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籴法繁芜复杂。“自熙宁以来，和籴、人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给籴、俵籴、兑籴、寄籴、括籴、劝籴、均汆等名。其曰坐仓：熙宁二年，令诸军余粮愿汆入官者，计价支钱，复储其米于仓。”“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据学者研究，宋代籴法有29种之多。目前，学界关于宋代籴法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围绕和籴、人中开展的，而对众多其他汆法关注不多。虽然宋代籴法或置或废，改头换面者有之，执行不广者有之,但并非都隶属于和籴、入中。事实上，宋代籴法除和籴、人中之外，还存在不少影响较大较为特殊者，如坐仓就是其中之一。60多年前，日本学者佐伯富曾以《宋代(7)坐倉》为题，从运送费的增大、军人的余粮、坐仓法的起源与目的及坐仓法的规定等层面，初步考察了宋代的坐仓。这是迄今为止对宋代坐仓最早、最为系统研究的专文，他的开拓之功不可没。不过，囿于佐氏的史观、研究手段等，该成果尚有诸多可增益空间。国内学者除朱家源、王曾瑜二位先生对坐仓有450余字的专段论述及袁一堂先生对此略有着墨外，不见其他研究成果。结合坐仓的文献记载及其在宋代粮草籴买中的地位，笔者认为，现有成果尚不能很好揭示宋代坐仓的历史镜像。鉴于此，本文拟考察宋代坐仓的发展、演变、政府对其管理及其历史地位与影响等层面，以丰富学界对宋代粮食籴买制度的认识。
坐仓在宋仁宗时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大致说来，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时局陡艰，原有汆法难以应付庞大的开支，尤其是粮草措运。当时，民族矛盾加重，宋夏战争频仍，辽也趁机施压，河东、河北，尤其是西北边疆屯驻了大量军队;民生趋艰，社会矛盾重重，“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可不忧”;募兵膨胀，常备军人数达一百十余万至一百二三十万人。养军、军备及战争等的巨大开支，使之前早已捉襟见肘的粮草购籴、支移系统，更加不堪应付了。
其二，现有籴法弊端突出，亟须改革。至和二年(1055),薛向认为河北籴法：“被边十四州，悉仰食度支，岁费钱五百万缗，得米粟百六十万斛，其实才直二百万缗尔，而岁常虚费三百万缗，人于商贾蓄贩之家。”嘉祐二年(1057),张方平又披露了京师军储之弊：
盖自庆历七年拣发京东、西、江、湖、淮、浙宣毅兵士，充填在京诸军，至于诸色冗食，顷来益众。复自有事西边，内外支费不赡，屡减东南之籴，使输缗王府。或州郡灾伤，朝旨辄辍粮运，以救赒艰急。亦缘诸路转运积成废慢，年额亏减，上下因循，阙于督举，官失其守，事忘其旧，致令储备益乏。如此日侵月削，更五七年，京师仓廪无一年之蓄矣。
夫金帛轻货，缓急易聚，至于粮馈，非素为备，若因之以饥馑，倘别有不可预防之事，一旦阙误，岂可仓卒而致者。
其三，军人粮草消费不完，有大量结余。宋英宗初，蔡襄已指出军队粮草开支在全国同类支出中的比重。前已初步述及坐仓在宋仁宗时的发展，综观有宋一代，坐仓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坐仓由东京开封逐渐推向全国。正如前述“汴河粮纲”坐仓现象所展示的，坐仓当发轫于当时的京城开封。嘉祐二年(1057),张方平曾论述京师坐仓的重要性：“今以军储大计，欲仓廪充实，诸河所般年额上供斛斗，据见今纲船兵稍(梢)常患不足，难更添数般运，惟是在京坐仓收籴，可免漕輓之费。”®其实在这之前，随着在京师实践的成功，坐仓就早已推行到了河北沿边地区。®如至和二年(1055)十一月，宋廷在河北置河北都大提举使籴粮草及催遣黄、御河纲运公事，并令薛向董之，专门措置河北坐仓等仓法籴储、纲运等事宜。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正月二十二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言：“检会编敕：军人食不尽月粮口食，并许坐仓籴人官。自来河北、河东、陕西州军少阙省钱，多不施行。欲乞三路如阙见钱，许提举常平仓司坐仓收籴，以备俵散。如合留充军粮支遣，即却令拨充和汆，或人中仓。”①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诏闻通远、秦、陇、凤翔、永兴等州军屯驻并过往及马递铺兵所请粮，官坐仓籴数过多，反致日食不足，复增价买于民间，令提点刑狱司下本路究实以闻”®。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坐仓已推广到河北、河东、陕西。不过，因其发展过快，以至出现“官坐仓籴数过多，反致日食不足，复增价买于民间”现象。元丰三年(1080)，就连远在“琼州之南十有六程”的朱崖军也已推行坐仓：“朱崖军颇有生熟黎峒米，并海北客舟载米，及军人等坐仓，皆可收籴。如岁计得足，乞尽令纳见钱，实为久利。”®可知迟至元丰三年(1080),坐仓已推广到全国各地了。但发展过快，其弊端也随之而生，宋廷不得不限制军人坐仓余粮的数额。
