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名是整部作品的灵魂。它既是书本不可分割一部分，又超然于作品主体之外，与作品形成了合作与对话的关系。它不但是整部作品的浓缩与精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因此书名的翻译是在翻译作品时很重要的一步，需要特别的关注。关于书名翻译的相应理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本论文从文化策略（异化；归化）的角度对书名翻译进行了分析探讨。它指出了异化与归化在书名翻译中所起的作用，并举例两者在书名翻译中的运用。最后，它得出了在书名翻译中异化与归化将和谐的存在，而这种情况也将持续一定的时间。
论文关键词：书名翻译,文化策略,异化,归化
1.引言
众所周知，书籍是文化传递的工具，并且是文化交流中最具影响力的传播媒介。书名，作为一本书的一个重要部分，具有提供信息、表达情感等功能.同样的一本书，对于书名，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翻译版本，这就会给读者造成困扰，给原语与译语的交流带来阻碍。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适当的翻译技巧。至今，对于书名的翻译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依据。这就给书名的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书名作为一本书的中心和灵魂的所在，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它的译法。在现代的跨文化交流中，人们经常遇到许多关于书名翻译的问题。奈达和Reyburn (1981: 2)指出：“事实上，由于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困难构成了译者最严重的问题，并使读者产生了最深远的误解。”翻译的异化与归化是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温努提Lawrence Venuti(1995)提出的用来描写翻译策略的两个术语。异化与归化作为两种主要的翻译方法是当今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异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译；归化，就是我们常说的意译。实际上，异化与归化是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策略。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背景下，随着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何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应使用何种策略?本文从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角度,通过对英汉书名中文化因素的比较与分析,探讨了书名翻译中的异化、归化运用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在书名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运用将会相辅相成。
2.书名
2.1 书名的重要性
书名是一本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书的“眼睛”，吸引着读者，并且其中可能隐含着一本书所写故事的主题或者告诉读者书的从属的类别。成功地翻译好了书名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束。换句话说，虽然书名的翻译只是翻译整本书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没有人可以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要将原语书名很好地翻译成译语书名并非易事。有时，要完成这一过程甚至还需花上很长的时间。“在他翻译的Thomas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一书的序言中，严复先生说到：确定如何将书名翻译成译语有时可能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陈福康，2000：116）在现代社会，书名的翻译变得日趋重要了。现如今全球化愈演愈烈，世界的交流愈来愈广泛，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也越来越频繁。人们会对其他国家的事物充满好奇心。书籍，是帮助人们扩大视野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书名传递给了读者关于一本书的最重要的信息，因此，书名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好的书名能在一瞬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也为书的成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自然而然地，书名的翻译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对于原语读者来说，要理解一本书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和社会意义，会比较简单，因为他们在理解源语言，文化背景和隐含上不存在任何阻碍。但是，因为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语读者对于一些书名却难以理解，这也就使得读者无法完全体会外国图书所表达的情感。另一方面，书名不但传递给了读者关于一本书的最重要的信息，而且可以作为一本书的宣传。它能让一本书在书店中热卖。好的书名不仅吸引读者的眼球，并能使一本好书久负盛名。书名往往措辞简单，字数寥寥。书名的翻译看似简单，其实极为复杂棘手。它有自己的语言美感和文化特征。书名，作为一本书的重要部分，有它独特的功能。基于此，译者翻译书名时应当给予更多的关注。
