04米，一端较薄0、02米，外饰竖绳纹，内饰重环纹(61)；井2件，均残存井亭，发现于临淄金岭镇(62)。
井栏，青石质，安丘出土(63)。其平面呈正方形，圆井口，系一整块青石雕凿而成，边长90、高45、口径62厘米。口沿处已被吸水的绳索磨勒出条条印痕，有的深达1、50厘米。四面采用凿纹减地浅浮雕手法，雕刻出相同的复合花纹。花纹由上而下分别为联弧纹、三角纹、菱纹和双曲线纹。
井，深约11.53米，平面略呈圆形，最大直径1.24米。井壁上原有的脚窝清晰可辨，距地表8.5米以下的岩石井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64)。
在山东地区已发现的三千余座汉墓中，陶井模型大量出土。陶井，标本为曲阜县大庄出土，通高33、口径18、底径15厘米。全形似一个提篮，下部似一个圆罐形，罐口平沿宽边，平底鼓腹，上有一个圆体系，在体系上端有一个脊顶小屋，似为门轴，门轴内横一凹腰圆轮似滑车状(65)在济南闵子骞园汉墓(67)、微山(68)、临沂银雀山、山东滕县(69)、高唐、诸城、嘉祥、泰安(70)等地均有发现。
绿釉陶井，高唐城东固河发现，其造型逼真，颈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并附置一吊桶(71)。在宁津宠家寺东汉墓也出土釉陶井，造型与高唐出土的近同，亦是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有滑轮，并附塑一个吊桶(72)。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时常出现井的图案。平邑县东埠阴汉代画像石墓墓第六石，左方刻一井，井上安装有辘轳架。井边一人，仰脸，头戴小平顶圆筒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手握细绳，绳另一端系一罐，正通过辘轳提水。此人身后有一匹马，正低头欲饮盆中的水，故提水人应是马夫(73)；山东嘉祥画像石，辘轳图(74)；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吸水图(75)；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76)桔槔图等。
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一件陶井圈(77)，标本M4：1，灰陶，方唇，宽沿平折，直壁，无底，还出土一件陶罐，厚沿、高颈、扁圆腹、圜底。
桔槔，辘轳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有发现。山东省考古所藏一件。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刻有桔槔图像。第一石，纵73、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灶旁悬挂猪腿、猪头、鱼、剥好的鸡兔等。右方有一井、井旁一具桔槔，一女子正在吸水。桔槔立杆上悬挂一只狗（？），一男子持刀剥皮。全幅为庖厨供膳图；第五石，纵74、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亦如第一石同层，为庖厨吸水图像。但井上不设桔槔，而装一辘轳，与第六石第三层井台吸水情况不同；第六石：第二层，也为庖厨吸水图，但画面比较复杂，有灶前烧火、甑内和物、井前吸水，桔槔柱下屠狗、几上载鱼等图像。这批汉画像石，雕刻极为精细，艺术价值很高，画像石的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发现。如井上安装桔槔图案，安装辘轳的装置，表现得远比过去所见汉代画像石更精致(78)。另在长青孝堂山(79)也发现桔槔图案。
3、农作物：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只是由于自然因素，保存完好者较少，故稀有发现。
水稻，荣成梁南庄汉墓出土(80)。
枣，枣树，作为五果之一，原产于中国。各地的西汉墓中经常发现用枣子随葬，如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汉墓(81)、外省区的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82)。
菜叶：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过菜叶（可能是芹菜）(83)
济南洛庄汉墓第3号陪葬坑中，出土一批鸡蛋，其中一枚保存十分完好(84)。在其它汉墓随葬的器皿中，也经常发现粮食的遗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齐王墓随葬器物坑陶壶内有腐朽小米、巨野红土山出土陶壶内，有的器内有粟粒；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M14边箱出土四件残竹笥，内盛黍、稷、枣、栗等。
4、加工及储藏：当时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故粮食加工工具，相应的有了发展。在山东地区出土磨、臼、碓等粮食加工工具模型和石磨实物等。