(二)籴买对象的扩大。从前揭知坐仓最初籴买的对象只是军人。但随着历史发展，坐仓的对象也不断扩大，由有余粮的军人逐步发展为普通民户、商人甚至官吏等人群。元丰元年(1078)九月二十九日，宋神宗令“籴民所自籴米粟及坐仓入官，仍依诸军所请用见钱，坐仓收籴”®。“籴民”一词，表明此时坐仓对象已不单单是军人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八月，诏坐仓征收沿边官员斛斗：“徳顺军静边寨置市籴场，广行收籴，及令本路五州、军和籴场坐仓收籴官员并诸军斛斗。其和籴场仍并用见钱籴买。内坐仓收籴官员诸军斛斗，并召情愿，不得抑勒。”@元符元年(1098)二月，户部言：“保平军状，准条应官员请俸粮草，除食用外，有馀数亦依诸军价例坐仓。乞特不许知州、通判入中及坐仓坐场，其粜俸馀，即不得过坐仓钱数。如允所乞，其本路诸州、军，并河北、河东路亦望依此施行。”®宋廷则据之推行。南宋孝宗时，一再诏令粮草坐仓收籴，不得强配于民。®上述足以证明，坐仓由北宋发展至南宋，其籴买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不仅有军人、商人、普通民众，甚至还有官吏等。籴买对象的扩大，既表明坐仓在宋代籴法、财政征收系统中更加重要，同时也说明政府对基层民众的盘剥加重了。一再诏令“不得强配于民”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对一般民众而言，坐仓不啻为一种新型的强加于身的盘剥手段。
(三)坐仓方式的变化。随着坐仓的发展，坐仓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渐由现钱当场支付到折估交易;由自愿征收为主到抑勒收缴为主。从前述知，自愿出粜人官，官方当场“计价支钱”，是坐仓最初的关键特征，后来这些特征不断发生改变。迟至熙宁八年(1075),就已出现强制征收军人粮草现象：“提举官杜常惟体量到宁州常预借振武等指挥一月军粮，坐仓全籴人官，永兴并陕府阌乡县亦尝坐仓收籴。”®此后，尽管朝廷一再禁令不得抑勒坐仓，但抑勒坐仓现象愈来愈严重。抑勒征收的对象不仅仅是军人、普通民众等，有时还是政府官员：“内坐仓收籴官员诸军斛斗，并召情愿，不得抑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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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六年(1083)五月，宋廷“诏坐仓收籴请军粮斛不取军人情愿，以违制论，不以赦降去官原减”®。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八月，“内坐仓收籴官员诸军斛斗，并召情愿，不得抑勒”。不过，朝廷的禁令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以致后来“强配于民”了。既然坐仓余粮自愿出粜逐渐发展为抑勒征收，那么现场“计价支钱”也难以为继了。变化之一，出现低价籴买现象。为鼓励军人出粜余粮，坐仓计价时一般都会高于市价，有时还增钱收籴。®不过，伴随抑勒征收的发展，籴买支付时“支价钱低小”、“低价籴买”等现象不断出现，®甚至“坐仓虚称官买”：“诏诸路漕司据住营、驻泊厢、禁军未支军粮，疾速应数按月支给，不得循习旧弊，及坐仓虚称官买，量给价钱。违者，重行窜责。”®变化之二，“折估”现象出现。“折估”，是不以现钱或不全部以现钱，而用盐、茶、钞引、絹帛甚至度牒、官告等折算现钱，往往不当场支付，是宋代籴法中很普遍的支付方式。“折估”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后来可以说是变相剥削的代名词。关于“折估”情况，可参阅研究成果很多，兹不赘。相对于抑勒坐仓，坐仓“折估”支付在现存宋代文献中出现较晚，但这并不能说明其在宋代出现就晚。