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口流动迁移愈益活跃,东部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成为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数据显示,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全国省际迁入人口分别为1107万、4202万和8588万,其中迁往三大城市群的分别达到449万、2855万和6112万,所占全国比重从1990年的40.6%上升至2010年的71.2%。由于流动迁移人口绝大多数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居住于城镇,因而大多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例如,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全国74.5%的省际迁移人口迁入了城镇,2010年“六普”时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3.4%。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规模庞大的迁入人口带动了城镇常住人口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2.6%,长三角和珠三角等较为发达的城市群区域城市化水平已超过65%。对于城市化发展处于较高阶段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仅研究人口由农村迁往城市或将农村人口划归为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化现象已经不足。英国学者钱皮恩(Champion)指出,人口城市化过程实际上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镇集中、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向城市核心区域集中这样三种过程[1]。对于城市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的城市群区域,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区域空间动态视角研究其人口城市化问题,分析人口在城市群的核心、腹地、城区与郊区之间的流动迁移以及由人口生育率差异所产生的人口增长变动带来的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发展演变。本文将从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出发,运用ROXY指数方法,根据人口在区域空间的增长变动情况,对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发展问题展开分析。
二、 文献回顾
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是人口学、地理学与经济学交叉领域产生的学说,主要以区域核心与腹地之间人口数量、密度和流动迁移等指标测算区域人口城市化所处的阶段,以揭示城市化空间动态演化过程。克拉森(Klaassen)提出的“空间循环假说”(Spatialcycle Hypothesis)依据城市群是否整体经历了人口增长和下降,以及核心与腹地人口变动的集聚与扩散特征,认为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将经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四个阶段的循环。
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理论与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都市圈、城市群(之间)城市化空间发展阶段问题的研究中。埃利奥特(Elliott)运用差别城市化理论分析指出,美国城市群区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城市群人口更多地迁往非城市群区域。
三、 研究方法:ROXY指数
在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理论模型当中,ROXY指数方法是以区域核心与腹地之间人口增长变化的互动关系,来判断城市群或都市区处于“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哪个阶段以及其人口空间集聚和扩散的特征如何。流向城市群或都市区人口的具体区位选择是不同的,有的选择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有的则流入城市群的腹地;有的迁入城市的城区,有的则进入郊区,并且在不同时期,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群核心与腹地以及城市的城区与郊区之间选择的偏好也在不断变化,同时,城市群区域的核心与腹地、核心城市的城区与郊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存在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这些区域人口增长变化的波动,并由此共同构造出城市群区域或者大都市区人口城市化空间发展阶段的演进。ROXY指数方法可以较好地量化分析城市群或大都市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发展变化。
其中,Rt为t年至t+1年的ROXY指数的值;WAGRt为t年至t+1年空间单元
i(核心或腹地)每年人口增长率的加权平均;SAGRt为t年至t+1年空间单元i每年人口增长率的算术平均;Sc为换算因子(即104);rti为t年至t+1年空间单元i每年的人口增长率;wti为空间单元i在t时期的加权因子;n为空间单元的数量。当用于分析城市群或都市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变化时,将ROXY指数的加权因子设定为,核心(城区)=0,腹地(郊区)=1,则上式中有:空间单元个数n=2;空间单元(i)若为核心区域或者城区,则i=1,若为腹地或者郊区,则i=2;空间单元i的加权因子(wi)若为核心区域或城区,则w=0,若为腹地或者郊区,则w=1。
图1的左边展示了ROXY指数的正值、负值,分别表征着人口城市化处于哪个阶段,并且通过ROXY值是上升还是下降来判断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演进速度;右边为ROXY随时间变化的边际值⊿ROXY/⊿T,它更为直观地揭示了城市群或都市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循环。
本文计算ROXY指数值的数据为1982~201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进行ROXY指数值的分析,可以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区域实有人口的增长变动情况,由此判断区域城市化空间路径的演进过程。分析中,设定上海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江苏和浙江为腹地;北京为京津冀城市群的核心,天津和河北为腹地。
图2和图3分别显示了1982年以来长三角和京津冀ROXY指数的值以及ROXY指数随时间变化的边际值⊿ROXY/⊿T所揭示的这两个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发展演进。
可以看出,1982~2010年间,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ROXY指数的值基本为负,这说明在这近30年中,二者均处于人口的加速集中和减速集中的过程中。根据图1所揭示的含义,从ROXY指数的值及其边际值⊿ROXY/⊿T的变化中可以判断出,198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人口的加速集中-减速集中-加速集中-减速集中-加速集中的变化过程,目前大趋势仍处于人口加速集中的过程当中,即处于人口城市化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则经历了人口的加速集中-加速集中-减速集中-加速集中-减速集中的变化过程,目前大趋势处于人口减速集中的过程中,即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阶段。笔者认为,更为活跃的人口流动迁移使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周期相比京津冀城市群而言被拉长,而作为京津冀城市群腹地之一的天津对外来人口也有着较强的吸引力,使得京津冀城市群比长三角城市群更快地进入了向人口郊区化过渡的阶段。
可以看出,上海ROXY指数的值在1990年之前为负值,即处于人口的集中过程;1990年之后为正值,进入人口的分散过程。与之不同的是,北京ROXY指数的值2005年之后才变为正值,即进入人口的分散过程,比上海晚了15年左右;而这之前,北京一直处于人口的集中过程当中。具体而言,1982~2010年,上海城市化空[本文选自第一 论文网 欢迎光临lunwen.1KEJIAN. com]间路径经历了人口的减速集中-加速分散-减速分散的变化过程,目前处于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之间的过渡;北京城市化空间路径则经历了人口的加速集中-减速集中-加速扩散的变化过程,目前处于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过渡。
