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北朝时期可谓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南朝的乐府民歌主要以吴声和西曲为主，北朝乐府民歌则纷繁复杂，其表现内容和采用的语言形式都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特色。本文则将对这一时期北朝乐府民歌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做以粗略地阐述，并将其中所采用的不同的语言形式（虏音及汉音）创作的民歌做以简单的梳理。
关键词：北朝乐府民歌；虏歌；汉歌
一、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时代背景
李延寿《北史》，起于后魏道武帝登国元年（三八六年）讫于随义宁二年，而此所谓北朝，则始于南北对峙之初，终于北周禅位，即公元318年至581年。而以隋附焉。在此260年余年间，北朝皆蹂躏于异族，惟就文化方面言，则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五胡十六国之混乱时期。——公元318年至439年，此期胡风最盛。第二，后魏、北齐、北周之统一与分治时期——公元439年至公元581年此期已渐染华风。考北朝已经正式成立乐府，在第一期魏道武帝开国之世（约公元388年），而其发达则在魏太武帝统一北朝及孝文帝崇尚华风以后。所以我们可以大致将北朝的乐府民歌分为虏歌创作与汉音创作两个时期。《隋书·音乐志》引北齐祖珽表云：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士风，未移其俗。至道武皇始二年（397年）破慕容宝于中山，获晋乐器，不知采用。皆委弃之。我们知道在永嘉之乱以后，晋代的一部分乐工和乐器被刘聪和石勒所获，并为收录诗歌的乐府所收集、加工，这就是保存在《乐府诗集》中的《梁鼓角横吹曲》和《杂歌谣辞》、《杂曲歌辞》里的相关作品。
文学固然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范畴之内，必然受到当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由于十六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战乱频繁，政权更迭，史称“五胡乱华”时期。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①引起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种族入主中原，并相互混战，夺取政权。郭茂倩说：“《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②此时战争之混乱可以从《慕容垂歌》三首中可见一斑：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这里的“吴军”是指晋军，“我”是指代慕容自称。“汉”是指那些无辜牺牲的汉人。《慕容垂歌》三首出于符秦，这是秦人嘲笑慕容垂打败仗的歌。当时慕容垂（鲜卑族）进攻先秦的符丕（氐族），晋刘牢救符，慕容垂被击破。从这首歌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小小的战役就牵涉到了三个民族，当时诸族混战的状况也就不难想象。
少数民族占据下的文化视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先进的汉民族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相互融合与相互影响。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严重地影响。无论是从创作主体上还是从创作内容上来讲，都展现出了北朝民歌特有的风韵。这些民歌多数出自不同的民族，有氐、羌、还有鲜卑等民族，有一部分也是出自汉人之手。那些以少数民族作家为创作主体的民歌，是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创作的。后来经过汉译；另外一部分是汉语创作的民歌。今天所见北歌歌辞，全都是用汉字记录的。在当时北歌传入南方时，有一部分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演唱的，并未经过汉语翻译，当然也就无法用文字记录。
二、北朝乐府民歌中的虏音创作及其作品
㈠虏音创作。《魏书·乐志》：太祖（道武帝）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兼奏赵燕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 ……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晓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可以知道此时所用乐章，乃系一种虏音歌曲。
惟魏志所云一百五十章之《真人代歌》，至唐时已遗佚过半。《旧唐书·乐志》：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皆马上乐也。后魏乐府以后开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郡时，（魏先世称代）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皇太子》、《企喻》是也。（详见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六二——三七一）。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也。其词虏音，竟不可晓。此后魏所谓《簸罗回》是也.这种无法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歌辞，在一定时期里可以口口相传，最终不免消失。至于用汉字记录下来的歌辞，有些在入南以后，可能经过南方乐官加工，从而在乐府诗集中表现出了以北方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的作品。