3.书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
3.1文化影响
越来越多的译者意识到了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重要性，Lefevere 和 Bassnett,近些年来西方翻译研究领域的两位重要人物，甚至认为翻译单位源于“从单词转化到文本，再从文本转化到文化。” 21世纪的翻译趋势必定如同Snell Hornby预测的那样：回归文化。(陈琳，2001:82)
显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被赋予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书名翻译中同样意义重大。在翻译中，不管考虑到文化与否，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位译者的成功与否。作为一名译者，熟知自己的文化，并且知道如何很好地将原语的文化转化为译语的文化，这是判断译者的标准所在。译者要具备充分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在翻译中遇到原语与译语的文化差异时。因为中英的文化差异，有许多奇怪的英语表达，字面上看似和汉语表达一一对应，但其实内涵不一样。逐字地一一对应，毫不考虑文化因素最终必然导致歧义。
3.2读者的接受力
一些译者如Venuti, Even-Zohar, Ge Xiaogin 和 Han Ziman (1995)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对于较为强势的文化往往采取归化策略，而对于较为弱势的文化则倾向于采取异化策略。忽略政治因素不谈，较为弱势文化的读者往往容易受较强文化影响。长久以来，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都处于强势地位，并且在中国也非常流行。因此，许多的英语词汇融入了汉语。随着时代的进步，跨文化交流将会越来越频繁，来自不通国家的人民将会接触更多不同的文化。先进的传媒将会不断地为世界人民传播更多的异域文化。人们无法避免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这些因素使得异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力也已经大大提高了。而且，读者具有智力和想象力，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语境，推断出外来词，外来表达法的含义。Newmark (1988)认为译者应当对读者的理解推断能力有信心。
4.书名翻译的异化和归化
4.1 异化和归化的定义
翻译过程中对于文化因素的处理，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归化和异化----在近来的翻译研究中这两种方法颇受学者关注。据翻译研究词典（1997）指出，“归化和异化，这两个术语是1995年温努提（Lawrence Venuti）所用的，直接援引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著作《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1813),”翻译其实只有两种方法，或者译者不打破作者的原意，让原作者来接近读者。”(Schulte & biguenet, 1992:42)
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它是运用目的语文化的表达方式来翻译原文，使译文自然流畅，能让人们更轻松更直接地理解译文。异化法，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方法，它忠于原文，力求能够再现原文的表达以便让人们更好地理解源语的文化。Venuti 把归化定义为“将原语文化中心下降到译语文化的层次，把作者送回家”，而认为异化翻译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之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 20)。
4.2 异化与归化的争议
在翻译中，归化和异化一直是众多译者辩论的焦点。国内外关于归化异化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异化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是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归化法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译(free translation)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归化和异化争论的关键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遇到外国文化或语言语境时应当采取哪种方法比较恰当。总而言之，尽管这两种方法紧密联系，但是它们却不能同时地被运用。异化派强调翻译要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有必要让译文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进而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形式（陈黎红，2004：94）。鲁迅曾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是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的洋气”（鲁迅，1982：352）。归化派提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冲突，不应把源话的语言规范和文化体系强加给目的语（陈黎红，2004：94）。归化在西方翻译研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温努提指出“早在17世纪就有了英文翻译，流利的翻译几时归化，因为归化是主流，而且一直沿袭至今。”（Venuti，1945：43）总而言之，归化和异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差异。