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分为实物和模型；
石磨，济南东平陵遗址出土(85)，仅磨两件，皆仅存上扇。标本0329，磨顶凸起一周，中心形成一圆形凹槽，中间有一道隔梁，将其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各有一长方形漏孔；底部中央也有一圆形榫槽，其外密布长条形磨齿。磨侧边，有两对称的长方形榫孔，可以纳柄。直径53厘米、厚11、5厘米。标本0330，形制与0329近同，无齿。直径43、5厘米、厚11厘米。另在济南(86)、和安丘(87)，也出土实用石磨；
陶磨，在山东地区汉墓中时有出土，以平陵城发现的具有代表性(88)。标本0318，夹砂灰陶，仅存上扇，磨顶外侧凸起两周，其间形成深槽，磨顶中部也为圆槽，其中心尖凸，圆槽外侧有对称的两个圆形漏孔；磨顶外缘还有二圆形榫孔，可以纳柄，磨底内凹，中心有一圆形榫孔，以与下扇结合。直径40、8厘米、厚11、6厘米。临沂银雀山四号西汉墓中出土的陶磨也保存较完整，其为尼质灰陶，上下两扇，相对的磨面中心有圆孔，以示穿轴；磨顶有凹槽，里面有两个磨眼，未透，上扇一侧有方孔，以按把手转动。径9、2、高4、2厘米，下附一活动的圈座，高5、8厘米(89)；另外，在微山县汉墓中(90)也发现6件陶磨。
臼，1件，临沂银雀山西汉墓M4出土。其为灰陶，大口，深腹，里面为小圜底，下附一平做。高5、8厘米(91)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米碓风车1件，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出土(92)。宁津宠家寺东汉墓(93)。出土一件罕见的釉陶碓，由臼、碓、栏三部分组成，十分逼真。
仓：陶仓模型，反映当时藏粮之器。梁山后艮山村汉墓出土一件陶仓(94)。又在东平县王陵山汉墓出土一件长方形楼阁式陶仓(95)。另在临淄金岭镇(96)、滕州市官桥(97)、微山、泗水(98)等地，屡屡发现陶仓，而以微山县居多(99)出土有十余件之多。“丰收”宴享画像石(100)，1954年山东沂南出土。从画面观察，左半部地主席地而坐，仓楼前粮米成堆成车。右半部有厨房、灶、井及各式器。为多人抬猪、宰牛、宰羊、烧火、蒸饭、炒菜、备酒图像。形象地反映了豪强地主一面剥削、一面宴享的情景。
5、家畜家禽业：家畜家禽的饲养业是汉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山东的饲养业发达，故在墓葬中出土也较丰富，折射出汉代家畜家禽业的发达景象。
猪，汉代猪的饲养非常普遍。章丘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发现10头完整的家猪遗骸；在该汉墓的3、4、25号陪葬坑中，也有出土零星的猪骨，当为祭祀或随葬之用(101)。
玉猪3件，其1出土于临淄商王墓地中，青玉，卧猪形，长方体，一端刻画猪首性。长9.7、高1.8、宽1.8厘米(102)；另2件，曲阜县大庄出土(103)，黄白色，玉质细润，有光泽，均长11.5、高2.5、宽2.5厘米。尾上刻一透空小钮，孔径均能闯过线去。底面抹平无纹，四腿向前爬伸，作卧伏起来欲走状。
石猪：一件，1997年5月，临沂银雀山南侧的工地出土。
白色大理石页质，圆雕卧猪，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其长7.4、宽2.4、高2.5厘米(104)。
滑石猪，6件，均为济南大觉寺汉墓出土(105)形制基本相同。M2：96，白色大理石质。鼻向下、尾短，中间各有一小孔，一侧平，一侧雕出足状。长10.3、宽2.4、高2.4厘米。M2：97，滑石质。鼻孔四道沟，圆耳，小目，粗腿，头顶有一道凹槽，舌部、尾根处各有一横空，鼻孔锥钻。长11.3、宽3、高3厘米。
在画像石中，也有和猪相关的场面。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图案中，有捕捉野猪场面(106)：一猎人带狗，追捕野猪，此外，还有分散的兔、鸟、鹿形象。
猪和猪圈模型在山东地区的汉墓中，陪葬较为丰富，以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陶厕圈最为精致。其平面呈长方形，左侧为猪圈，凹墙，两外角墙上加盖人字形拐角顶，两坡瓦垄用竖凸线表示。圈内站立一陶猪，长嘴、卷尾、粗短足，高5厘米，长12厘米。右侧后半部分为方形厕，墙上加盖单独烧制的四阿式庑殿顶，瓦垅也用细凸线表示。厕下一圆洞与猪圈相同，厕门前为斜坡平面。其高18、长23.7、宽26厘米(107)。另外还发现二十余处汉墓中(108)，随葬有猪或猪圈模型。
马，在汉代主要是畜力，很少作为食用。在洛庄汉墓第9、11和17-20号陪葬坑中，出土20余匹完整的马骨遗骸(109)，对于研究当时畜牧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鎏金铜马1件，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110)；济南平阴汉墓出土陶马甬(111)；济南危山汉墓陪葬坑(112)出土陶马甬数十件，做工精致，微妙微肖。
