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作为世界文坛上比肩而立的两位“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作家，他们关注下层人们的精神疾苦，控诉他们的尊严如何被专制主义所践踏摧毁，深刻地揭示残酷的社会如何迫使他们不得不走向灭亡。
19世纪，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即将解体并被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小市民阶级受到了双重压迫，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走向破产。陀氏在作品里塑造了这一类人，他们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微弱，不反抗不公的命运，甚至放弃做人的权利。小说《诚实的小偷》中的主人公叶麦利扬，本来是个温和的好男子，但残酷的社会摧毁了他的美好品格，致使他成为一个“多么无望的人呵！”他逆来顺受，像“一个小狗样”跟着收留了他的裁缝阿思达发，后来又偷裁缝的一条旅行裤去换酒喝。当他得感到被怀疑之后，因羞愧而决定离开;但为饥饿所驱使，又回归旧地。
鲁迅生活的年代，同样是一个阶级矛盾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广大人民遭受着外国侵略者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双重压迫，鲁迅深为“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而感到悲哀。在小说《孔乙己》中，鲁迅描写了一个下层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心理状态。孔乙己读过书，信奉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未能靠封建科举制度爬到社会顶层，反而成为了社会上的废人。他骄傲自负，轻视劳动，成了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品行端正却被迫为盗，最终走向死亡。
两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挖掘被轻视者的灵魂深处的美好品质，认为“神圣的火花还是在他们的心里冒烟燃烧，只要这个人还活着，随便用什么手段都不能把它扑灭。”[1]叶麦利扬因为羞耻之心，寄人篱下，也从不求乞;他临死前讲出是他偷了旅行裤换酒喝，要求不要连他的外衣一起埋他，把它留下来换点钱偿还裁缝。孔乙己不拖欠酒钱;听见别人说他偷东西，总要辩白，维护自尊;给小孩吃茴香豆，教小伙计写字，这些都表明他内心的善良。在非人的境遇中，他们依旧保持这些美好品格，这本身就是对现存社会的一种抗议。
陀氏和鲁迅深刻地揭示了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民不仅没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就连最起码的尊严都被剥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就在于这种愿望在以“吃人”为根本特征的社会制度下，绝不会真正实现。
（二）
鲁迅说：“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2]陀氏和鲁迅作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在其塑造人物灵魂时会在向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开掘中，写出个性的丰富和复杂。
陀氏的小说《淑女》中的男主人公在一个十六岁的少女面临危机之时，向她求婚，把她从奴隶的境遇里解救出来，却又使她坠入无爱婚姻的桎梏中。他审问着自己，不断地举劾着自己的恶：求婚时的“卑鄙”、“下流”;婚后对妻子的傲慢与刻薄;偷听妻子与别人的对话，拿着枪追踪……女主人公之死，与他的卑怯而刚愎，严厉又温情，视财如命而又有转善的倾向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性格有关，或者说这是酿成他们悲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妻子激扬壮烈的死，构成了对他的审判。
在小说《伤逝》中，鲁迅通过男主人公涓生的忏悔，细微地展示他的灵魂。涓生在与子君同居后，很快就“记不清那时是怎样地将我的纯真热烈的爱表示给她”，他“连这些片断也化作无可追踪的梦影”。子君却只是“温习”过去，这使得涓生感觉“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涓生讨厌于对“往事的温习”，为躲避“天气的冷和精神的冷”，就跑到图书馆去看书，让子君独自承受寒冷和寂寞的威逼。子君的死，使他感到摆脱束缚，获得自由。这突然迸发出来的潜意识十足隐藏着灵魂深处的恶。
陀氏和鲁迅对他们的犯人的恶进行严厉的拷问，逼迫着道德的犯人说出真相;作家又站在他们的对立场替他们辩护，褒扬其灵魂的善的一面。当铺人和涓生敢于说出他们的恶的本身就是向善。当铺主人在心里承认乘人之危求婚是卑鄙的，所以在求婚时向女方说清自己的缺点，消解一些卑劣感。他在妻子的影响下，还做了些好事。他的灵魂在善恶之间转换。涓生的善，主要表现在他真诚的悔恨与悲痛，内心痛苦越深，表明他灵魂深处善的光耀越强烈，“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予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他把自己的深切悲哀比作街头葬仪的哭声，并强调只能这样，表明他在子君的死引起的震动中，有了新的觉醒，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与空虚。然而子君的死并不能使他摆脱束缚，相反，它将永远成为他灵魂的枷锁和重负。
注释：
[1]（俄）杜勃罗留波夫. 逆来顺受的人[M]//杜勃罗留波夫.杜勃罗留波夫选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504页.
[2]鲁迅. 集外集.《穷人》小引[M]//鲁迅. 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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