今天在郭茂倩的《梁鼓角横吹曲》中犹有《钜鹿公主》，《企喻》二曲名，但是包括其在内的六十六曲辞其辞并非“虏音不可晓”。所以此时期的虏音创作流传下来的等于零。我们只能从历史记录的缝隙中挖掘出一些资料。例如：《北齐书》三十三《徐之才传》：太宁二年（562年）春，武明皇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才典，御敕令诊候，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从这断史料记载里我们不难看出，在北齐时期犹有一种虏音创作的歌谣流传于社会。而这首虏歌创作的歌谣是在史书的纪传中出现的，而并非是是为记录其事而记录，那么如果想全面地了解虏音创作在北朝时期的状况可谓是海底捞针。箫涤非先生所谓“故此期（北魏以前）的乐府……，已不可得而知也。”
㈡、北朝乐府民歌中的虏音被翻译成为汉语被流传下来的部分。
北朝乐府民歌中的大部分是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乐曲歌辞，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可以考证出是哪一个民族。尽管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后人的误读。如《琅琊王歌辞》中“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句，“广平公”即后秦姚兴之子姚弼，当出羌族。《钜鹿公主歌辞》亦出羌族，见《旧唐书·音乐志》。《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当出鲜卑族，《慕容垂歌辞》则出自氐族。《乐府诗集》卷二五引《古今乐录》又谓《企喻歌辞》第四首为符融所作，末两句是“尸丧峡谷中，白骨无人收”，原作“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因此这首乐曲可能原出氐族，先由魏晋乐官采集，译为鲜卑语，以后传入南方。
又如《敕勒歌》：
敕勒歌，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
这是北齐 ？律金所唱敕勒民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可以知道这是一篇翻译作品。这诗常常被反映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和风景如画的广阔无垠地大草原。《碧鸡漫志》称其为“能发自然之妙”即使在民歌中也是很突出的，所以一直被流传至今，堪称脍炙人口。按照汉语文字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确实如此，但是从《敕勒歌》的歌唱本事来理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北齐·武帝纪二》有曰：东魏与西魏战,“时西魏言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知之，哀感流涕。”③高欢是鲜卑文化出身，？律金是敕勒（高车）族人。当个人生命垂危之际，哪里还会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自然风光歌唱；况且当时军情紧急时，高欢的表现是“哀感流涕”，所以《敕勒歌》是一首弘扬民族精神的作品，是曾经的被压迫者对于自己的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向往和歌唱，非是一般意义的草原民歌。由于汉语文字的纯熟性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落后，致使用汉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三、北朝乐府民歌中的汉音创作。
北魏孝文帝禁胡语，公元496年有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咸阳王禧转》：……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违，当降爵黜官！此后所作乐府歌辞一定是用汉语的。《梁鼓角横吹曲》就是北魏孝文帝前后时期所做乐府诗歌的流传。《魏书·乐志》不载，不知何故。《乐府诗集》引陈释智匠《古今乐录》云：《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琅琊王》、《钜鹿公主》……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声，十一曲有歌。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淳于王》《捉愵》《东平刘王》……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总共六十六曲。三曲有歌者，谓《淳于王》、《捉愵》、《东平刘王》。此六十六首歌词就是研究北朝乐府民歌的唯一史料。
四、结语
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梁鼓角横吹曲》者，实皆北歌，而非梁歌。其所谓“我是虏家儿，未解汉儿歌。”可见当时是北朝朔虏入主中华，故有此种文学现象发生。是此种北歌，后经乐官所搜集整理，固尝先后输入于梁、陈，后因陈释智匠作《古今乐录》时，因题为《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乐府民歌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大多是表现战争和社会生活的，因其崇尚武力，习于征战，故其民歌的语言以及艺术表现手法自然、率真、豪放并且带有少数民族特有的悲壮与豪放。作为北方乐府民歌的精华，《梁鼓角横吹曲》，在被称为“马上之乐“的胡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直至到自己羽翼丰满，内容丰富，也不难证实西域少数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中华文学通史》第一卷·古代文学编 张炯 邓绍基 樊骏主编华艺文学出版社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 箫涤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乐府诗集》第二册（三六二——三七一页）中华书局 {宋}郭茂倩 1979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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