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伦理关系始终是欧美文学研究史和道德哲学史的重要议题之一。唯美主义和道德主义是这一议题之中两大截然相反的力量，它们分分合合、此消彼长，延续至今。19世纪以来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出现了绝对的唯美主义倾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伦理学批评才在现代语境下复归理论界。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伦理学家李•欧瑟教授（LeeOser)的《现代主义伦理学：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的道德观》（TheEthicsofModernism:MoralIdeasinYeats,Eliot,Joyce,WoolfandBeckett,2007)—书是本次伦理转向潮流中涌现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这部专著梳理了19世纪以来唯美主义的发展脉络，在分析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作品的基础上指出，现代主义文学的“道德课题”（moralproject)是“用艺术改变人性，（totransformhumannaturethroughtheuseofart)(Oser1)，其实质是绝对唯美主义的延续。同时，欧瑟试图重新阐释阿诺德这一已被压抑的现代主义者的声音，重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美德伦理观，推崇一个永久的、普遍的、不断向善的人性的存在，以此来抗衡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倾向。
在《现代主义伦理学》中，欧瑟关注的问题是：人性是否生而有之？通过艺术或文学的教化，人类是否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欧瑟通过对文学中“人性”的考察将现代主义纳入西方的文学传统中。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吗？在现代主义时期，人性发生变化吗？具体到文学领域的讨论中，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五位作家在作品中如何呈现和发展他们的现代主义伦理观点？
欧瑟认为现代主义延续了唯美主义传统，其本质是否认人性的存在。他分析了现代主义最经典、最有影响力的五位大师的作品，试图证明现代主义道德是基于脱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个人意识。他指出笛卡尔哲学的传统之一便是否认人性的存在，并依次梳理了笛卡尔对一系列思想家的影响：从康德、威廉•詹姆斯、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胡塞尔、莱维纳斯、德里达，一直到福柯。而与唯美主义传统相对的是两大确信人性存在的思潮，分别为“新达尔文主义”（Oser1)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Oser5)。这两种思潮虽截然不同，但都“目标宏伟也具有缺陷”（Oser1)。新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品克（StevePinker)。在《白纸一张：现代主义对天性的背弃》一书中，品克阐述了他对“天性与教化”（NatureVsNurture)的这一古老争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是有天性的，而且经过亿万年进化形成的天性以复杂的方式预设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可见，品克对人性的理解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欧瑟并不认同品克的人性观，而是推崇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与道德观。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里出现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坚持“具体而真实的道德生活”的信仰的复兴（Oser5)。“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一词也在本书中不断出现，指的是与真实世界接触的、并在群体中行使特定道德行为的个体。“亚里斯多德式的身体”是自然的、真实的、具有目的性的，并且是头脑与身体的统一。而与之相对的是头脑与身体分离的“现代主义的身体，。从16世纪以来，笛卡尔式对人性的误解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现代主义正是笛卡尔式“头脑与身体分离”在文化上的表现。欧瑟认为现代主义的目的就是用“现代主义的身体”、“美学的身体”、以“头脑里的影像（animageinthemind)”（Oser9)来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
厘清了现代主义伦理观的理论源头之后，欧瑟对比了两位杰出的维多利亚时期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和瓦特•帕特的不同观点，并指出两人观点的对立预示了现代主义伦理和亚里士多德伦理观的冲突。阿诺德“为人性作了最后一次辩护”，此后佩特的观点在现代主义潮流中独领风骚。与亚里士多德一样，阿诺德将身体和头脑相结合的行动置于诗歌的中心，提倡从行动中得出“伟大的人类情感”（Oser11)。而佩特却恰恰相反，从大众的人类经验中疏离出来，转向个性化的和抽象的人类意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将美德建立在习惯的基础上，而佩特却认为，习惯窒息了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所推崇的独特而强烈的经验表达。
在此基础上，欧瑟提出了他最有创见的观点，即现代主义延续了佩特的唯美主义思想，追求的是“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普遍标准世界相敌对的纯粹的美”（Oser15)，而这最终将导向“虚无主义最后的胜利”（Oser133)。要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真正完成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唯有建立亚里士多德式的人性观，追求阿诺德所提出的“全面完善的人性”（humannaturecompleteinallsides)(Oser11)。欧瑟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五位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叶芝、艾略特、乔伊斯、伍尔夫和贝克特，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解释现代主义“用艺术改变人性”的道德课题，挖掘和探讨作品中的伦理思想，勾画出现代主义唯美思想清晰的发展脉络。