4.3 异化法是书名翻译的首选
异化能作为也必须是书名翻译的首要策略。
4.3.1 异化法在书名翻译中的优势
异化在书名翻译中有以下几个优点。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便是忠实于原书名和促进文化交流。
4.3.1.1 忠实于原书名
忠实，或者说是准确，一直都是翻译的焦点。国内外的译者都强调忠实原著的重要性。在18世纪90年代，英国翻译学家Alexander Fraser Tytler列出了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用以评判翻译的成功与否：
1.译本应将原著的中心意思表达完整详尽。
2.写作的风格和方式应与原著相同。
3.译本需具备原著的所有文化信息。(L efevere,199 2: 12 8)
显然，Tytler也将忠实性作为翻译标准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从国内外译者提出的翻译标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忠实性是翻译标准的中心”(陈安定，1996:23)。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书名的翻译。也就说，异化翻译也适用于书名翻译。例如，David Copperfield，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自传体小说，中译英时，林纾译为<<块肉余生述>>。“余生”在汉语里意思是九死一生，而“块肉”则让人联想到虚弱孤独。所以<<块肉余生述>>很容易让读者误认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一个求生者的经历，而这与该书的内容其实毫无关联。David Copperfield，创作于1849—1850年间，是Dickens的佳作。“主人公的童年和与Dora的爱情故事其实是Dickens年轻时的写照。”(吴伟仁,1988:159)“在David Copperfield中，Dickens很好地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当时的社会黑暗面，例如雇佣童工，学校的专制和英国贵族阶层盛行的暴力,无情和背叛。”(刘炳善,1993:353)现在该书书名被译为<<大卫.科波菲尔>>，虽不能直接传达其主旨，但却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几乎所有的汉语读者都能认出这是一个名字，一个外国人的名字。乍触及中文版的书名，读者可能会想知道他是谁，他有过哪些经历，他身上有什么故事。所以，这一译法起到了作用，完成了其需传达的意思。林先生的<<块肉余生述>>却会把读者往另一个方向带领。该书并非如书名译法所传达的那样讲述一位遇难者的求生故事。它的内容确实是关乎作者自身的经历。所以，不是基于对书的内容的理解而做出的书名翻译无疑是失败之举。<<块肉余生述>>这一译法违背了原题。另一个例子劳伦斯（Lawrence Hogue）在他的All the Wild and Lonely Places: Journeys in a Desert一书中写了一些关于加利福尼亚南边界的安萨玻里哥沙漠。“journey”一词在副标题中已有体现，所以要将原语标题译为中文，就应按照文化再现的方法来译。作者在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当地居民的历史和传统的看法。译本<<荒僻之地—沙漠行记>>，当中国读者触及标题，便会明白该书内容与沙漠有关。
4.3.1.2 促进文化交流
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人们也越来越多地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先进的传媒将会不断地为世界人民传播更多的异域文化。人们无法避免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这些因素使得异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播。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力也已经大大提高了。
另一方面，书籍，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能在书中体现。信仰，价值观，风俗，言行和审美观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在书中得到体现。而且，中英文的书名都体现了它们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看上去十分特别，因为它们不仅表达了不同的文化内涵，而且它们也通过不同的方法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翻译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文化思想的传达。事实上，翻译的本质更多地是关乎文化间的交流，因此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促进跨文化的交流。在翻译书籍的过程中，将文化因素考虑在内这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而是“必须”。在译作中能付再现原著的文化特征成为衡量一部译作好坏的重要因素。如果所有的英语著作都归化成汉语，或者反之，那么将之称为“翻译”，实属荒谬。文化是包罗万象，是一个宽泛的系统，能够兼收并蓄外来文化。就翻译而言，以下陈述三点译语读者需接受原语文化的原因：
