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理成本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的代理成本学说为整个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研究奠定了理论框架和分析基础。jensen和meckling将代理关系定义为一种契约,在这种契约下,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委托人)聘用另一人(即代理人)代表他们来履行某些服务,其中包括把若干决策权托付给代理人。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由此他们将代理成本定位为委托人发生的监督支出、代理人发生的约束性支出和委托人承担的剩余损失。 4.股利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成长机会理论。信息不对称是指公司管理者与投资者在有关公司信息方面存在时间及数量上的不一致性。股利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公司的管理者比外部投资者占有更多的内部信息,且在时间上也比外部投资者早得多。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虽然股东可以创造自制股利或将其所获股利用于再投资,但是在交易中会发生交易成本(如经纪人佣金等)。成长机会理论指的是当公司进入成就期后,通常从某一时刻起开始支付股利,并逐步提高所付股利占净利润的比例。经验证据表明,公司股利政策的模式一般保持不变,当股利政策改变时,股票平均价格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公司一般保持稳定的股利政策。 二、国内研究 我国的股利政策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建立了资本市场,90年代中后期逐步开始股利探索。翻译借鉴西方成熟而完备的股利理论与实证,研究方法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的股利研究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一大特色。目前理论和实证研究对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对股权结构主要探讨股权结构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已有多项实证结果。对于股利政策的研究偏向于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多项因素的综合分析,较少从股权结构方面展开进行分析。二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两者均较少涉及股权结构和配政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对于经营业绩的研究是针对一个过程的结果,属于事后控制的范畴,而股利政策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选择不利于公司发展的分配方式,将会直接影响到公司业绩;另一方面,公司业绩反过来又会成为发放股利的一个制约因素,兼具事中和事后控制的作用,可以帮助投资者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利益。1999年,吕长江和王克敏采用因子分析法在对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38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构造了8个与现金股利有统计显著性的因子,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研究因子与股利支付水平之间的关系显示,国有股和法人股控股比例越大,内部人控制度越强,公司的股利支付水平越低;国有股及法人股比例越低,公司越倾向于将利润留存于未来发展,易采用股票股利代替现金股利的支付政策。 2001年,赵春光、张雯丽、叶龙选取1999年底前上市的210家公司为样本研究股利政策的选择动因,结果也表明股权集中度越高可能越不分配股票股利。原红旗2001年在对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1994-1997年除金融概念股外的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分年度进行横截面分析,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通过现金股利从上市公司转移现金的行为,而对以股票股利留存于公司内部的资金存在浪费现象。魏刚2001年以389家公司1367个样本观察值为基础,采用legit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和股权结构的关系,发现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高;相反,国家股比例和法人股比例越低,上市公司分配股利的概率越低。 三、总结 从目前相关的文献来看,无论是传统股利理论还是现代股利理论,无论是从税差理论角度、信号效应角度,还是从代理成本理论角度,中外学者都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股利之谜”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现代公司财务学是在放松了mm定理的假设条件和基于现实条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已经越来越多涉及到利益相关人之间以及股东之间的利益分化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在国外,股利政策的研究通常都以mm理论为研究线索,通过放松其严格的假设条件来研究现实世界的股利问题。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财务学者将不对称信息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财务理论,这些理论对现实世界公司的财务决策给予了重新的解释,突破了传统只重视外部可见因素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可分配收益有决定权的个人动机研究,人们开始认识到不对称信息决定了契约的不完美这将导致作为决策主体的个人动机在财务决策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与动机相关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也成为了研究的重点。国内的研究则主要体现为:应用国外股利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特殊情况,很少系统地从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环境出发,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利益主体的股利支付动机。因此。在我国,从公司的治理机制出发,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将会是一个新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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