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原因复杂，在国家货币政策松紧交替，金融体制处于半垄断状态，民间金融交易市场不规范运转，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且税赋偏重，实体经济成本上升利润下滑，民间资本跟风投资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小企业集中、民间资本充裕的温州有其率先爆发民间借贷危机的必然性。 关 键 词：民间借贷；危机；货币政策; 金融体制；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３５４４（２０12）０3－００27－03 温州一直是中国民间金融的榜样，近期却爆发债务危机。金融界、经济界、企业界的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对“温债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分析。综观目前的媒体报道，很多人将“温债危机”直观地归咎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企业借高利贷后发生资金链断裂。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故以此解释“温债危机”的爆发恐怕未能触及根本。鉴于此次债务危机所波及和影响的企业范围较大，需要从制度、政策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地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 1. 金融机构的政策性歧视致民营企业对民间借贷过分依赖，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在当前我国二元结构金融格局下，大型金融机构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偏爱于对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政府背景企业融资，而部分中小企业则无法指望从正规的银行机构中获得信贷额度。据有关统计，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0%，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非国有部门贡献率约为60%，贷款却只占不到20%。当金融机构存在政策性歧视，民营企业要发展起来，自然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吃尽了银行闭门羹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逐利的民间资本一拍即合， 使得原本主要用来解决子女上学、求医治病、购买或修建房屋生活支出的民间借贷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部分依赖于民间借贷。 这种借贷的过度集中，加大了民间借贷的风险。 2. 货币政策的变化给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伏笔。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国都对经济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从2008 年9 月开始，我国的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先后4 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在保证流动性供应，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国内外货币条件较为宽松的大背景下， 也给我国通胀预期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为此，我国的货币政策又从“宽松”转向“趋紧”，央行于2010 年1月18日开始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此后又经过5次上调，于2010年底达到18.5%的历史高位。 进入2011年以来，央行在上半年以每月一次的罕见频率，连续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2011年6月14日，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 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 意味着商业银行可提供放款及创造信用的能力的下降，其结果是社会的银根偏紧，货币供应量减少，利息率提高，投资及社会支出都相应缩减。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松紧变化， 增加了企业融资的难度，给民间借贷危机埋下了伏笔。在此轮货币紧缩政策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时期， 大量的贷款投向许多中小企业。 出于宽松货币政策与通胀之间的逻辑推演：之前很多中小企业加大了负债投资，但随后货币紧缩，信贷收紧，使得这些企业在刚刚完成了基础建设，需要资金投入生产、产生效益时，却无法从银行获得持续的资金支持，使原本融资就困难的中小企业又雪上加霜，无奈之下，企业只好互相拆借或者高息借债。在此背景下，民间借贷利率随银根松紧而落涨，在国家控制通胀、流动性不断收紧的影响下，温州民间借贷空前活跃，借贷利息一路疯涨，据2011年7月21日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民间借贷年综合利率水平已提升至24.4%。 高息借债加大了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当企业遭遇市场变化时，资金链断裂的隐忧即成为现实。以太阳能光伏产业为例，由于受该产业“钱”景的诱惑，国内大批资金涌入光伏制造业，原本从事电气、饲料、家电、地产、五金等行业的企业都涌入光伏行业“淘金”。我国光伏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欧洲光伏市场的拉动。但光伏太阳能的主销市场政策有变，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都削减了从中国进口光伏太阳能产品，导致大批大规模进军光伏产业的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企业被迫停产或消失，使民间借贷危机加重。 3. 金融机构的政策性垄断致民间借贷难以规范运转。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保持了银行主导、国有资本主导银行体系的格局，银行体系迟迟未能对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依然处于“半垄断”状态。这种不合理的金融体系压制了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市场，使民间金融处于灰色地带，不具有合法的地位，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体制之外，难以规范运转。再加上温州民间金融一向发达，结果就是全民参与民间借贷，各种组织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息趋高等各种民间借贷乱象丛生，危机四伏。据2011年7月21日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市全市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随着民间借贷活动的迅速发展，民间借贷的主体已由传统的街坊邻里自有资金的相互调剂，转变为个体、私营业主、城乡居民等多种借贷主体。一些机构如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寄售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均在资金逐利的驱动下异化经营，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2010年银行贷款规模收紧后， 民间借贷利率明显高涨，据悉，温州民间高利贷最高利率达到180%。