在第一章“叶芝超越自然”中，欧瑟追溯了诗人早期对象征主义、布莱克和雪莱的探索，后期对尼采、伯克莱和温德汉•刘易斯研究，以及形成“存在的统一”（UnityofBeing)的这一美学思想的过程。欧瑟认为，叶芝试图塑造一种“美学的、伦理的和宗教的统一性”(Oser43)，一种整体性的幻象，但却拒绝用自然科学来支撑这种独立的主体性。与尼采一样，叶芝怀疑科学的基础和价值，笃信“科学和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38)。叶芝试图用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来取代科学，从而陷入了笛卡尔主义带来的怪圈。他全盘否定了科学的指导性力量，使个人思想成了作品的全部内容。他不仅将艺术置于自然之上，也只通过艺术来理解自然。欧瑟认为由于受制于这样的指导原则，在叶芝的世界里，“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物质却不存在了”（Oser43)。
在第二章“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现代亚里士多德”中，欧瑟将艾略特作品评论与亚里士多德、哲学家布拉德雷和阿诺德的观点紧密结合在一起。欧瑟不仅细致地分析了艾略特与亚里士多德和阿诺德的关系，而且深入挖掘了阿诺德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继承。欧瑟把诗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但丁一样“通过神经系统和血液”与社会相连的诗人，另一类则是与社会毫无联系的“文学流放者”（Oser53)。早期的艾略特应该属于第二类诗人，尽管艾略特的宗教诗却需另当别论。欧瑟借用了布拉德雷对于进化论式的自然主义伦理观和清教徒式的神学伦理观的区分。根据布拉德雷的观点，人们的文化常规一般来源于第一种伦理观，而第二种伦理观教导人们疏离于自然，将自我意愿完全交给上帝。欧瑟认为，艾略特的《鸡尾酒会》中西莉亚孤独而“神秘的英雄主义”（Oser63)与爱德华、皮特等被社会所谴责的道德观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两种伦理观的区别。
在第三章“詹姆斯•乔伊斯：怀疑主义者之爱”中，欧瑟认为乔伊斯的道德观具有“浪漫的讽刺”的特点，是一种“通向道德权威的健康的怀疑论”（Oser66)。他指出乔伊斯的怀疑论是一种自由形式，它既抵制了将人们导向战争和暴力的狂热，也丰富了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尽管乔伊斯大量使用了浪漫主义讽刺，但他追求一种建设性的道德目标，而他的作品本身也成为了一种道德教育形式。在《一个青年画家的肖像》中，斯蒂芬的成长经历了初期的自我意识到改良的（refined)自我意识的转变，为作者和读者确立一种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统一的模式。斯蒂芬拥有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优越性，而这恰恰是佩特的思想在他身上的体现。“在艺术的梦工厂中，身体沉睡了”，斯蒂芬完成了“美学洗礼”（Oser69)。如果《斯蒂芬英雄》中的斯蒂芬拥有的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那么在《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斯蒂芬已经转变为现代主义的身体。
在第四章中，欧瑟将伍尔夫置于与乔治•摩尔及其《伦理学原理》的联系中，来探讨其美学观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根据摩尔的理论，美的意识本身就具有伦理道德的蕴涵，而“善”则是“意识的一种非自然的特性”（Oser89)，它的存在并不依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身体。“善”存在于“对平凡的世界的存在和事物的意识”中，而亚里士多德却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Oser86)。欧瑟认为，摩尔理论对伍尔芙产生了的极大影响，她的几部主要小说都凸显了美学化意识的重要地位。伍尔芙的美学意识是一种“革命性的意志，在涤荡心灵的同时重建人类现实世界”（Oser92)。她相信，只有在美学家眼中世界才是一个美的存在。《到灯塔去》中的画家莉莉•布里斯科将一位母亲和儿子转变成了紫色的三角形形状，《波浪》中的小说家伯纳德消融了世界和自我的区分，将其融合在“形式化思想的复杂的整体中”（complexwholeofhisformalizedmind)(Oser101)。欧瑟指出在伍尔芙的美学观里，“形式主义战胜了人性”（Oser92)，而佩特的人性观取代了阿诺德的人性观。在伍尔夫的艺术世界里，“艺术的美，因其美本身，超越了对生活的否认”（Oser101)，而这种观点的实质便是以对美学意识的追求而抹煞了真实世界的存在。
欧瑟在最后一章“贝克特：废墟中的人文主义”中指出，贝克特对人文主义的破坏远比伍尔夫更甚。他破坏了艺术、语言、文学经典、身体、自我、目的论、伦理的任何常规概念，以他对“世界”、“自我”、“生活”这些概念的轻蔑来表现他对美学的绝对反叛。在他眼中，绝望比希望更真实可信，善行并非具有美德的行为，而只是物质世界无法解释的偶然事件。他的反艺术反美学思想表现在小说中便是身体的牺牲。例如莫洛伊（Molloy)的情感和思想与他的习惯、身体的信息全无丝毫关系。事实上，他的物质形体根本无法与他的个人经验发生关系。在贝克特毁灭的尽头，连“自我”也砰然倒塌。然而贝克特锲而不舍毁灭一切的努力终于赢得了欧瑟的尊重。欧瑟认为贝克特的目标可能无法达到，甚至无法确定，但却无法回避。贝克特所追求的目标不仅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式的体系，甚至也将现代主义远远抛在了身后。
欧瑟将“现代主义的道德课题”定义为用艺术的影响改变人性。他注意到现代主义对于科学、技术和无穷尽的历史时代变革的兴趣。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他认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真正的诉求是提升读者的道德，而现代主义作家则试图通过写作技巧的变革以达到改变人性的目的。不过，他认为现代主义作家对于这种“理论先于文学”观点的推崇将现代主义道德课题引向了危险的方向，这是因为“他们强加了一种伪伦理的、反自然主义信条，并使之合法化”（Oser120)。欧瑟认为通过对人性的探讨，可以重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中一个被遗忘的视角。欧瑟对现代主义道德课题的研究，尤其是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美学与伦理关系的剖析，为研究现代主义文学及其与伦理、哲学思潮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欧瑟在细读五位现代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的基础上，将这些作品看作是一系列互有联系的对话式文本。这种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然而，对于艾略特及乔伊斯的作品分析，欧瑟也有简单化、简约化之虞；这不得不说是本书的一种遗憾。当然，现代主义课题中美学与伦理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课题，一部专著的研究是无法穷尽其中各种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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