在微山(113)和兖州汉墓(114)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马的图案。
牛，是汉代农业的主要畜力，有时也作为食用。牛耕已广为使用。在洛庄汉墓第13号陪葬坑中，有水牛出土(115)。长青双乳山汉墓(116)的器物箱内放置着大量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以及大量的鱼等。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有牛的形象，一般是和牛耕相结合。滕县城关画像石(117)，石面纵67厘米、横68厘米。画面三层，中层有牛的图案。还有牛马食草的图案。在章丘汉画像石汉墓中(118)，出现牛、羊头图案多处。
鹿，因是稀有动物，故发现较少。烟台市区发现殉鹿骨架一具(119)。在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中也发现殉鹿现象(120)。
鸡，是汉代的主要家禽。山东地区汉墓中，陶鸡模型较为丰富。在济南闵子骞汉墓、济南青龙山汉墓(121)和长清大觉寺汉墓中均有陶鸡出土，另在济宁(122)、肥城(123)、高唐、枣庄(124)、乐陵(125)、泰安(126)等地汉墓中也有陶鸡发现。
木鸡模型，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127)。
尤为难得是，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尧王村(128)，发现一批珍贵的东汉彩陶俑，包括陶狗、陶鸡、陶鸟等，还有陶井。动物俑有公鸡、蹄鸡、母鸡生蛋花狗啃骨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临淄地区新生地主阶级的庄园生活场面，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家禽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鱼，是当时的主要副食品之一，故在汉墓中时常有鱼骨被发现，如济南洛庄汉墓3号、25号陪葬坑出土的陶器中含有鱼骨(129)，但较多的是出现在汉画像石图案中，以微山县出土的鱼汉画像石图案最为生动，此画像石于1989年发现于田野沟渠上，残长30、宽69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格，上格露出一阙角，三层斗拱，其中一、二层斗拱上各雕一个人首形饰物。阙顶有一飞鸟，檐下挂三条鱼，旁边还有同头三鱼。下格有一鱼鹰正在吃鱼，勾勒简洁，且十分生动传神(130)；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由数块图案(131)，如第九石，八叶间隙饰鱼八条，其中三条鱼胸鳍特别大，有点近似翅膀。第十石，八叶间饰鱼八条，其中三条为鲇鱼，五条为草鱼。另在曲阜(132)、微山(133)、济宁(134)、青州(135)、邹城(136)、嘉祥(137)、泗水南陈(138)等地均有出土。
汉画像石中，捕鱼形象也较常见。在山东两城山，出土捕鱼画像石(139)。嘉祥五老洼，发现两处叉鱼画像石(140)。另在滕县黄家岭(141)，出土执罩捕鱼画像石。
狗，是人类的朋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密切。在济南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142)、济南腊山(143)、济宁(144)等汉墓中有狗殉葬。不仅有实物出土，而且陶塑品也经常发现。如陶狗，济南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出土，其昂首向前，尾巴上卷，四肢直立，粗腿，项圈后有垫子，身上饰彩，长31、高29厘米(145)；另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46)、济南闵子骞祠堂汉墓中(147)也发现陶狗。
鹅，为汉代家禽之一。出土的大多为陶俑。济南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标本，其昂首前伸，双翅塑造出羽毛的形状，头部细致逼真，通体饰白色陶衣。长24�q2、高25厘米(148)；在济南大观园(149)、青龙山、闵子骞祠汉墓中(150)也发现陶鹅；济南长清孝堂山(151)，在汉画像石中，刻有动物有鸡、鹤、凤凰、猴、兔、鸭、鸽、有鹿、兔、虎、猪、鱼类等动物。
鸭，标本为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发掘出土，其身体向前倾，作行走状，昂首前视，尾巴略上翘。长28、高22、2厘米(152)，济南闵子骞汉墓、大观园汉墓也有发现。
有趣的是在汉画像石中还出现猫捉鼠、老鹰抓鸡等画面，沂南县北寨村清理了一座汉墓上有此图案(153)。
羊，为六畜之一。在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出土60余只羊(154)。
