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难点和盲点在农村。在某种意义上，人口问题就是三农问题。目前看法很多，但需要廓清和深化。村庄空心化，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脑子好的考学了，身体好的当兵了，年纪轻的打工了，今后谁来撑起新农村建设的大梁？数年之前还是较为零碎的现象，现在已经成为“三农”领域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在调研中发现:“农业劳动力后继乏人，农业劳动力危机，年轻人不会也不愿意种地，50岁以下的劳动力少之又少。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相当严重。农业产量受到很大影响。”?伴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而来的是土地撂荒，劳动力的老龄化、妇女化现象严重。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和大力兴办职业教育以后，新增加的成年人大都不愿意在农村，老年人、妇女和未成年人占当前在家农业人口的绝大多数，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已经出现季节性用工短缺，与沿海省份各大企业面临的“用工荒”一样，农民们也在为找不到人帮忙发愁。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劳力荒”““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近段时间，各界关注“民工荒”较多，但不全面。近年来，已经有不少研究发现了农村的人口危机，就是劳力荒和农民荒。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几年前的全国性调查发现，不少村庄已无劳动力可以转移，这是一个有力证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2006年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结果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四十岁以下的劳动力。各村拥有的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299人，东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
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均为154人，东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47.9%略高。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己经出去了，近1/3的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都在80%以上，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也就是说，“劳工荒”的问题不只是在城市中出现。
农业劳动力危机是否纯粹的数量型短缺问题？恐怕不完全是。我们可以将农村劳动力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部分。存量是现在务农的中高龄农业劳动者。增量是年轻一代的农业后备军，但扎根农村的“军心”不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意味着存量的减少速度快于增量的增长速度。增量进一步可细分为流量和留量。回乡农民则是流量和留量的变换。
考察农业劳动者供给危机可以从数量、意愿和选择来考察：
其一，从数量看，随着人口生育率下降，新增劳动力供给出现萎缩趋势，出现了生在农村却不事农活不爱农业的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中有“独生子女新生代”，他们有农村户口却没有农民的职业。农之子恒为农的格局早被打破，农民的社会流动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胎化”的后遗症正在浮现，最初对人口增长危机的判断是片面的，就是通过人口控制来缓解紧张的经济与人口的关系，主要是就业难问题。其实，很多中国问题都是“体制病”，人口问题是表象，因为人口变动是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产物。经济本身在成长，需要的劳动力在增多，然后低生育率却导致年轻劳动力供不应求，这就是“超低生育率的困境”。亡羊补牢， 亦已迟也。从我国人口总量出发而不是从动态的人口经济关系出发来看待人口控制的意义，事实证明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
其二，从意愿看，改革开放形成了打工文化、农民流动文化，有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对农村发展也提出巨大挑战。国务院2006年调查涉及2005年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结构看，每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1081人，务农的占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柄双刃剑，大量青年人口的外出对农村农业发展也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即使待在农村的劳动力也是被迫种地，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农业的职业声望低，劳动报酬低，劳动强度高。大批80后和90后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他们渴望成为城市的新市民，要求与城市居民有同等的权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预期，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不可避免，预计30年后中国农村将只有4亿人口。
其三，从选择看，“农民荒”现象背后存在着两种短缺：
(1)流转式短缺。流转包括流动和转移。农村人口的流动有三重含义。农村人口的地理流动、职业流动和社会流动导致过度城市化，导致上溢下漏，在某些地区和某个阶段强化了城乡的不对等发展。
过度城市化的危机深化，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城市超载，出现城市贫民，交通拥堵，都市人口拥挤。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注意到城乡平衡发展。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方向，而且有一个程度、质量和对接。中国需要“适度城镇化”。
托达罗的预期收益理论和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各有长处。前者注意到城乡发展的平衡问题，后者提出了无限供给的理论假设和现代经济起飞的人口学条件。
(2)逃离式短缺。“三农问题”的李昌平呐喊犹在耳畔:农民真苦、农村真落后、农业真危险。的确需要警钟长鸣，君不见撂荒现象处处可见？这说明了在人地关系紧张的中国，人地关系恶化，导致“人地脱离”。究其根源，是农业强度高，收益低，不受尊重，精神收益几乎是负的，存在着一种职业耻感。越是传统的小农业、缺乏支撑的弱质农业，年轻农民逃离土地的现象可能更严峻，这可以是一个假设，需要验证。“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20个字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而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我概括为比较利益诱导，人往高处走。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则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发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动力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1:3。
最后，谈两个想法和建议：
第一，要深化和推动农民的就地转移、人口集聚和就地城镇化。在中国，城镇化的提法比城市化的提法更符合国情。土地集中、人口集聚、资源集约，三者统筹是一个方向。笔者实地调研过的江苏北部东海县薛团村模式的特点是整合资源、优化发展，通过合并邻近分散的自然村，建立一个规划科学的中心村，人口集聚，土地节约，耕地复垦，实现了资源的重新组合和效益提升，同时更容易实现了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目标。通过农村人口集聚带动资源的集约使用和优化开发，已经使新农村建设曙光初现。但我们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人制宜发展不同模式，避免“一刀切”、“齐步走”的悲剧。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的村庄中，认为有必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村的比例略多，为55%;认为没有必要集中居住及合并村庄的占45%。关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难点，调查中反映，最大的难点是贫困户承担不了成本，占调查村的比例为60%;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成本增加和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等则分别占45%、5%和31%。其中，反映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的比例约1/3，是一个不低的比例，显示对村庄进行改造要慎重。
中国城镇化需要就地和异地、城乡两头同时推进，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平衡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关系。不断深化对城镇化的认识，不仅仅是人口城镇化，而且是社会功能的城镇化。我的观点是:“全域城镇化，有限市民化”。广袤的乡村需要田园牧歌式的风光和生活，但也需要城镇生活的便利和品质。换言之，新农村建设意味着虽然身为农民，生活却似城市，这样的景象已经毫不鲜见了。
第二，通过农业的转型推动农民的转变:提升农业产业发展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日本20世纪70年代曾经发起“一村一品”运动，初衷就是要激发农村青年对家乡的自豪感。新农村建设、新农民培育大有可为。农民对农村乡土、农民身份和农业职业的认同极其重要。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乡村社会改造到现在的“三农”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要跳出传统的“三农”框架来解决“三农”问题，发展现代农业、立体农业、绿色农业、生态农业是必然方向。与此同时，我们要有信心写出可与美国著名学者t.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媲美的鸿篇巨制《再造乡土中国》。其中，如何给农民信心和出路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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