在巨额的利益驱动下，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借贷资金除了居民自有闲散资金投向民间借贷市场之外， 还有用各种手段从银行获得的贷款也转向民间借贷市场。 民间借贷市场逐渐从弥补银行对民营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不足的补充性作用为主， 转变为聚集闲散资金进行各式资本投资为主。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血液， 市场经济良性运转需要多层次的金融机构。只有放松金融管制，降低银行业进入壁垒、打破国有垄断，让民间金融机构和国有金融机构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 形成理性而良好的金融市场，让国内所有企业都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才能真正对高利贷起到釜底抽薪之效。 4. 税赋偏重致民营企业发展张力受限。 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的税负是比较繁重的。从《福布斯》杂志发布的2005～2009年“税负痛苦指数”看，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均持续保持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位。在我国，企业的营业税为营业额的5%，城建税和教育附加税分别为营业税的7%和3%，企业所得税高达33%。在这样沉重的税负下，民营企业的获利空间被压缩，难以伸展发展的张力，更加难以抵御可能的经济衰退带来的冲击。 一旦遇到经济不稳定， 必然给与民营中小企业有高度依附关系的民间借贷市场带来冲击， 最后导致民借贷市场的危机产生。 5. 制造业利润率降低致民间资本偏离实业。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依靠“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白手起家，投身眼镜、皮鞋、服装等制造业，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即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但应当指出的是，温州制造的小商品是依靠“低成本、低技术”而谋利的，始终处于产业链条的低端，在短缺经济背景下，发展、盈利或许不是问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制造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拓展空间十分有限；而原材料辅助材料成倍涨价、工人工资不断增加，致使企业成本直线上升，利润越来越薄。2008年金融危机时，温州制造业利润至少还有8%～12%， 虽然艰难还可勉强维持，但目前加之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只有1%-3%的利润， 一旦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制造业利润率的降低使得温州商人不再钟情他们过去发家的实体经济，而是转向利润收效更快、更高的虚拟经济。 6. 民间资本疯狂逐利致投机泡沫与借贷风险。制造业利润率的降低，资本的逐利性，使温州商人将手中积累的财富另寻其他高额回报的投资渠道。近年来， 温州相当多的企业已经将投资重心转移到其他项目上，如“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油团”、“温州炒金团”等频现大江南北。在一段时间里，这些炒家获利之巨远远超过经营实业带来的利润，在暴利驱使下，更为大量的产业资本因实体经济领域投资回报不高而流向回报率更高的资本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温州资本开始涉足创投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领域，并于近一两年的时间中，在银根收紧的背景下投向民间借贷市场，最后发展到放高利贷，博取息差，以钱生钱，导致出现严重的投机泡沫和巨大的借贷风险。 7. 房地产宏观调控致温州炒房者的资金链断裂，给民间借贷市场带来危机。在温州民间资本逐利当中，投资最多的当属房地产。由于前几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飙升，买房卖房，买地卖地成为最赚钱的投资。据媒体报道，在温州不仅民间资本进入房地产市场，很多企业早已把所谓的主营业务当作了融资平台来经营，然后把融入的资金投在房地产市场。资金实力强的企业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而资金实力欠缺的从事炒房行为。而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司则直接参与到与炒房有关的产业链上去，有的充当资金的掮客，有的成立担保公司，甚至银行信贷都成为炒房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但是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下称“新国八条”），导致房价失去上涨的基础，开发商回笼资金困难，故而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而对于个人购买住房不足5年转手交易按销售收入全额征税措施的实施，则有力地阻止了温州炒房团的炒房行为，使得那些依靠高息借债的炒家陷入两难困境，或者继续持有房屋而背负更高金额的高利贷，或者销售房屋造成巨额亏损。无论哪一种做法最终都可能会导致资金链的断裂，给民间借贷市场带来危机。 综上所述，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原因复杂，在金融体制不开放，国家货币政策骤松骤紧，民间金融交易地位不明，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且税赋偏重，实体经济成本上升利润下滑，民间资本过于炒作，遭遇地产调控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下，在中小企业集中、民间资本规模巨大，而对民间资本监管又滞后的温州率先爆发民间借贷危机就成为必然。 参考文献： ［1］刘星，严红枫. 麦克米伦缺口的中国解答［N］. 光明日报，2011-08-18. ［2］洪振快. 温州民间金融60年：呼唤金融制度深层改革［N］. 新京报，2011-10-15. ［3］周文天. 高利贷运作秘笈：“流动银行”点鼠标就能借到钱［N］. 中国证券报，2011-06-11. ［4］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变动影响因素及其监测体系重构研究［J］. 浙江金融，2011（1）. ［5］卢亚娟，吴言林. 二元金融结构对宏观金融政策的影响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5）. ［6］董碧水. 解决温州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关键在于金融体制改革［N］. 中国青年报，2011-10-17. ［7］瞿方业. 解决债务危机要抓住本质［N］. 大众日报，2011-10-14. ［8］张若钦，王刚，季泽军. “后危机时期”的我国货币政策［J］. 学术交流，2011（5）. ［9］殷醒民. 通胀周期性特征与货币政策的适时转换［J］. 探索与证明，2011（4）. ［10］张晓赫，吴立剑，杨漾. 温债危机，房地产惹的祸？［N］. 深圳晚报，2011-10-28. ［12］张晓赫. “温债危机”调查：冰山一角显现，期待阳光化［N］. 中国房地产报，2011-10-27. ［13］陈蓉. 论我国开放民间金融市场的政府行为选择——基于日本、台湾地区民间金融的演化［J］. 理论导刊，2009（7）. ［14］刘新宇，黄佩. 温州270家担保公司集体歇业［N］. 广州日报，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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