骑羊俑，为泥质灰陶，羊体肥硕。背上有鞍，其上骑坐一人，人面目仅有轮廓；羊腹中空，摇之有清脆的响声，其内应丸状之物。通高10厘米(155)。《后汉书・玉符传》〉曰：“今人――或做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大概即指此类玩物。石羊，山东临朐县东盘乡后李成村出土(156)。莒县双合村汉墓还发现玉羊(157)。
和羊相关的图像，在汉画像石中经常展示(158)，它是汉画像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兔，在济南洛庄汉墓34号坑出土30余只，并且还发现兔笼的遗迹(159)。
6、其它
山东地区出土的养蚕、丝织手工业考古资料，非常丰富，拟另文专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相关问题探析
以上，对山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农业考古资料，大致的进行了梳理，现仅就一些问题作些初步的探析。
1、农业生产工具方面：
我国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曾一度是非金属农具与金属农具（包括铜、铁）并用，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农具才逐步被推广应用，而真正由铁农具取代非金属农具是在汉代，但这一阶段的农具所表现的地方特色已不那末明显，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形成，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日趋统一的必然结果。铁器时代：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160)。两汉时期，山东出土铁农具的地点明显增多，计有章丘、莱芜、临淄、滕县、泰安、东平、安丘、莒县、日照、巨野等处。
据《汉书。地理志》〉注：西汉实行“笼盐铁”（即盐铁官）以后，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而山东地区就有十二处，济南郡的东平陵、历城，齐郡的临淄，东莱郡的东牟、千乘郡的千乘，泰山郡的嬴，胶东国的郁秩，成阳国的莒，鲁国的鲁，以及山阳（新莽时改为钜野）郡，琅琊郡、东平国，都设有铁官。
铸造铁器的范具也有较多发现，东平陵城出土了铸造铧冠、铁锸的完整铁制范具各一套及锤范、铁质器物内模等；莱芜亓省庄发现西汉范具全部是铸造农具的，有犁范、双镰范、铲范、镢范、耙范等。除铁制范具外，平陵城等地还发现有铸造铁器用的陶制范具。所有这些都证明汉代，山东的冶铁业非常发达，故农业生产工具也相当先进。
镢：又称�昊蚋洌�为横斫式整地农具。《国语・齐语》记：“恶金以铸锄、夷、斤、木属，试诸壤土。”韦昭注：“木属，斫也。”《尔雅・释器》曰：“斫为之木属。”郭璞注：“�暌病！薄端滴慕庾帧罚骸澳臼簦�大锄也。”至迟在战国时期，铁镢已得到推广，并且出现了横銎式铁镢。在此之前的镢都是直銎式的空首镢，其装柄的方法，是在銎的顶部銎口插入长方形木块，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按装树叉形的弯曲木柄。横式的镢则是銎口横穿镢体的上方，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使之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掘土功效更高，因此很快就淘汰了直銎式的空首镢，成为汉代以后的主要掘地农具之一。因此，汉代的《淮南子》一书就经常提到它，如：“今服徭者，皆�辍�…”（《精神训》），“奋儋（担）�辍保ā侗�略训》），等等。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亦提到：“以�暝涞亍�…如复增�辍！薄盎蛞渣昶矫嬉闹�”。
犁：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山东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此时犁耕已在中原地区大量使用。耕犁发展到汉代才得到普及，山东许多地区出土铁犁铧，它们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汉代的铁犁铧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小的长、宽各20厘米左右，大的长、宽可达40厘米以上。墓中或遗址还出土了汉代的铁犁壁，有单面的，呈菱形或板瓦形，可向一面翻土；也有双面的，呈马鞍形，可双面同时翻土，适于开沟起垄。犁壁是翻土碎土的重要装置，这一发现标志着中国的耕犁已走上成熟道路，堪称耕犁史上的重大成就。从各地画像石和壁画的牛耕图上，还可看到汉代耕犁的具体结构，汉代耕犁已具备了犁辕、犁箭、犁床、犁梢等部件，说明已趋于成熟定型。总体说来，东部地区（山东、江苏等地）的耕犁形制为，犁床和犁梢连成一体成弓形，是用一根弯曲木头制成，看不出明显的犁床，故称为无床犁(161)；当时的耕犁都是直辕犁，有用二牛牵引的长直辕犁和用一牛牵引的短直辕犁。长直辕犁适于在大块田地上使用，短直辕犁转弯灵活，适于在小块田里使用，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明和创造。