1.这些书名隐含了原语文化，并且在译语中找不到对应。
2.原语的文化对于译语读者来说具有独特的吸引力。
3.文化是包罗万象，是一个宽泛的系统，能够兼收并蓄外来文化。
4.3.2 书名异化翻译的方法
直译是书名异化翻译的主要方法。
4.3.2.1 直译
直译并不是所谓的逐字翻译，而是说译者在翻译书名的时候按照书名的字面意思翻译，不用特别加注说明或者把书名的涵义解释出来，就能让读者理解而不会产生误解。这样既可以把原文的形象保留下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同时也是在向读者介绍源语文化。请看以下的例子：
书名例如<<吉姆老爷>>(Lord Jim),<<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很容易就吸引了汉语读者的注意力，因为汉语读者对“老爷”和“妹妹”这两个词并不陌生。但是到底是怎样的一位老爷呢？他是会像我们中国传统的老爷那样吗，官位煊赫，腰缠万贯，妻妾成群？“吉姆”，根据常识推断，并非中国名字。所以，中国读者可能会对“吉姆”的故事感兴趣。中国的小说偏爱讲述富家小姐与贫穷公子的爱情故事。Carrie也是这样吗？中国的读者可能会急于找出答案。这两本书的书名都赋予了中国读者不为他们所熟知的意象。
《水浒传》的英文译本Outlaws of the Marsh（Sidney Shapiro ）最早引起争议。译者很好地将内涵表现在了书名。这与Shapiro在翻译小说时的用意是一致的，把故事展现在译语读者面前。
在Shapiro的翻译文本中可以找到归化策略的许多痕迹。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Pearl S. Buck的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在感情色彩选择上，“兄弟”一词比“逃犯”来得可取。但是，从内容上看，All Men Are Brothers显然不能体现原著中所表现的当时的社会冲突；而且在形势上，该译本也与原著相去甚远。因此，Buck的译本仍然没有忠实地传达原著的信息。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芬森（Robert Lewis Stevenson）的名著Treasure Island有两种中文译本，<<金银岛>>和<<宝岛>>。作者认为后一个译法较为可取。汉字“宝”包括金、银和首饰等，这更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后一个译法能引起读者的悬念，而前者却不能达到这一效果。前一个译本暗示读者岛上只有金和银。寻宝也是中国作者偏爱的题材之一，因此中国读者也会愿意读他们看似熟悉的题目<<宝岛>>。“宝”与“岛”二字韵律一样，读来优美，这是“金银岛”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原书名所无法相比的。
Moment in Peking,是一位中国学者写的英文小说，当译成汉语时，中国读者读来都会满心敬佩。它的两个中文译本是<<京华烟云>>和<<瞬息京华>>，以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二者译法都极为得当，富有美感，因为19、20世纪的北京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都是转瞬即逝，或者只在人们的脑海中短暂停留。当读到这两个翻译版书名时，在中国读者的脑海中会浮现“过眼烟云”和“瞬息万变”这两个中国成语。
简单地说，以上所举的书名翻译例子都是体现了文化的交流。
4.4 归化为书名翻译的次要策略
书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些书名在很容易被某个民族理解，但往往会在另一个民族造成困惑，这就使书名的翻译变成一项艰难的工作。这时，为了使读者能更好地接受原语的文化，归化法就是一个翻译书名不错的选择。因此，一个聪明的译者就会转而改变策略，用归化翻译法。为了准确地传达书名的隐含意义，这一方法会使一些原语文化意象得到削弱。简单地说，归化强调的是通过转变和原语文化的内容使书名更自然，明快，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例如：玛格丽特（Margaret Mitchell）的Gone with the Wind在中国很受欢迎。到底随风飘逝的是何物？千千万万的读者，千千万万的思绪，答案就在其中。它的一个中国译本如诗一般美----<<飘>>，意思是漂浮，这一标题也让读者如临其境，放任自由----空中漂浮着什么？另一个译本是<<随风而逝>>也激发了读者的诗意。前者意译，后者直译。不同的翻译方法产生了相同的令人满意的效果。另一译本<<乱世佳人>>会给读者以特别的美感。“乱世”道出了故事的社会背景，而“佳人”指的是美女。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是生逢乱世。这本书里的“佳人”难道也是生不逢时，遭遇悲惨？如此之美的译本让读者们忍不住探寻究竟。另外一个例子， A Farewell to Arms海明威（Hemingway）的成名作。一本重要的书被翻译的可能性显然是极大的。这本书的书名有三种不同的译本。其一，<<永别了,武器>>，在今天仍然流行。该译法是通过直译而来，但是有人认为这个译法颇有不妥，需重译。所以便有了其二，<<永别了,战争>>。有人认为作者在该书中阐述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所以题中的“arms”暗指“war”。这个译本妥当吗？“小说告别的不只是战争，还有爱情。”(吴伟仁, 1990:244)在这个译本中体现了“战争”，但是“爱情”却被忽略了。所以，这个译本也不妥当。我们很难在汉语中找到一个词来对应“arms”，既能指战争又能象征爱情。所以有了其三，<<战地春梦>>。虽然这一译本不算完美，但是却比前两个译本要来得妙。前两个都与“arms”的字面意思有关，但是后一个却不仅关乎其字面意思，还关乎文化内容的隐含。所以如果翻译时无法达到完美，那么我们就选择其中较为可取的一个。
4.4.1 归化在书名翻译中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归化在某些书名翻译中可以很好的运用，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歧义就是显著的一个。