崇宁四年(1104)十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札子：“奉御笔：‘备边兵马消耗甚多，盖自衣粮不时赒给。切当留意措置招填，检察官司预桩请受，无令减克，兑折坐仓。’今勘会诸军及减克请受、兑折坐仓，不止陕西、熙河，应三路沿边皆当立法。”®两宋之际，士兵认为“昔日禁军难作而易活，今日禁军易作而难活”的原因之一，就是“坐仓折估”：“昔日法行，而上下之分严，故难作;然请给衣粮及时，而得无冻馁之患，故易活。今日法不行，而上下之分苟简，故易作;然请给衣粮，多不及时，又有坐仓折估之法，妻子不免于冻馁，故难活。”®“兑折”也是“折估”的一种方式。前述足见当时坐仓折估的普遍性及其危害性。
正如朱家源、王曾瑜所论“从籴本构成的演变，从置场和籴为主到抑配征购为主的演变，是把握和籴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两条主要线索”®,坐仓也由最初针对军人余粮自愿出粜，现场计价支付为主演变为强勒于民，低价、折估甚至不支价为主。坐仓支付方式的演变，见证了宋代一项原本比较合理的籴法逐步异化的过程。宋代坐仓的演变不是个案、特例，而是普遍现象的映射。这种演变既是宋代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之必然，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不可摆脱的内在逻辑所使然。
(四)坐仓地位的变化。前述“坐仓由东京开封逐渐推向全国”及“籴买对象不断扩大”，也从一定层面论述了坐仓在宋代籴法中地位变化的轨迹。不过，就坐仓在北宋执行情况来看，虽然其在宋仁宗时曾是支持籴法改革的三大政策之一，在当时，尤其是宋神宗时获得较快发展，但它仍不过是当时众多粮草籴买制度中的一个;虽然官府发展籴法的政策时有偏颇，但在当时坐仓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一种补充作用，至少还不是主要的籴法。但这种情况到南宋时发生了变化。乾道九年(1163)正月十一曰，臣僚言：“省仓、丰储仓等处收籴米斛有二，曰坐仓和籴，曰收籴客米。”®这表明坐仓已是当时的主要籴法之一。当时朝廷曾应副襄阳府吴拱官兵合用粮五万石，其中二万一百石为鄂州坐仓和籴到米内取拨。®当时朝廷过于依赖坐仓积粮，一些有识之士不无担忧：“积粮若止望坐仓，恐未易办，其他如度牒、召人人中之类，亦可行否?更度彼间要切者，具奏为佳。”®所以，坐仓在南宋的财政征集中，尤其是军粮筹措中处于关键性地位，渐成为当时主要籴种之一。
概而论之，前文从以上几个方面梳理了宋代坐仓发展的主要轨迹。随着坐仓的发展，宋廷也逐步对其加强管理。其实，宋廷对坐仓管理方式、政策的变化，也是坐仓发展的表现之一。
早在至和二年(1055)十一月，作为坐仓等籴法的专门管理机构——籴便司已设置于河北大名，任命薛向为河北都大提举使，负责汆粮草及催遣黄、御河纲运公事。®元丰元年(1078)九月，薛向以同知枢密院再次提举籴便所。作为专门管理籴法的机构籴便司，或籴便所的设置及运作，无疑促进了坐仓等诸多籴种的发展。宋哲宗时进一步改进仓部机构的设置。如元祐元年(1086)十月四日，“诏户部以减罢仓部郎中一员，许复置，专勾覆案并印发诸色钞引。(郎官一人。分案有六：曰仓场，掌粮草收支及出纳欠折;曰上供，掌年额上供斛斗及封桩粮草;曰粜籴，掌粜籴、坐仓、折纳等;曰给纳，掌给禄廪、赈济、杂给事;曰知杂;曰开折。吏额：主事一人、令史二人、书令史八人、守当官八人、贴司九人。)”
在宋廷不断完善坐仓管理机构的同时，还不断用诏令、行政命令、立法等规范坐仓的发展。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仪鸾司官孙思道所言坐仓事，“诏条例司条例以闻，条例司请如嘉祐附令敷坐仓故事行之”。同年九月十八日，条例司言：“近日在京米价斗贱，诸军班及诸司库务公人出粜食不尽月粮，全不直钱。欲乞指挥三司晓示，今后愿依下项所定价出粜人官者，依嘉祐附令敕坐仓条贯施行：‘诸班直一千，捧日天武、龙神卫八百，拱圣、神勇以下七百，上、下杂诸司坊监六百。’”③此即《皇宋十朝纲要校正》所称“立坐仓法”④。目前虽难窥“嘉祐附令敕坐仓条贯”的具体内容，不过从三司条例司对其的重视，以及熙宁“坐仓法”严格据其执行等现象，是可以蠡测到嘉祐坐仓法在规范坐仓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的。
基于以上的探讨，这里浅析坐仓在宋代籴法中的地位及作用。