山东地区牛耕当始于战国（或更早），至汉代已普及。战国时期增出土犁铧，其形制被汉代所沿用，汉代普及牛耕已无疑。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上找到证据，如《盐铁论？未通》曾记：“农夫以马耕哉。”又《国语？齐语》〉曰：“深耕而疾�i，以待时雨。”孟子曰：“深耕而易耨”深耕者为人力所不能达，只有马、牛力可达致。汉代牛耕普遍，这不仅可从出土大量的铁犁铧和铸铧的铁范得以印证，汉画像是中常见牛耕图也有所反映。从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牛耕图观察，是一牛一马并行拉犁，这或许可以说，当时牛耕普遍，牛服犁尚不足，故牛马并用。另者，汉代曾出土犁壁，又观察黄家岭画像石牛耕图中刻画的犁，各部件已齐备，犁结构已臻完善，这是反映当时牛耕普遍的又一侧面，也这是出牛耕业的兴旺景象。
铲：春秋时出现铁铲，到战国时铁铲的使用更为普遍，形式有梯形的板式铲和有肩铁铲两种。至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解字》已收有“铲”字。汉代的铲器形较为多样，有宽肩、圆肩、斜肩几种形式。铁铲在汉唐以后一直是挖土的主要工具，在宋元时期成为铁（锨）或铁锹，依然是主要的农具之一。
锸：锸为直插式挖土工具。插在古写作作�a，《释名》“”，插也，插地取土也”。锸是商代新出现的生产工具，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一直沿用到南北朝以后。锸是汉代的主要挖土工具，在兴修水利取土时发挥很大作用，故有“举锸为云，决渠为雨”的民谣（《汉书・沟洫志》）。锸的铁套刃在汉代叫“敝金，河内谓�a头金也。"按装敝金的木板叫“叶”。《释名・释用器》曰：“其板曰叶，像木叶也。”使用时双手握柄，左脚踏叶之左肩，用力踩入土中，再向后扳动将土翻起。《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a。”高诱注：“长胫以踏插。”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锸(162)，其木叶左肩比右肩突出而稍低，就是为了便于左脚踩塌而设计的形状，推测当时山东地区的铁锸当与其相似。锄，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大型锄用于挖土，小型锄用于松土除草，属于中耕农具。《释名？释用器》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锄在商周时期称作�啤！妒�经・良耜》：“其�扑拐裕�以薅荼蓼。”。在汉代成为钅且，钅且即锄。《说文》：“钅且，立薅所用也。”是中耕除草的工具。
农业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当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发展到铁器时代中的战国晚期及汉代，农具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成套的铁农具基本形成，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但促使农业生产一直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使用农具的人。人的因素第一，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同样的农具，但操持工具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耕作技术（精耕细作、改造土壤、改良品种、田间管理、合理施肥、水利设施）不同，故所产生的农业经济效益或高或低，不尽相同。
镰，是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镰最早是石镰和蚌镰，要捆绑在木柄上才能使用，虽是从石刀演变而来的，但其历史却非常古老。商周时期使用青铜镰刀。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渐取代了铜镰，至汉代铁镰已基本定型，只是镰身宽狭有所不同。此后铁镰的形制变化不大，一直沿用至今。
2、水利设施。
水利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是凿井。这与山东地处旱作农业区密切相关。凿井术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我们认为利用井水灌溉农田不会晚于战国，从汉墓常出土陶井模型及汉画像石常见刻画汲水图像分析，于汉代已发展到普遍采用汲井水灌溉农田。又于汉代即已发明、应用了简单机械提水灌溉，其法有三种：一种是桔槔法，即如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桔槔图所示，在井旁立一支架，支架上系一活动杠杆，一端绑重物，另一端系吊罐（或桶）提水。另一种是辘轱法，即如山东汉画像石辘轱图所示，在井旁竖二根立柱（柱高低与人的体高），柱头架一根穿上辘轱的横杆，一根绳子放于辘轱上，一端系吊罐（或桶），一端手拉之，靠辘轱转动提水，省力。再一种是滑轮法，即如陶井模型所示，在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提水时，一根绳子放在滑轮上，可二段各系一个吊桶，一上一下滑动，既省力，又提高工效一倍。可见利用井水灌溉，在战国时期或更早既已产生，汉代当处于进步时期。