4.4.1.1对外国文化的误解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或许会有相似，但毋庸置疑地，两种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归化翻译法可能会在书名翻译中造成歧义。让我们再来看看David Copperfield的例子。<<块肉余生述>>中的“余生”在汉语里意思是九死一生，而“块肉”则让人联想到虚弱孤独。所以<<块肉余生述>>很容易让读者误认为小说的故事情节是一个求生者的经历，而这与该书的内容其实毫无关联。可惜的是，对书名的误译往往是将原著含义的掩盖。
5 书名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使用
如果翻译时无法达到完美，那么我们就选择其中较为可取的一个。在翻译中，归化和异化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文化移植需要不同的方法和方式，译者可以根据需要采用归化或异化策略。奈达（Nida）说：“翻译存在于译语语言对原语语言的再生，这样译语读者就能像原语读者理解原语信息一样去译后传达出来的信息。”书名是书最能传递信息的一部分。成功的译本能带领读者领会原语的信息。如何成功做好翻译呢？除了林语堂先生的标准-----“忠实、流畅、优美”外，严复先生提出了“信、达、雅”(马会娟, 2003:28)。对于译者来说，了解原作者的意图，了解翻译的目的，意识到译语读者的需要对翻译方法的取舍是很基本的，并且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语言的不同隐含和译者们对同一论点的不同态度，如何保留，转移哪一部分都会有不同的解决策略。不同的译本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大相径庭的。《红楼梦》，杨宪义将其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而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将其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这也分别反应出了译者的翻译意图在选择策略上起来决定性的作用。翻译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杨先生，原语语读者掌握的是汉语，并熟知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地，霍克斯先生，其译语读者可能包括普通的美国或英国大众，他们阅读此书仅为一饱眼福。
Sound and Fury，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自传体小说，中文译本《喧哗与骚动》盛行已久。作者想将其译成《声音与疯狂》。事实上，书名源于著名的诗歌“Told by an idiot, full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William· Shakespeare Macbeth: Act 5, Scene 5.）《声音与疯狂》似乎与原诗歌更为贴合。将“ a tale told”表达为“喧哗”是不合适的，将“ a tale told”的行为表达为“疯狂”似乎比“骚动”更贴切。
The Broken Wings 是关于一对年轻人，因包办婚姻而产生的悲惨的爱情故事。直译为<<折断的翅膀>>。虽然十分地忠实原有标题，但是该版本却不具审美感。“翅膀”指的是什么？天使是什么？答案是“上帝的信使和仆人，通常带有翅膀，穿着白衣。”(The Commercial Press, 1998:49)她的形象象征着年轻人渴望的浪漫爱情。
如果翅膀断了，她还能完成使命吗？人们会揣测天使般的爱情遭遇什么挫折。所以，“Angel”应当在译语中再现。所以有了译本《断翅天使》。“断翅”可以忠实于原标题的“broken wings”，而且“天使”可以表达“wings”的隐含义，并且这个译本富有美感。
在汉译英文书名时，经常采用增译法，例如中国的汉字“集”,“记”,“传”,“经”,和“录”常被增加在末尾，这也是本文所说的文化再现。“再现是保证译语可读性的最好方法。”(刘宓庆, 1999:197)Leaves of Grass，出版于1855年，是惠特曼的杰作，其中包含了12首诗歌。被译为<<草叶集>>，虽然原标题并未透露任何有关“collection”（集）的文字。如果我们将其译为<<草叶>>，人们会联想到该书中包含了好几首诗歌吗？The Canterbury Tales，<<坎特伯雷故事集>>的译法也是同一个道理。虽然诸如“tour”（漂流）、“adventure”（冒险）并为出现在主人公名字后面，Robinson Crusoe被译为<<鲁宾逊漂流记>>，而不是<<鲁宾逊>>。一看到这个标题，中国的读者就会联系到这是关于鲁宾逊的历险记。如果我们将 The Adventures of Tom Sawyer译为<<汤姆索亚的探险经历>>，就会显得呆板、俗气。我们会更喜欢<<汤姆索亚历险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主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刘炳善，1993: 360)，在中国也有许多爱好读者，其中文译本为<<双城记>>。
Bible，“基督教徒的圣书，有旧约和新约两部分”(商务印书馆，1998：123)，在汉语中被译为<<圣经>>，这一译法让非基督徒们无法把它与宗教联系起来。汉字“经”让中国人有许多的联想。英语书名在翻译成汉语时可以得到很好的再现，汉语书名翻译成英语时也同样可以。<<易经>>，译为The Book of Changes，<<诗经>>译为The Book of Songs;<<孝经>>译为 The Book of Filial Piety。卢梭，The Confession的作者，因他的思想而闻名于世。这位作者并不知道他的著作是如何从法语译为英语，但是由英语译为汉语确实妙哉。中文书名为<<忏悔录>>可以让中国读者尽情地联想。“忏悔”二字告诉读者这是关于作者自己的经历。“录”字完成了文化的再现，因为它暗含作者要忏悔许多事。
在翻译中是否采取归化或异化并非绝对。真正重要的是文化意识。换句话说，译者应当清楚地意识到不同语言的文化差异。而且，译者一旦决定采用一种翻译策略，那么其必须贯穿整个翻译。