根据菲尔丁(Fielding)的研究,若一个城市或区域进入了人口逆城市化阶段,说明该城市或区域的产业结构由工业经济转变为了后工业经济[15]。前面的分析揭示出,上海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进入了人口逆城市化阶段,北京市则在2005年后进入了人口逆城市化阶段,那么,二者当时的产业结构特征如何呢?资料显示,上海1995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57.3%,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40.2%,当时仍处于明显的工业化阶段。所以,在1990年代中期上海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与其产业所处阶段并不符合菲尔丁的观点,即上海人口逆城市化的带动因素并不是后工业化而是工业化;2005年后,上海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向再城市化阶段过渡,其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48.6%,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到50.5%,产业结构初具后工业经济特征。依据菲尔丁的观点,总体而言,上海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发展超前于其经济中产业结构的提升速度。上海产业结构中服务经济的“短腿”现象引起了政策层面的关注,2005年之后,上海加大了服务业发展的力度,2010年,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为42%和57.3%,相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经济结构中的后工业特征已经比较明显,2013年8月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可望进一步带动上海服务经济特别是金融和贸易领域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促使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空间演进之间形成更为匹配的良性互动。北京市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29.4%,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69.1%,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是第二产业的两倍还要多,经济中的后工业特征十分明显;至2010年,北京市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进一步下降为24%,而第三产业比重则上升到 75.1%,经济中的后工业特征更加突出。按照菲尔丁的观点,北京市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发展与其产业结构演进较为匹配。
从图2和图3所揭示的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整体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演进的比较可以发现,作为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上海和北京,目前分别处于逆城市化向再城市化的过渡以及郊区化向逆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超前于作为城市群整体的长三角(仍处于城市化阶段)和京津冀(处于城市化向郊区化的过渡阶段)。可以说,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比城市群整体的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演进更快速和成熟。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三点:第一,以ROXY指数方法测算,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处于人口加速集中的城市化阶段,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市化则处于人口减速集中的城市化向郊区化过渡的阶段;第[本文选自第一 论文网 欢迎光临lunwen.1KEJIAN. com]二,上海和北京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分别处于逆城市化向再城市化的过渡以及郊区化向逆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这意味着城市群核心城市的人口城市化空间发展较城市群整体而言更为快速和成熟;第三,北京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与其产业结构演进较为匹配,上海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则超前于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本文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三点:第一,以城市群、都市区等空间区域为单元,多视角地理解和分析城市化问题。以往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多局限于城市人口所占比重提高而带动的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视角,忽视了将城市群或者都市区作为整体研究单元,研究人口在城市群的核心与腹地、都市区的城区与郊区之间的流动迁移以及人口自然增长变动所产生的城市化空间发展的路径与阶段问题。目前,在我国区域格局中城市群和都市区形态日益凸显的发展时期,需要更多地从城市群、都市区整体视角出发,研究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演进。第二,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有其路径和阶段,经历人口向核心城市集中的城市化阶段之后,也必将经历人口向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及小城镇扩散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等阶段。相关的城市化制度设计以及人口流动迁移政策导向可以遵循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演进规律,进行相机抉择。比如,在城市群核心城市上海或者北京等特大城市居住人口接近峰值时,可以放开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户籍以及附加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制度,政策引导人口向小城市和小城镇回流,促使人口在城市群区域内的合理流动以及向非城市群区域的回流。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论述便体现了政策对于人口城市化空间发展阶段规律性的把握以及对有关问题做出的针对性引导。第三,城市群或都市区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演进与其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不同步性,除了经济因素外,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还受到人口迁移政策、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生育政策和规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产业经济因素必将成为影响人口城市化空间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采用的ROXY指数方法只是城市群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演进的分析方法之一,若可以获取城市群区域内各城市之间人口流动迁移的详细数据,则可以进一步以细分城市化理论模型等方法量化分析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空间路径的变化发展。
参考文献:
// R. Padison Handbook of Urban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1.
. Hampshire: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 1979.
.『学習院大学 経済論集』,2007, 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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