在原始农业中是“听其自生自实”，还没有什么灌溉可言。商周时期的灌排系统主要是在农田之间挖掘很多沟渠，称之为沟洫。井灌主要是利用园圃中的井水灌溉蔬菜，原来是利用瓶罐从井中取水，后来法明了提水机械桔槔。
桔槔：《庄子・天运》云：“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成书于西汉的《说苑・反质》中也记载：“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名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桥即桔槔两字的合音。桔槔是利用杠杆原理以减轻劳动强度的提水机械，比手工抱翁而吸要提高百倍功效，至今尚在一些农村中使用。邓析是春秋时人，庄子为战国后期人，看来战国时期桔槔还不是普遍使用，可能到汉代才得以普及。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画像石中，刻有一幅桔槔图。
汉代的农田水利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水利建设也相当重视。如汉武帝曾对属下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提倡“通沟溪，蓄陴泽”以“备旱”，于是出现全国“争言水利”的局面。在关中平原“举锸为云，决渠为雨”，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利工程；丘陵山地和南方地区则兴建陂塘坝堰等小型水利设施，“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163)。
汉代也采用井灌的方式来浇灌园圃中的蔬菜。浇灌时，从井中提取井水直接倒在水沟中，水流顺着水沟两边的缺口流进菜地。至于如何从水井中吸水，取决于井水的深浅。井水较浅，可用桔槔吸水。如井水太深，桔槔够不着，就用滑轮来提取，滑轮在汉代也称辘轳。
辘轳：是汉代另一种提水工具，其提水方式则是采用摇转辘轳绞动绳索以提升水桶的办法，从而节省动力，提高功效。各地汉墓中经常有陶水井，有的井架上还带着滑轮。在东汉末期，发明了提水功效更高的灌溉机械翻车。
3、农作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
4、加工及储藏
石磨，旋转性的石磨是将谷物磨碎的加工机械，为上下两扇圆形石块组成。上扇凿有磨眼，并按有拐柄，朝下一面凿有磨齿；下扇朝上一面亦做有磨齿，中央装一短轴，可将上扇磨石套合在一起，摇动拐柄是上扇磨石绕轴旋转，谷物有磨眼注入，在两扇之间散开并在磨齿之间被磨碎。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旋转形石磨，这是加工农具史上的重大突破。
石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只是西汉的石磨制作的略为粗糟一点，磨齿多为窝点状，磨出来的粮食颗粒较粗。东汉的磨齿才发展为放射线形，磨出来的呈颗粒细小的粉末状，特别适合用来加工小麦和大豆。石磨一般是用人力牵动，但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一件大型石磨，旁边有一具牲畜遗骸，推知是用畜力来驱动，其功效自然远较人手推磨为高。磨是连续运作的加工工具，极大的提高了功效。石磨可以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从而使中国饮食习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粒食发展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种植业的发展。
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人踩踏杆的另一端，碓头即翘起，当脚移开碓头即落下舂打谷米。碓发明于何时，尚无探究，但汉代文献多处提到碓。说明至少在汉代已发明碓。碓是从杵臼发展而来，利用杠杆原理用脚踩塌，比用手工操作省力如《急救篇》：“碓石岂扇阝贵舂簸扬。”《桓子新论》：“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方言》云：“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梃�┦�岂。”孔融《肉刑论》：“水碓之巧，胜于斫木掘地。”等（参见陈文华先生的相关著述）。上述史书所载，说明汉代已经不仅使用脚碓，还有畜力带动的畜力碓，还发明了用水力驱动的水碓，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5、家畜家禽业：
