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的财富观体现在两大方面，首先孔子个体的财富观主张喜欢财，并且多多益善；提倡获取财富的手段要取之有道；贫穷的人安贫乐道；富裕者懂得富而好礼。其次在国家财富观方面，孔子倡导先富而后教；统治者做到周急不继富；然后实现民富、兵强、国信的理想社会。
关键词：孔子；安贫乐道；富而好礼；富民 财富观点是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因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同，所以财富的内容也就不同。孔子出身于社会动荡和时代变革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由奴隶社会逐渐转化为封建社会的时代，因此上至国君，下至庶民，财富所占的内容同样各有所异。 一、孔子的个体财富观 第一，孔子不否认喜欢财，并且希望多多益善。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以下再引此书，只引篇名。）他承认，向往富贵厌恶贫穷是人的天性，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有求富的愿望。“孔子少孤”（《礼记·檀公上》）且“贫且贱”（《史记·孔子世家》），按当时的家境，他就是从贫困的生活中磨练出来的。孔子承认自己有发财致富的愿望，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以为之。”（《论语》），因为在春秋时期，官位越尊，俸禄就越优厚，执鞭虽为贱职，孔子也愿意做。 第二，孔子提倡获取财富要做到取之有道。孔子虽然认为人人都想追求富贵，但是获取手段不正道，“则仁者不处。”所谓的“道”，就是一切要按礼的原则办事，符合原则的称为“有道”，否则就是“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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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之前，先说到：“邦有道，贫且贱焉，”（《泰伯》）是可耻的。孔子认为对物质财富的鄙薄与否，是以国家是否“有道”为前提的，如果是在一个“邦有道”的社会，一个人仍然过着“贫且贱”的生活，也是可耻的，他承认富贵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积极猎取的，并且君子也有追求“富且贵”的正当性。他认为在获取财富时，首先考虑到手段是否符合道义的原则，倘若是不义富贵，就要像天上的浮云一样。孔子主张不同等级的人获利方式是不同的，对于君子来说，决不能过分的满足个人私欲，过多的贪欲是有害的“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因此要时刻保持“君子义以为质”形象。（《季氏》） 第三，孔子主张安贫乐道。富贵人人欲得，但并非人人都是自然可得，因为“富贵在天”，富贵是不能强求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克制自己的私欲，发扬“安贫”、“知命”的精神，能够做到“贫而乐”和“贫而无怨”。这一思想也是孔子财富观的重要观点。孔子一生“志于道”（《述而》），认为“好勇疾贫”（《泰伯》）是乱的根源，孔子曾对“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的颜渊赞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也。”（同上），孔子一生筚路蓝缕，生活虽然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述而》），但是他仍然乐在其中，孔子告诫人们特别是在“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学而》）的情况下，更要学会乐在其中，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罕》），对于子路“不忮不求”，孔子大加赞赏“是道也”。（同上） 第四，孔子提倡富而好礼。对于一些生活富裕的人来说，能够做到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相反能做到讲富而好礼是很难得。因为只有做到“富贵而知好礼者”才能做到“不骄不淫。”（《礼记·坊记》）孔子认为季氏已经富于周公，仍然贪心不足，用田赋部分公田、私田一律征收军赋，孔子批评他的举动是“不度于礼”（《左传·哀公十一年》）同时，他的弟子冉求也参加了这一改革，“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先进》），他宣布把冉求逐出门墙，动员其他弟子“鸣鼓而攻之。”（同上）同样孔子也批评臧文仲的行为，他的生活极其奢侈，“臧文仲居蔡，山节藻秝。”（公治长》）但是孔子斥之他不知礼。很多富裕生活者很贪婪，希望通过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财富，这样“富而无骄”就容易走向“富而有吝”的局面，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已。”（《泰伯》）因此在孔子看来，管仲的过分奢侈和晏婴的过分节俭都是错误的，他主张不同等级的人应该有其自己身份相适应的消费水平。 二、孔子的国家财富观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礼记·哀公问政》）孔子把爱人为执政之首，爱人民关键在于让人民富裕，因为他意识到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富裕了，就容易治理，一旦国家陷入贫穷的状态，那么统治者“天禄永终。”（《尧曰》）国家和人民都富裕是孔子所追求的目标，可见作为统治者就必须实现“因民之利而利”（同上）这里所谓的“利”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人们的道德教育活动。 第一，孔子倡导富之然后教之。《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富焉，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主张先使人民富起来，然后进行教育，这里既包含着富民思想，也蕴含着“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孔子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民、食、丧、祭”（同上）这里把民、食置于政务之首，可见，他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如何才能使民富呢？孔子提倡首先要发展生产，南宫适提到“禹稷躬稼而又天下”（《宪问》）肯定统治者重视“耕稼”，孔子赞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同上）以此出发他主张“节用”、“使民以时”的观点，就是要求国家尽可能的节省财政支出，同时让老百姓遵循农业生产规律从事农业生产。他认为统治者只要做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能保障农民的生产时机。他反对统治者与民争利，他批评鲁大夫臧文仲“妾织蒲”、“置六关”是与民争利的不仁行为，主张因顺民情，国家应当给生产者一些实际利益，以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并非干涉人们生产的自由。其次主张要“敛从其薄”，《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记载：“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于仲尼。仲尼……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康子想要实行按田亩即按重赋的方法征收军赋，派了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明确表示反对重赋敛，认为“丘赋”已经足用，按田赋纳税增加了人们的负担，因此，他对冉求的态度非常坚决：“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 第二，孔子主张周急不继富。他说“乘肥马，衣轻裘。”（《雍也》）表明冉求资助已经富贵的人，孔子认为“周急不继富”（同上）的对象应是生活困极者，而非生活富裕者，孔子主张统治者能广施恩惠，济民于患难，“爱民”的表现还体现在“惠民”上，他说：“惠足以使人”（《阳货》）就是要统治者施予百姓以实惠，在“惠民”的过程中更要做到“惠而不费”（同上），即既给百姓好处，统治者自己又没有什么耗费，这样做让社会每个人“使劳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从而实现全国上下“安百姓”（《宪问》）的局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分配不均的现象很严重，孔子提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此表明孔子主张在财富分配上，按照“礼”的原则，使剥削阶级获得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称的财富，达到公平公正的目的，这样人心才会安定，社会才会安定。社 会上出现的“贫而无怨难”（《宪问》），就是不均的弊病。 第三，民富、兵强、国信。所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三政，把“足食”放在第一位，可见统治者重视富民的思想，“生民之道，食为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一定程度上肯定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另外孔子主张要发展国家军备，因为兵强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保障，子贡问孔子：“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足食足兵是民信的前提，民信则是足食、足兵的结果，所以说“去食”者，乃由民信为立国之本。孔子曾经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信则民任焉”（《尧曰》）、“信则人任焉”（《阳货》），可知信能立国，故信终不可去。 综上所述，孔子的财富观是以礼、义为前提的，要求人们按一定的道德规范追求财富的活动，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处理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告诫当代人好利爱财乃是人的天性，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要取之有道，贫穷的时候要发扬贫而好乐的精神，在富裕的情况下，更要学会富而好礼并进而做到周急不继富，特别是国家财富在分配的时候，争取做到各得其所而实现公正合理，最后达到天下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2]刘宝楠：《诸子集成》，长沙：岳麓出版社，1996年。 [3]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5]吕不韦，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中国论文网(www.lunwen.net.cn)免费学术期刊论文发表,目录,论文查重入口,本科毕业论文怎么写,职称论文范文,论文摘要,论文文献资料,毕业论文格式,论文检测降重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