首先，坐仓是宋代一项重要的粮食筹措制度，在宋代籴法中地位重要而特殊。正如前述，宋代粮食籴买制度很多，但相对于其他籴法籴买对象主要是一般民众、商人，购买物主要是初次进人流通领域的粮草等而言，坐仓的重点对象是军人、购买物是已被分配于军人的余粮，而且是现场计价支付。虽然，坐仓的对象、籴买方式等发生了变化，但最初的制度设计也一直延续并起作用。宋廷非常重视坐仓的发展。宋仁宗时，在薛向、张方平等大臣的支持下，出现了籴便司和嘉祐坐仓法。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曾召集王安石、曾公亮、王珪、司马光、吕惠卿等廷议坐仓利弊，最终支持吕惠卿的建议，推行坐仓。®兼及前述嘉祐坐仓法的推行、官职机构的完善及有关诏令、管理法规的出台，都充分证明北宋中后期诸朝都非常重视发展坐仓，坐仓在当时已是重要的粮食籴买制度了。北宋自仁宗起一直保持百余万的常备军，国家财政收人的至少六七成用于军费，加之名目繁多的赏赐、贴补等，军人的粮草消费势必有大量结余，结果一方面现有籴政趋弊，财政收支更加困难，—方面军人大量余粮囤积、腐坏，通过坐仓籴买军人余粮，可以部分实现籴有佘、弥不足、增加粮食流通、省费用、缓解财政危机等作用。而这也许正是北宋诸帝重视并大力发展坐仓的主要原因。宋祚南迁，偏安江南一隅，政局动荡，战争频仍，阶级、民族及社会矛盾突出，民生趋艰，财政危机更加突出，军粮筹措尤为迫切、艰巨。恰如前述，这时坐仓已发展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主要籴种之一，担负了相当大部分粮草的筹措任务。®—言以蔽之，坐仓是宋代诸多粮食籴买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在宋代军粮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制度本身也许并无好坏之分，关键要考察它出台的目的、服务的对象、执行力及其效果。坐仓在发展过程虽伴随着诸多弊端、缺陷，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其为宋代重要的籴买制度。
其次，坐仓的弊端也很突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其实，前述“抑勒”籴买，“减克请受、兑折坐仓”，“支价钱低小”等，都是坐仓弊端的表现。坐仓弊端的发展，首先危及军人利益。元符三年(1100)四月二十日(宋徽宗即位未改元)，宋廷诏：“访闻诸路灾伤州军，缘仓库蓄积不广，致支散诸军月粮、口食等，多以情愿坐仓为名，又支价钱低小，致食用不足，因兹逃窜饿殍，恐寖久聚为盗贼。”两宋之际，不仅士卒有“昔日禁军难作而易活，今日禁军易作而难活”之见，李纲亦认为“国以兵为本，兵以食为天……欲强兵以制夷狄，未有不以谷粟为先者……又行坐仓之法，士有饥色，其何以战?”®军人的利益受到严重侵害，忍无可忍时，他们会铤而走险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宋代坐仓的弊端，远不止这些。宋徽宗重和年间，延康殿学士徐处仁就已指出坐仓害民。®任何制度、政策的出台，都受其自身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而制度、政策的制定者(或设计者)、管理者、执行者的腐败行为、渎职作风，势必会激化该事物弊端的发展，坐仓也是一样。“府库仓廪俱空，而有坐仓之籴”，“兴州银一两博米仅得一斗，缘军粮不足，有司不免贵支坐仓价钱。计司失职，莫此为甚”。更甚者，“官员自有俸禄，差充坐仓董纳，亦职分中事，乃公然取受，略无愧怍，习以成风，所在皆然，而钱数未有如江西之多也。故于未开仓之前，争营求为受纳官，上官或委之私人，明言照顾之。盖有一年在仓，而获数千缗者。此钱何从来哉?皆民之膏血也”。
剔除制度本身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对于一项没有选择能力的制度而言，执行过程中的腐败，或者执行者(阶层)的腐败，无疑是其弊端生发的主要原因。以上诸多弊端，都会在坐仓推广过程中，被分配到军人、一般民众、下层官员及部分商人头上。所以，坐仓的发展过程，不过是宋代盘剥扩大化、人民日益陷人水深火热的痛苦泥沼而不可拔的过程。虽然，宋代坐仓在军粮筹措、国家财政收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应认清其同时也带有严重的社会剥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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