6.结论
书是最具影响的大众传媒产物之一。随着中国与外国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交流，英语读物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人的娱乐生活中起了占有重要地位。中文读物也同英语读物一样走向了国际。所以翻译外国书籍已经成为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之举。书名，作为书的重要部分，不仅吸引了读者的眼球，而且能让一本好书享有永久的美名。翻译书名有趣而富有挑战。但是现在书名翻译仍然乏人问津。同一本书，有不同的书名译本，这往往给读者带来困扰。
归化与异化是用于解决书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的两种策略。翻译过程中，文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文化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翻译的本质是文化的交流，翻译的最终目的也是展现不同的文化。迄今，翻译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时，归化与异化的方法常被采纳。翻译理论研究者和译者在选择上各执己见。很显然，归化与异化在处理文化因素时所持的态度是不同的。在英汉翻译书名时，我们必须注意英汉书名表达文化的不同方式，以便于我们决定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还是以原语文化为归宿。
参考文献
Cao Xueqin and Gao E. 1978.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Tran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Hawkes, David. 1980. The Story of the Stone.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Newmark, peter. 2000.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London: Richard Clay(The Chause Press).
Nida, Eugene. 1982. Translating Meaning.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Nida, Eugene A. 1984. On Transl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and English.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Nida, Eugene A. 1993. Language, Culture & Translating.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Nida, Eugene A. 1998.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Inner Mongolia: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
Samovar, L.A. 20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Wilss, Wolfram. 1982.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 – Problems and Methods. Gunter Narr Verlag Tubingen.
曹雪芹，高鹗,2000，《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安定，1996，《英汉比较语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郭建中，2001，《文化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胡翠娥，2000，归化与异化再思考，《外语与翻译》，1: 45-48。
林碧英，2004，习语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宁波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89-91。
刘英凯，1994，归化—翻译的歧路，《翻译新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骆贤风，2003，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论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0: 387-391。
孙致礼，2001，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山东外语教学》，1: 32-35。
孙致礼，2002，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中国翻译》，1: 40-44。
谭惠娟，1999，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看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中国翻译》，1：45-47。
谭载喜，1999，《新编奈达论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虞建华，2008，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特征与误区，《外国语》2008年第1期
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