汉代，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家畜家禽业也十分兴盛。当时大力提倡养猪养鸡。尤其是一些“劝民农桑”的地方“循吏”。西汉黄霸任颖州太守时让邮亭乡官带头养猪(164)。文献记载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汉墓中随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汉人量化了的富裕标准。
养牛、马，主要为耕地，作为畜力使用；猪、羊、土的饲养，主要为食用。
大量陶猪、厕模型的出土，一方面给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而且也为农田施肥创造了条件。追肥，增加了地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施肥：施肥是给作物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的一种措施。我国农业土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是以恢复和培肥地力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地力的恢复，在撂荒制下，完全依靠自然的过程；在休闲制下，已有人工干预的措施，如在休闲地上芟除草木，并用水淹和火烧，使之变成肥料。我国何时有意识地使用肥料，还有不同看法，但施肥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显然是连种制开始代替休闲制的战国时代。当时人们要求“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施肥）灌”（《韩非子》语），而“多粪肥田”已被认为是“农夫众庶”的日常任务（《荀子》）。汉代人又把施肥和改土联系起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之所以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是与重视施肥，精耕细作和合理的轮作倒茬不无关系。汉代，非常重视中耕除草工作。在前面我们研讨农业工具时，已看出当时全国各地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与中耕除草有关的铁制农具，从考古发现角度，证明当时除草工作是很得力的。不仅考古发现甚多，而且文献记载也颇丰。如《�f胜之书》即把“旱锄”作为田间管田间管理环节可理的重要环节，对各种作物都要求“有草除之，不厌数多”。“麦生根茂盛，莽锄如宿麦”；“豆生布也，锄之。生五六页，又锄之”，“麻生布叶，锄之”等等。《释名》：“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说明汉代锄是专门用来中耕除草松土的，不同于用来翻土整地的锸、镢等农具。山东省泰安市东汉除草画像石，是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中耕场面。
中耕农具：早期原始农业播种后是“听其自生自实”，没有言，自然也就没有中耕农具，后期可能有除草等农事作业，也仅是靠手工或是利用一些简单的竹木器和蚌器来除草。但至迟在商周时期已使用青铜农具来中耕除草。汉墓中出土的大量铁铲、铁锄，说明当时对农田的中耕，是十分重视的。中耕除草、精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从而促进了汉代经济的繁荣。
以上，笔者对山东地区出土的两汉时期的农业考古资料进行了综述，并对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由此可见，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是十分发达，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山东地区之所以在汉代其农业有如此大的发展，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优越的自然环境。山东地区位于黄河下游，这里“膏壤千里”，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其次，战国时期该地区农业的进步，为汉代农业经济的发达，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再者，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还有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发明创造，它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汉代农业经济发展的力量和源泉！本文来自《农业考古》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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